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鹏飞:城市化下一程,职住一体还有哪些路要走?

疫情之下,全球政治和经济倍受影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遭遇挑战。

5月30日,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0春夏论坛举行线上会议,聚焦“红利与挑战”,探讨“后疫情时代”中国城镇化的新征程。

城叔将聚焦与会专家核心观点,陆续推出系列文章。本期专家——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

往期回顾:【徐林:城市化动力依然强劲,制度改革需要“跟上节奏”;叶裕民:城中村改造只能赶走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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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人类住区的活动(包括城市化问题),实质上主要就是两点:一个是‘职’(工作),一个是‘住’(生活)。”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0春夏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从职住视角看下一程城市化的未来》的演讲。

对比国内外的职住情况,一般来讲,国外没有职住分异的现象,人们在农村就业,农村居住,转移之后就到了城市工作生活。

但在中国,由于一些因素,比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包括土地、人口等制度的变迁,加上外部需求的问题,使得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职和住分开了。

二三十年前,职城住乡的情况比较常见。“下一阶段正从目前的职住离异转向职住一体的城市化。”倪鹏飞表示,在这个过程中,仍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

职城不稳,职乡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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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足够的就业保证,城市化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倪鹏飞提出。从职住视角来看,他认为“职城不稳、职乡不能的就业风险加大”是一大问题。

“我们的农民工,上亿农村转移人口实际上是兼职的”。倪鹏飞解释道,

他们有两份工作,一份是在家乡经营农村的土地,一份是外出打工的职业。就业保障就在他的家乡,农村土地就是他的就业海绵。城市里有需求,他们就进城,城市需求放缓,他们就回到农村去。

“这是过去我们几十年一直在做的,但现在和未来就不太可能了。”随着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大部分土地租出去后,农村转移人口或者新市民回到乡村可能没有相应工作,带来职业不稳的风险。

尽管中国新增人口总体放缓,但城市里原本还有2.9亿存量的新增农民工以及1.4亿将要进入城市里的农民工,这些都是刚性就业,整体就业压力不小。

然而,今年受疫情影响,国际产业链发生变化,就业问题凸显。以义乌、中山等东南沿海地区为例,自三、四月份全球疫情蔓延以来,工厂订单受到影响,不少外来务工人员无工可复,又辗转回到家乡。

更为常态化的问题在于,制造业的比例在迅速下降,这也将导致一些类别的就业岗位减少。为此,倪鹏飞的建议是,

对于新市民积极参与就业的中小微企业、在城市里做服务的产业,要给予政策性的支持。当下,已有西部城市开始恢复地摊经济,助力就业。

同时,也要给新市民进行就业培训,将此纳入到中小企业服务体系里,还包括信贷担保、信息服务等一揽子计划。

公共服务存在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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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他的后半句,“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随着人们对城市生活的追求,城市化也在从职业收入牵引转向生活居住牵引。

“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到了为获得更好生活来带动城市化的节点。到城市里来,就是要享受城市里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倪鹏飞提到一种现象,大部分农村青年要结婚,都必须在城市买房,也就是(婚后家庭)要住在城市里;已经结过婚、有富余资金的农村家庭,也会为了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搬到城市居住;还有一些为了老人养老或者医疗方便而进城居住的案例。

“最强劲的就是婚姻和教育这两个因素。”年轻的人口通过婚姻杠杆,几乎把适龄青年都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农村转移人口权利(公共服务)分割的问题需要被重视。

在职住分离的情况下,个体的权利与所应享受的公共服务,比如就业、居住、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权利都附着在“住”上面,因为“住”和户籍联系更紧密。

也就是说,转移人口在城里就业没问题,但是就业保障没有人解决,如果失业了没有人解决救济金的问题。尽管现在有失业保险,但针对农民工的失业保险缴纳率仍旧不高。

此外,转移人口在城市里挣钱可以生活,但是涉及到生活保障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等公共服务,还是在农村。

“这个问题目前有一定改善,但没有根本性的改善,要进一步解决。”在倪鹏飞看来,“住”是一个抓手。

“住”和公共服务权利联系最紧密。他建议,建立“新市民安居工程”,作为长期的政策来推动。“农民工的问题或新市民的问题核心问题就是‘住’,把房子解决了,公共服务目的就能够通过一定的机制设计解决了。”

未来的一个趋势是,随着职住走向一体,转移人口的基本权利、基本公共服务也将从分割走向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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