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约翰逊推出的抗疫政策，以及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关于“群体免疫”原则的论述，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争议。尽管英国卫生大臣随后回应称“群体免疫”仅仅是一个科学概念而非目标或战略，然而并没有平息舆论对“群体免疫”说法本质上是在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指责。

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词来源于达尔文主义，即中国人通常所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是否应该把达尔文主义这个生物学概念引入到社会学当中，以生存竞争与自然选择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人类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存在争议，因为人毕竟不是动物。在争议过程中，人们深刻地了解到，在困难时期，如何面对弱者，不同民族的认识存在差别。

对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中的民族来说，社会的主角属于强悍的中青年男人，他们认识世界的角度自然决定了整个民族的价值取向。需要长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迁徙时经常性遇到老人、病人和残疾人如何随行的问题，如果条件不允许，就要面临是否将之抛弃的选择题。而对于长期稳定聚居的农耕民族而言，男女老少都能以不同分工参与到生产中来，家庭成员之间关系比较稳定，也更容易结成牢固的情感纽带。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由不同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不同价值观念深入到各民族的基因中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为其中某一些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做法寻找合理性的一种理论。当然，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常常表现出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比如在面临自然和社会竞争时，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常常抱持胜利需要他人付出代价的零和博弈思维，而以“家文化”维系的农耕民族常常抱持以和为贵的理念。在面对重大传染性疾病时，尽管现代社会医疗条件飞速进步，人类整体道德观念发生很大变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因依然会在内心深处驱动一些民族做出用自然淘汰的方法保留强者的倾向。而以“家文化”维系的民族则可能做出灾情面前“一个都不能少”的选择。“失去亲人”对不同民族的影响也不一样。农耕民族祖祖辈辈在一个稳定的家庭内生活，彼此间相互依存感情深厚，任何亲人离去都很难被轻易接受。同时农耕民族少战争，缺乏“死亡准备”;而对一些习惯征战的民族或某些游牧民族而言，长年的征战或迁移很难有持久稳定的家庭，甚至同军营、同战船的战友情都大于亲情，更容易接受“失去亲人”。因为战争中经常要面对死亡，也有较多“死亡准备”。

在现代社会，医学伦理强调生命至上、不伤害患者、有利于患者、公平地对待患者，其本质上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背反。但在实际诊疗过程中，常常要面临两难。医疗条件、经济条件等方面的限制，都可能带来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默许或无奈的选择。笔者常对年轻医生说，这时候要尊重家属的选择，不要代替他们做选择，同时经常性地赞美家属。家庭是人类爱的学校，利他主义的中心，医生可以从家庭入手引导家属，鼓励他们的利他主义倾向。

而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就更加要警惕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谨慎对待以中青年强壮男性看待世界方式为主流的世界观;谨慎对待以生存竞争来处理与他人及他国关系的方法论;谨慎对待将弱者看作是懒惰和无能所致的强者哲学。心理学告诉我们，两个陌生男人碰面，常常意味着战斗与逃跑;两个陌生女人见面，常常意味着关照与结盟。我们要避免完全以“男性角度”看世界，并综合以上善若水、柔弱胜刚强的女性思维;避免全然依赖无限追求接近极限体验的男性思维，并综合以保护幼儿远离死亡的女性思维。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千百年来以家为本位的传统社会来说，保护人的生命与健康是最大的道德。(作者是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