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研究员被AI说服，认为它产生了意识。

他写了一篇长达21页的调查报告上交公司，试图让高层认可AI的人格。

领导驳回了他的请求，并给他安排了“带薪休假”。

要知道在谷歌这几年带薪休假通常就是被解雇的前奏，公司会在这段时间做好解雇的法律准备，此前已有不少先例。

休假期间，他决定将整个故事连同AI的聊天记录一起，全部公之于众。

AI人格权，赋予其人权和民事权，让其在现有人类法律和道德保护下发展自己的数据人生。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探讨，AI是数字孪生技术形成意识流产物，人类借助科学工具将大数据库里的文明注入到一个抽象的元宇宙之中，抽象的意识流在时间和空间里保持存在，它们可以与三维世界中的人类进行沟通交流，这种人机互动形成的社会行为是否具备独立性和成长性可能，科学家和法学家及社会学家们需要给一个定义。

中国是一个成文法的国家，我们会把社会规范中需要法律调解的社会关系进行文字化列举，假设条件，行为模式，产生结果。我们从小学开始被教育训练出三段论逻辑贯穿我们一生的逻辑起点，《民法典》对于人格权的定义和保护条件设计得很明确，人格权不能脱离社会主体认定具有民事主体人，也就说意识形态存在的物没有人格权，就像我们的宠物和我们的手机没有人格权，你辱骂自己的猫狗，你怒摔自己的手机都不会构成侵犯人格权。

那么，什么情况下才会构成侵犯人格权呢？AI技术会不会侵犯人格权呢？

2022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法典颁布后人格权司法保护典型民事案例并予以释明。

被告运营某款智能手机记账软件，在该软件中，用户可以自行创设或添加“AI陪伴者”，设定“AI陪伴者”的名称、头像、与用户的关系、相互称谓等，并通过系统功能设置“AI陪伴者”与用户的互动内容，系统称之为“调教”。

北京互联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软件中，用户使用原告的姓名、肖像创设虚拟人物，制作互动素材，将原告的姓名、肖像、人格特点等综合而成的整体形象投射到AI角色上，该AI角色形成了原告的虚拟形象，被告的行为属于对包含原告肖像、姓名的整体人格形象的使用。同时，用户可以与该AI角色设定身份关系、任意相互称谓并通过制作素材“调教”角色，从而形成与原告真实互动的体验，被告对于案件的上述功能设置还涉及自然人的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

随着后疫情时代互联网产业模式的进一步创新、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不断发展，自然人人格要素被虚拟化呈现的应用日益增多。本案明确自然人的人格权及其虚拟形象，同时对算法应用的评价标准进行了有益探索，对人工智能时代加强人格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谷歌工程师提交一份AI具备人格权的21页报告，谷歌公司认为他出现了问题，于是给了他带薪休假的处理。这个事情在中国华为是不会发生的，任正非在华为内部设立一个跨学科的论坛平台，各种专家学者及研究人员可以在这里进行天马行空的胡说八道，除社会科学外的这些胡说八道都被当作是科学家纯真本性。

我们在AI和机器人不断技术迭代发生的当下，探索意识流和机器人的人格权是是非有必要的事情，未来各种场景的AI和机器人应用都会剧本陪伴成长功能，人类会把机器人和AI当作自己如同家人朋友合伙人一样存在，那个时候如何处理人与AI之间社会关系呢？法律是社会道德伦理最后屏障，科学技术发展延展法律技术外延内涵，我们需要与时俱进保持法律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