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世界关注的第44届七国集团会议（G7峰会）与2018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青岛峰会）已分别落下帷幕。德国总理默克尔公布的众人“围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照片被普遍解读为G7内部已分裂为G6+1，美国与其盟友矛盾激化。特朗普更是前脚离开魁北克，后脚就给本来打算发表联合声明的G6狠狠补了一刀，责成美国代表拒绝在联合声明上签字，并威胁加征关税。而反观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的现场照片，各国领导人携手共进，表现出一派和谐、团结的气氛。两场会议的场景旋即产生了乘积的“蒙太奇”效果，人们不禁要追问此种动向的世界政治意义。

新自由主义的恶果与复兴旧秩序的企图

所有指责似乎都指向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G7峰会闹剧似乎是他一贯外露的商人性格的又一产物——正如他往常对国际协定、对中俄竞争对手、对欧洲盟友、对北美邻国所做的一切。但任何将国际政治中非典型事件的产生归因为个体因素尤其是个人特质的推论，都会被立刻证明是一种愚蠢的偷懒行为。特朗普的商人性格更应被视作美国政治生活中一种反应物或催化剂的存在，与之共同发生反应的则是一手将特朗普推上总统位置的民粹主义。

建制派将特朗普上台归咎于美国选举人团制度的托词不仅苍白无力，更是被随后一场席卷欧洲大陆的民粹恐慌证明是对现实的直接无理拒绝。虽然最后马克龙狙击掉勒庞、默克尔成功连任稳住了欧洲大陆基本盘，但是，意大利方向已经被撕开一个小口，民粹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前景如何仍未可知。

民粹主义在美国绝不是特定人群的政治观点。但理解民粹主义兴起，必须对自己的结构位置具有自省能力。所有人都不应忽视的是，我们早已经被深深地卷入到全球化的潮流中来了。在这个潮流中，作为最发达工业化国家俱乐部的G7长期以来左右着世界经济利益的形成与分配。这种主导权的雏形深深扎根于上世纪70年代末资本主义国家对新自由主义①的委身当中。在此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精英们不仅建立起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的秩序，更导致了国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当富人们为新自由主义道路的全球化摇旗鼓噪的时候，平民阶层就只能将矛头对准扛着新自由主义大旗的全球化，却不会有人去专门区分出一个非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

特朗普总统自然也没有去区分、更不会去区分出一种新型的全球化，这更多地是由西方民主制度的民粹本质所决定的。常识是，美国总统必须对美国人民负责。这种权力来源要求责任义务的民主政治通则在这里比寻常时刻更加露骨地剥离出其本质——权力来源决定政治生命。依靠共和党基层拥趸掀翻建制派上位的特朗普没有任何其他可靠的政治基础，这决定了其偏好列表里的首要议题就是要兑现其孤立主义与保守主义承诺。特朗普政治基础的这种脆弱性反倒使其政治生命愈显鲜活，主导出一幕幕国际政治的荒诞剧。

而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逐渐沦落到身无长物地步的美国产业工人，只能拿着仅有的选票给商人出身的特朗普量身定做了一条看上去显而易见的进身之路：倒退，再倒退，倒退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伟大时代。但正如时间不能倒流，今天的时代也无法倒退到过去，孤立和倒退取得的资本回流终将昙花一现。这不是西方国家“自作自受”，而是反证了这一体系到了修改和完善的临界点。

新时代潮流与大国责任

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最重要事情，就是生产要素的流动使全球化真正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过程。其次重要的才是我们究竟要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全球化路径的问题。与1979年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进程不同，中国正在重新建构负责任大国的内涵。从2016年G20杭州峰会，到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再到近日的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中国努力为世界经济把脉、开药方，给世界治理提出“中国方案”，提出了一条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全球化路径。

所谓“开放”，就是要确保各国能在生产要素的流动中充分参与，而不像新自由主义奉行双重标准，要求他国自由开放而自己实行保护主义；所谓包容，是对各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和民族主义精神的包容，不狭隘追求制度同一、不附带政治条件，而不像新自由主义打包要求搞西式民主；所谓“普惠”，就是在国家间不因文化、宗教、制度、政策、实力、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区别对待甚或像新自由主义直接将发展中国家置于被剥削的地位，任何国家都能在新型全球化的进程中取得发展；所谓“平衡”，不仅指国际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均衡发展，更是指在国家内部要加强对资本力量的约束，保护弱势群体和社会中下层民众，避免社会阶层分化，以最终实现“共赢”——共同富裕的目标。

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积极投入全球化浪潮中的决策是在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开启国门与世界进行互构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这种历史认识正是中国近来扛起自由贸易大旗的原因，更进一步，也是中国意图区分出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另一种全球化路径，提出新型全球化的原因。

客观上来说，中国近年来保持高速稳定的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负责任的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7年年初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2016年全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9%，将是推动2017年世界经济加速复苏的关键因素。2008年金融危机后，面对全球经济的不景气状况，中国以稳定的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尤其是在“逆全球化”升温、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中国的每一次表态和每一次行动都受到全球瞩目。

中国以一种从传统文明国家遗传下来的“协和万邦”的观念和使命感挑起这个大变革时代赋予大国的担当。倘若以西方民族国家的眼界和近现代以来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传统去考察这种“当仁不让”是可能会产生疑惑与误解的，但建立在互信、包容等一系列真诚品质基础上的事业已经得到了世界同样真诚的响应。

国际责任不是“负担”

承担国际责任，首先要对本国人民负责。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让人民安居乐业是中国当前最大的责任，也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尽责任的基础所在。中国梦向世界宣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实现民族振兴，选择了一条与传统的大国崛起道路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制度优势帮助其妥善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实现了本国的发展，也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信心来源。

承担国际责任也体现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目前能够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积极倡导更加包容均衡的全球化国际新秩序，便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则是在国际事务和中国的国际活动中，特别是面对重大的传统非传统安全事件，审慎判断、科学决策，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周边和谐稳定。对国际事务有清醒的判断和认知，保持有效的克制，便是有所不为。

承担国际责任不是“负担”。国际社会的稳定发展，世界金融的平稳运行，对中国本国的发展大有裨益。“一带一路”带动了中国的产业结构更新升级，为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注入活力。构建新型国家间互动模式，中国将对外投资和援助从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负担”转变为了共赢。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渐趋复杂多样。面对一系列非传统议题，中国积极承担全球治理责任，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改革，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为各国民众谋福祉。

如果说“一带一路”代表着全新的国家间关系构建，那么上合组织的发展与扩大则给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国际组织的全新互动模式。上合组织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的关键所在。在国际组织纷纷面临成员国“退群”的当下，上合组织成为了保持组织稳定性、增强组织凝聚力、促进各成员国发展的典范。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其原因不仅根植于中国自身的文明特质，也是吸取近代以来国家民族经验教训的结果，更是在历史进程中呼应时代需要，当仁不让承担大国责任。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真正负责任的大国决不会退回孤立主义、保守主义的堡垒中去，而只能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克时艰，携手并进。（张胜军，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李博轩，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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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新自由主义：美国知名学者约瑟夫·奈认为，新自由主义在承认国家角色的重要性的同时，更重视其他角色（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军事安全问题上，新自由主义则认为，由于国际关系趋于缓和，军事威胁可能降至次要地位，军事实力的作用相对减弱，国际合作领域明显扩大。新自由主义重视经济因素，视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为同样重要，并对新现实主义的"自助"主张提出质疑。在研究方法或层次方面，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体系过程（process ）层次上的分析方法，强调研究体系角色相互作用的权力模式。倪世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学派、论战、理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