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0年，在繁荣的东京（东京是北宋时期的都城，现在开封）城中穿梭过一个落寞的身影，这个身影在最后望了一样东京城暗暗下定决心：“我一定会回来的。”随后向西京洛阳疾驰而去，这个人就是司马光，由于他十分喜欢讲道理，所以我们暂且叫他司马老师。司马老师由于政治理念和当今皇帝不同，一气之下，辞去了主要官职。和一堆与皇帝政治理念不同的官员一起，去了退休官员的天堂——洛阳。在这里司马老师和那堆官员一起，领着政府发的退休金（宋政府以在洛阳给个闲职，享受不办公却拿钱的福利安置退休老臣。）在这里，那些曾经权倾一时的大官（比如当过宰相的富弼）都在尽情享受生活。只有司马老师一个人整天闭门不出，过了14年司马老师把一部史书进献给当时的皇帝，皇帝很感动，然后写了个阅（宋神宗亲为此书写序，起名至于他看没看，我感觉他应该是没看。），这部书就是被吹的惊天动地的史学大作《资治通鉴》。（此书本来叫通鉴，是给皇帝历史借鉴的意思，资治是皇帝加的名字，意思是吸取历史经验来治国的意思）

这部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是一部优秀的史书，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就算不从书的内容来看，单独从编撰团队上来看，就十分庞大。团队为什么这么庞大？因为这是政府编书项目，司马光在宋英宗的时候就得到了老皇帝的支持，以国家经费和人员来支持司马光写书。因此司马光也找到了许多知识渊博的帮手，比如刘恕就是个知识渊博的学者。正是由于司马光本人严谨的治学态度，加上资金的到位和学者团队的建立，使得这一部史书具有极高的价值性和史学性。但是也正是因为司马光赋予此书太多的政治性，和此书的国家性，使得此书也有了许多硬伤。一部历史著作，也从此沦为了字典一样的百科全书。

当然，政治影响学术是封建王朝的一个永恒的话题，这个问题其实在很多学术专著中都有体现。但是问题是，司马老师在这部书中灌注了太多政治性了，不仅大量的灌注而且十分浮夸的在书中四处写，这就让人感到十分尴尬了。而且这样写使得他想反映的，治国为君的道理，不仅缺乏说服力，而且慢慢的沦为了心灵鸡汤。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司马老师在写智伯灭亡的时候是这样评论的：“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由这段评论，我们可以推知司马老师全书的写作思路，其主要思路在于强行硬套道德价值观。实际上，智伯的灭亡和道德没什么关系，只是权术没有修炼完成，而最终被权术强于他的三家诸侯消灭了而已。（就是智伯毛躁，而韩赵魏三家的领主阴险咯。）这个结论，司马老师未必不知道，只是司马老师要体现道德的永远正确。就必须要把所有历史事件安上道德的龙头。

在这一点上，司马老师是成功的。但是正是因为他的成功，他的主要道德评论可以略过。所以，他忙活了半天自己夹带的私货却被略过，这应该就是他最大的悲哀了。

除了这一主要特点，司马老师的史书还有一个隐藏的政治性要素。要弄明白这件事，我们还要从另一个概念入手。这个概念也一直被人们误解，就是封建王朝，在自己的时代难道不修反映自己的历史吗？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是后一个朝代修前一个朝代的历史。这个概念可以说只对了一半，后朝确实修前朝史，但是本朝也是要整理记录属于自己的历史资料的。一般来说，官方修撰的资料就是《实录》和《起居注》两种。

有的朝代还会修其他方面的资料，这是特殊情况就不再常规范围了。在修本朝史料的过程中，统治者会篡改历史，而主持这项工作的大臣往往会有生命危险。因为写出事实被杀的大臣在宋以前有很多，比如北魏名臣崔浩，就因为把皇帝家族以前的破事全写出来还大规模传阅，然后就被杀了。可见涉及到当代历史，即使不被杀，政治生命也不可能有气色。于是司马老师吸取了这一教训，完全不涉及到北宋的历史，他的这部史书只写到了后周。而且在这部分历史中，赵匡胤三个字都极力避免出现。他这样的良苦用心，有效避免了他受到任何攻击，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他的政治正确性。

总之，这部书的整体特点除了史书必要的特点之外，最大的特点就是政治性。可以说除了史料以外（其实史料的选取也体现了政治性，如果你跳过司马老师的评论，这个政治性就不存在了。），全都体现了政治性。如果要给这部书做一个评价，那么这部书的最大价值，就是这部书永远是一部政治正确的史书。如果不是研究历史的学者，其实，没必要看。（司马老师的写书意图，其实在开头的进书表中已经写的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