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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有一位名叫魏种的人，曹操举魏种孝廉，对他青睐有加。

公举种孝廉。兖州叛，公曰：“唯魏种且不弃孤也。”

曹操东征徐州，吕布乘虚入侵曹操根据地，兖州。当时兖州绝大多数郡县都背叛了曹操，而当年被曹操举孝廉的魏种，没有背叛他。所以，曹操对魏种的这一行为是感激的，说出了“只有魏种不抛弃我”这样的话。这句话中，不难体会出曹操对魏种的亲切态度。然而之后，事情发生了倒转。

及闻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擒种。

“及闻种走”，是说魏种弃曹操而去。其缘由不得而知。但对这件事曹操非常愤怒，且撂下狠话：“除非你逃到胡、越这种天涯海角，否则我绝不放过你。”且不久后就活捉了魏种。至此，曹操对魏种的态度容易明白：伤心加愤怒。但曹操接下来的做法，就有帝王之气了。

公曰：“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

在愤怒和才干面前，曹操选择了后者。换句话说，一个人背叛了曹操，曹操会因其才能而原谅此人。这，就了不起了。汉末三国时期，能在这方面与曹操比肩的，恐怕只有刘备。至于孙权，想想他晚年对陆逊做的那些事吧。曹操和魏种这件事，是他对人才所持态度的最好例证。

曹操，是魏晋时期第一位在用人方面，对前世有巨大突破的人。而在他之前的时代，用人思想并非如此。谈用人思想，就不得不从意识形态入手。秦汉以降，思想意识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有一个变化最为重要，一句话概括：东汉时期，是儒学士大夫阶层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以神意解释为走向的今文经学地位，已逐步被以历史解释为走向的古文经学所取代。而经学的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实践，当然，也包括用人思想和实践。

今文经学，是两汉时期儒家经学一个学派。其尊崇孔子，将六经之所作全部归功孔子。将孔子删改的六经，看作是对后世的巨大贡献。而刘歆所提古文经书，就成了伪作。在对政治问题的观点上，今文经学家为大一统帝国及君王统治之需服务，并提出符合王朝利益的政策观点。

今文经学之渊源，要追溯至始皇帝。秦始皇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但在王朝创立初期，由于统治需要，他不得不推行一些能够满足现实需要的政策。例如，秦始皇为统一新建王朝的思想，采纳了李斯的建议：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谐守慰杂烧之。

秦始皇之所以采纳这一建议，并非他真的希望如此，只是处在他的位置上，考虑问题的格局和角度与普通人完全不同。秦朝创立之初，百废待兴，帝国之内问题很多，秦始皇延续了他在灭六国时期一以贯之的实用主义思想，将其用在了文化建设上，于是，就出现了这种在普通人和后人看来非常极端和不能原谅的事，然而，这实在是对秦始皇的莫大误解，实在是要为他平反的。

秦朝、西汉以及东汉初年，今文经学维持了它的地位，但东汉初年后，古文经学崭露头角。所谓古文经学，是指秦始皇焚书之前的经书，是秦始皇当年没有焚烧掉的经书。比如，始皇焚书时，有一些民间儒学者，藏匿了一些当时违禁的经书，这些经书从而得以保存。古文经书和今文经书在许多方面都不一样。例如，古文经学崇奉的不是孔子，而是周公，将孔子描述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先师；同时，他们推崇今文经学家反对的刘歆和贾逵这些人。

这一思想转变，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一个，就是对待人才的态度。古文经学之思想，对东汉王朝筛选人才方面，有着巨大影响。由于古文经学，东汉中后期兴起的清谈、清议，以及对大儒背书的追捧，形成了当时对人才和用人制度的大风气。

例如，曹操在青年时代，也不能不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当时，他为了能在短时间内声名鹊起，也不得不去找大儒背书。

梁国桥玄、南阳何颙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世语》中记载：

玄谓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

可见，在曹操年轻时，如果想被发现，光有能力是不够的，还得有名人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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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曹操对待人才的态度，却与当时的主流思想天翻地覆。《曹操集·求贤令》载：

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说明曹操的用人，已经彻底摒弃了“名声”这一要素，他看重的，只有才能。曹操的《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记载到：

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行之，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曹操甚至能接受不仁不孝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再次证明了他对人才的唯一要求是：有才能。曹操这样对待人才，有两种可能：一是他天性爱才，二是他善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个人认为，两种思想曹操都有，但第二种思想要多一些。

首先，曹操天性的确爱才，这在许多方面都有表现。例如，曹操对郭嘉的态度。郭嘉之才，之前文章分析过，主要在其敏锐的判断力和果敢的勇气方面。郭嘉去世很早，曹操一直为这件事深感悲痛，晚年还时长追忆郭嘉，这就是发自本性的了。再如关羽，关羽的才干，主要在其勇敢和义气方面，是不可多得的将才。曹操也是发自内心喜爱关羽的才干，而不仅仅是想用关羽。所以他才想尽办法要把关羽留下来。

但曹操恐怕更善于随机应变。这一思想，在他整个人生实践中的方方面面都展现无遗。例如，他的军事天才，他对时局的判断和决策，以及，用人。

“治世尚德义，有事赏功能。”曹操在他的用人实践中，完美践行了这一真理。汉末乱世，军阀混战，如果再秉持治世用人的规矩，注定没有好的结果。治世用人，如上文所述，两汉之际，在乎才能，更在乎名声和德行。这样一来，许多有才无名，或有才无德之人，或有才但社会地位低下之人，必然要被淘汰。果真如此，那曹操手下的五子良将，几乎无一人能幸免，因为这些人，出身都不高贵，也都没有很高的文化，有的也只是勇敢。相反，曹操不拘泥于这些，他秉持了乱世用人的哲学，将“实际效果”这一重要思想，贯彻于人才的使用中。

为什么说，曹操不是一位彻头彻尾的爱才之人，而是随机应变的能手呢？因为曹操中晚年的一些举动。曹操中后期，除掉荀彧，除掉毛玠，等等，重点都落在了时局上，而不是人才上。若论才干，荀彧已达相国级别，但他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曹操前进的路，而那时的曹操，已不是最初起家的那位离不开荀彧这种士大夫代表人物的君主了，那时的时局，已经变了。所以，曹操根据具体情况，做出了适合于那时的决策。毛玠，也是如此。

所以，曹操的思想里，有一个非常根源的特点：道。“文王望道而未见，是真见矣”这句话，我认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来形容曹操。悟道的表现之一，就是不拘泥于一时一事，不以固态僵化的思维去理解问题，看待问题，而是根据世事的千变万化，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应对方法。

参考资料：

[1]《史记》

[2]《春秋》

[3]《后汉纪》

[4]《东汉隆礼之势的形成以及郑玄的崇尚礼学》，孔子研究，1992年第4期

[5]《曹操集》，曹操

[6]《举贤勿拘品行令》，曹操

[7]《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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