高瑞东/文 大国之间，无时无刻不在互相追赶，每一次危机，都是弯道超车的机会。新基建是此次中国“危中求机”的胜负手，政府势必重点加大投入。我们以杭州和上海为样本，推算2020年“新基建”的全国财政投入有望达到1万亿元以上。如果连同带动的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投入、社会资本投入，以及“新基建”直接相关的5G基站、工业互联网、充电桩、大数据中信等企业为主体的投入，最终2020年对“新基建”的总体投入规模可能超过2万亿元。

一、“新基建”是中国穿越危机的关键

每一次危机，都是一次弯道超车的机会。2020年1月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谁能够“化危为机”，谁就能在危机后持续领跑全球。回头看，穿越2008年次贷危机的国家中，只有美国和中国，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美国人均GDP已突破6万美元，已经彻底将其他G7国家甩开；而中国人均GDP已在2019年突破1万美元，向前迈了一大步。

大国之间无时无刻不在互相追赶和竞争。2008年次贷危机后，G7国家中，只有美国进行了最彻底的市场出清和要素重组，在政府加杠杆拉动总需求的支持下，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和居民部门大幅去杠杆，奠定了美国经济的最长扩张期和美股十年牛市。2020年3月以来，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美国政府推出了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政策，提振总需求，虽然美国政府的初衷是救助企业、减少失业，但美国企业也必然在这个过程中重组资产负债表，为疫情之后轻装上阵积蓄力量。

全面权衡，精准施策最为关键。对中国来说，优势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去杠杆”，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劣势在于，2020年不比2008年，一方面，中国的外部发展环境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民粹主义盛行，“去全球化”背景下，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发达国家越来越限制自身的“科技外溢”。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要素价格逐渐抬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个别资产价格高企。这一背景下，如何用好我们现有财政货币政策空间的筹码，就显得尤为重要。

“新基建”是中国“危中求机”的胜负手。4月17日政治局会议要求，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任何产业发展，都有一个从弱小逐渐壮大的过程，与其相匹配的人力资本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积累。目前，我们的传统基础设施和传统产业，占我国投资与生产很大比重，是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的关键。同时，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们能否“弯道超车”和“危中求机”的胜负手，是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将我们的产业和创新提升一个层级的关键所在。

二、数字经济的正外部性：提升治理水平与经济效率

智慧城市不仅可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而且可以提高疫情防控能力。全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发展战略深度融合，可以切实提高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水平，更高质量助力经济转型创新发展。同时，智慧城市建设可以推动公共卫生能力的提高。通过启用多种智慧城市的创新应用，例如“健康二维码”、三家电信企业提供机主“14天内到访地记录”、口罩在线预约等，有助于实施精准疫情防控、推动复工复产。

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潜力巨大。疫情对一些传统行业冲击较大，而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费、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成长潜力。3月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8.9%，比1-2月份大幅回升了20多个百分点。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大幅增长13.2%。新经济新业态，不仅是有效推进疫期防控和疫后经济复苏的重要落脚点，将这些潜力有效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动力，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进一步释放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

新经济助力浙江快速从“疫情冲击”中复苏。疫情期间，在线经济受到冲击较小，这也使得浙江省财政收入增速下滑幅度较小，2月份财政收入单月增速为-1%，显著小于其他省份下滑程度。据浙江省财政厅介绍，1月至2月，浙江省企业所得税收入290.96亿元，增长13.6%，增收主要来自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311.3%，对企业所得税的增收贡献率为113.2%。反观以旅游业为主要支柱的海南省，2月财政收入增速-59%，出现大幅下滑。这也体现了在线经济在对抗外部冲击时，对于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正因如此，2020年4月以来，各省争先推出新经济“新基建”行动方案，如4月2日，广东出台《加快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引领型城市若干措施的通知》，加快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加速将广州打造成为粤港澳数字要素流通试验田、全国数字核心技术策源地、全球数字产业变革新标杆。4月8日，上海出台《上海市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聚焦无人工厂、工业互联网、在线医疗等12大发展重点；实施智能交互核心技术攻关行动、新型基础设施支撑行动等6项专项行动。4月14日，安徽出台《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5G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支持“5G+工业互联网”、“5G+智能制造”、“5G+车联网”、“5G+能源互联网”等重点产业应用，对国家级试点示范、优秀产品给予重点奖补。

三、“新基建”政府投入规模估算：万亿可期

城市数字化和产业数字化的一系列信息化建设，是政府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发力点。我们从杭州和上海的先行经验中发现，在2014年至2015年建设初期，杭州针对数字经济的财政投入约占预算的2.6%左右。虽然后期预算占比相对下降，但是总规模仍在逐步提升。同时，在2018年之后的预算执行报告中，杭州将“数字经济”部分从科技发展中独立出来，单独列示，特别强调针对数字产业化和城市数字化的专项投入。从2019年开始，上海开始大幅提升信息化建设投入财政资金，根据2019年上海财政决算数据，合计投入经费约为187亿元，占2019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179.3亿元的2.3%。

2020年4月13日，上海发布《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提出要以在线新经济，作为超大城市有效推进疫期防控和疫后经济复苏的重要落脚点，促进上海经济率先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并提出2020到2022年末的一揽子建设计划，包括12个重点发展领域，以及众多配套政策措施。

我们认为，上海新经济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是对决策层“疫情对产业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指示的重要实践，是对发展新经济形态、培育产业新动能的重要探索，将为全国其他省市地区更深入的推动信息化建设，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样本。

因为大部分省份预算在疫情爆发之前通过，未来各省2020年信息化建设预算有望上修。从2020年各省已经公布的预算方案来看，信息化建设预算投入占比不高，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约为0.1%至1%，大幅低于上海及杭州的投入比例。疫情之前，一方面在线经济的相对优势还未显著体现，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整体平稳，对提升产业链效率的改革诉求也未到急切地步，对于相关方面的投入要求不高，更大的力量还在向民生和传统基建倾斜。

疫情冲击之后，在政治局会议的大力倡导下，信息化建设必将是各省发展新业态、加速产业升级的核心抓手。我们假设在“新基建”配套政策支持下，如果各省市“新基建”投入能够占到预算资金的2.5%、3.75%及5%，以2019年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4万亿规模为基数，则2020年可以分别对应投入“新基建”资金达5000亿、8000亿及1万亿元。

并且，本文讨论的仅是政府财政方面的直接投入，如果连同带动的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投入、社会资本投入，以及“新基建”直接相关的5G基站、工业互联网、充电桩、大数据中信等企业为主体的投入，最终2020年对“新基建”的总体投入规模可能超过2万亿元。

（作者系国泰君安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