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外交学者网站的一篇题为《中国问题“专家”和美中关系》的文章受到美国学界的关注与反思，其直接原因就是特朗普上台以来，对华政策打出的一系列昏招暴露出了美国真正的“中国通”供给不足的问题。反观中国，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我们对于沿线国家研究与了解不足的短板日益暴露出来，而这也就成为了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某种现实阻碍。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世界认识”还停留在认识西方上。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国别与区域研究不仅有极大的不均衡现象与认知空白问题。比如，绝大多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者都聚焦于美国研究，一小部分关注日本以及俄罗斯，只有极少部分研究者把精力投入到其他国别的研究中，像巴西、南非、土耳其这样新兴国家的研究者被称为“熊猫学者”则一点也不为过。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深入到对象国国内去做扎实田野研究的人也非常少。笔者曾在某会议上听到这样的自嘲，“很惭愧，作为一名研究了几十年的美国研究者，今年是第一次去美国西部”。实际上这反映出我们对于对象国的关注过于粗糙，完全没有做到“上山下乡”，对发达国家的研究没有深入到田间地头。

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出现了断层迹象。自从所谓科学主义与量化研究在美国国际关系教学中大行其道以来，对象国的语言教育逐步边缘化，理论的概括往往凌驾于细致的田野观察之上。由此导致一些美国学者也开始怀念费正清、孔飞力那一代“中国通”。事实上，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者也在面临同样困境。诚然，近年来国内涌现出了一大批思想活跃且有影响力的中青年国际问题研究者，但不难发现的是在他们当中理论研究者占了绝大部分，专门从事国别与区域研究学者数量极少，有些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年龄断层现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然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世界不等于西方，更是让我们的战略利益惠及到了非西方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世界政治的研究就需要加大对非西方国家的研究力度。

首先，确保有效的奖励机制。相比于发达国家的研究，非西方国家的研究更需要大量基础性资金投入，因此建立有效的奖励机制是吸引国际问题人才的重要措施。其次，搭建新的交流讨论平台。近年来，各行各业对“国际问题声音”的需求越来越大，但真正精细化的讨论平台仍然不足，因此需要建立新的严肃的讨论平台，以此发出中国需要的好声音。最后，加大与非西方国家研究者的沟通交流。“一带一路”倡议不应仅局限于经济层面的合作，在学术交流方面同样需要深化，通过邀请沿线国家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也有助于提升我们对非西方国家的研究欲求。

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改革也将进入深水区，很多问题的解决并非一蹴而就，但我们应该具备做出变化的决心。▲（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