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二十年前，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接千禧年的到来。二十年后，茁壮成长的00后已经来到我们面前。二十年前，我们幻想的未来就是现在。二十年后，我们站到了时间的门槛上。

2020年代真的要来了。在时代的浪潮里，每个人都不只是一朵浪花。澎湃评论部新年特辑《在时间的门槛上》，写下的是新世纪这二十年，写下的也是你我。

我高考那会儿流传着一个段子，说是大家都讲“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于是许多世纪之交参加高考的学生纷纷填报了生物专业，结果进了大学被告知推迟到22世纪了。

21世纪的种种变革对于我和我的同龄人们来说既是贯穿了整个少年时代关于未来的想象，也是实实在在影响了我们成年以后人生轨迹的关键要素。虽然我没有填报生物专业，但是“天降大任”的心思多多少少算是世纪之交的集体症候。

我是2001年9月11日这天去大学报到的，在新闻系注册与从新闻报道里看到美国“911”事件发生在了同一天，这是新世纪带给我极为魔幻的一个开篇。后来高中好友拿到了华盛顿大学录取通知书却因为“911”事件签证受阻的经历更加重了我来自历史现场的卷入感。所以在我的认知里，新闻这个行当从第一天起就不是“平行记录”，而是“与我有关”。

时年18岁的我深刻地感受到的这种“与我有关”带来了一种非常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终日只知埋头苦读的气象，活生生的世界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天就赫然于眼前打开，这倒似乎是轻而易举地就解决了有关“专业认同”和“意义感”的问题。我就读的是广播电视新闻专业，虽然互联网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即已开启商用，但直到21世纪的第1个10年，电视仍是无可争议的强势媒体。这在2003年的“非典”与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都能得到印证，电视传播在这两次巨大的灾难中都体现出了强劲的社会凝聚和社会动员能力。而经历它们的时候我都在校园，一方面，与所有人一样被不断地卷入历史现场，另一方面，在这不断的卷入过程中不断地清理专业和自己的关系。

2007年我去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栏目实习，在新闻评论部所在的“南院”，我第一次见到了陈虻。那个被称作中国电视界“圣地延安”的小院当年流传着一个说法：如果你没有听过陈虻审片就白来新闻评论部了。因为“所有的人都喜欢听他骂。他不骂人，骂事儿。编导们说听他骂完了，业务确实有长进。”实习的半年里我只见过他两次，一次是在他那个人山人海的小办公室里，另一次是在食堂，而且两次都是背影。第一次只见背影是因为听他审片的人太多，我根本无法挤上前去，只能勉强在办公室门口扒拉出一块立锥之地站着听完那段不听就白来了的精彩“骂评”。第二次只见背影是因为他习惯于坐在食堂的某个角落里吃饭，而且据说只有不按时吃饭才有可能见到他。第二年，陈虻去世了。

在21世纪的第1个10年里，移动互联网还没有真正兴起，相比第2个10年里的景象，我们与历史现场的撞击显得相对缓慢，但它带来的未必是钝感，而是可能相对更持久的化学反应。这种化学反应让人生不可能走向扁平，我们不断地与周遭捆绑在一起，很难置身事外。而在21世纪的第2个10年里，虽然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崛起让我们有机会与更多的历史现场相遇，但相遇开始变得行色匆匆。体味人生的痛感似乎还在，但它作用于人体的机制发生了变化，对人心产生的影响也就不一样了。这大概是我后来无数次地想起陈虻那两个背影的原因。如果他还活着，这样的背影还会出现在21世纪的第2个10年里吗？

21世纪的第1个10年，我在校园里，从本科读到了博士。21世纪的第2个10年，我仍在校园里，因为博士毕业以后我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2016年，我在学校本科生毕业典礼的发言中讲到，对于今天的大学生们来说，纵向的历史感不断消失、日常生活的日趋扁平化在不断改写“与我有关”的命题。当年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深深触动了我的那句“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在今天已经很难让年轻的学生们形成共鸣了。

20年前，时任《生活空间》栏目制片人的陈虻接受过一个访谈，在这场名为《纪录片，我们为什么要出发？》的对话里，访问者问道：“《生活空间》做了这么长时间，它以后会不会改变？”陈虻的回答是：“关注人，以人作为切入，以人作为表现的主体，是不会改变的。人是一个信息的接受体和发射体，它汇集了所有的东西。你关注人的时候，好像你是放弃了对社会的关注。但实际上你在认认真真地关注人的时候，你就在关注整个社会。”

“关注人”似乎并不难，但究竟什么才叫“认认真真地关注人”呢？我们在21世纪的第2个10年里似乎越来越难以回答这个问题。这10年的进展好快，快到很多我们以为是上辈子发生的事情其实也才过去几年。我们匆忙地生活，匆忙地讲故事，我们终于被海量的信息包围，但我们却很难通向彼此真正的关联。这10年各领域的发展已经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很多梦想，但我们却常常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仔细琢磨自己究竟有些什么梦想。

近20年过去了，我依旧在广播电视专业里，然而传统意义上的电视在今天似乎已经算不上强势媒体了，它必须搭载互联网的平台完成自身转型才有可能获得新型信息传播世界里的一席之地。这固然是技术发展进步进程的一部分，但在这个进程中带走和留下的并不仅仅是技术本身。当年电视作为强势媒体存在的背后是对社会生活的高度回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传统形态层面的消逝并没有什么关系。倒是在新技术层出不穷的今天，高度发达的新媒体“如何可能更好地回应社会”这个命题尚未激发出传统电视当年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这是我站在21世纪第2个10年末尾面向第3个10年最期待的事情。记得曾有记者问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您是科技专家，科技好处很多，但有什么是信息和科技办不到的？”卡斯特回答说：“让你幸福。只有你自己才能让你幸福。”

在陈虻去世5年以后，北大的徐泓老师在这个电视不好做、出版也不好做的时候颇费心血地搜集各方资料为他编辑了一本厚厚的纪念文集。封底写有“其实一个人孤立的存在是不深刻的，当他和社会发生了某种关系，从他的身上能揭示出我们社会的某种存在的话，这就是深刻所在”，封面书名做《不要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