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韩媒《中央日报》援引韩国国家级政策研究所——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的报告指出，韩国应进一步增加国内大型企业的岗位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韩国大企业工作岗位数量占韩国所有工作岗位数量的比例极低，仅为13.9%。

这意味着年轻人在找工作时要经历更为激烈的竞争。在韩国，每10名学生中就有7名上大学，即使在发达国家中，这也是不错的数据，但和体面的工作机会相比，这一数据明显过剩。

韩国开发研究院呼吁政府转变思路，创造更多高质量工作机会。

好工作难找

2月27日，韩国开发研究院发表了题为《需要更多的大企业工作岗位》的报告，称韩国大企业的工作岗位比重为13.9%，不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的一半，只相当于排名第一的美国四分之一的水平。在OECD 32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

KDI发布报告的现场

从所有工作岗位中大企业岗位的比重来看，OECD的平均值为32.2%。美国以57.7%居首位，法国(47.2%)、英国(46.4%)、日本(40.9%)等国家也超过了40%，韩国的数据基本属于“垫底”水平。

韩国开发研究院表示，韩国大企业工作岗位不足助长了韩国大学内卷现象，并进一步降低了出生率，当前韩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增加韩国大企业的工作岗位数量，尽可能保证每年毕业生的就业水平。

企业的规模直接影响着员工的饭碗。据统计，2022年韩国小微企业（5-9人）人均工资仅为大企业的一半，而中型企业（100到299人）的人均工资也仅为大企业的71%。相比之下，大企业的工作岗位着实更具吸引力。据韩国统计厅2023年披露的数据，截至2021年12月，大企业员工月均收入为56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万元出头。

2021年，韩国人均收入为333万韩元，据预测，目前约为366万韩元。根据韩国职业教育平台Sanctuary Institute调研数据，大学毕业生的月收入中位数为237万韩元，其中，四年制本科毕业生为240万韩元，大专毕业生为212万韩元。令人震惊的是，60%以上的毕业生收入低于每月206万韩元的最低标准；毕业后找到第一份工作的年轻人中，有一半的人会在不久之后辞掉工作。

Sanctuary Institute把这归因于高质量工作岗位的短缺。

好的工作，年轻人挤破头都想进，但是一般的工作，大量的毕业生又看不上。故而造就了如今困顿的局面。

“彼得潘综合征”

长期以来，韩国政策并不支持大企业壮大发展，以大型超市为例，所有在韩国境内开设的大型超市，都会受制于一套严格的营业时间限制，而和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对中小企业格外优待。

据悉，韩国中小企业的数量占到国内所有企业数量的99%。韩国中小企业振兴公团东北亚地区首席代表金相佑此前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曾表示，在韩国，中小企业就像国家的细胞一样，它们的优势是创新能力很强，产品质量也很高。

正因如此，中小企业实际上一直处在产业政策的中心，政府每年也会向其提供相当可观的政策资金。以2019年为例，韩国政府为国内的中小企业提供了22万亿韩元的支持，占到该年政府总预算的4.7%。

即便政府全力支持，但自1990年以来，韩国中小企业年生产率的增长一直在逐步下降，2014年以来一直低于1%，与韩国大型企业的生产率差距不断扩大。

更严峻的是，中小企业不仅生产率下降，大量企业还沦为了边缘企业、僵尸企业。据悉，截至2019年，连续三年无法用营业利润支付利息支出的中小企业占比超过85%；中小边缘企业数量由2015年的1950家增至2019年的2600家，年均增幅超过7%。

持续的政策支持，过度的保护，削弱了企业自力更生的能力，也留给政府一笔预算黑洞。但由于中小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弱势群体”，多年来，没有人能质疑扶持政策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韩国开发研究院批判了政府这种积极“送奶”的态度。撰写报告的高级研究委员高永善表示：“如果韩国继续向中小企业提供很多支援，这些企业就无法扩大发展，也不愿意扩大发展，这是一种‘彼得潘综合征’。”（注：彼得潘综合征是指具有某种心理状态的患者，他们会以童话般的态度逃避现实生活，不愿踏入成年人的世界，也不愿做出行动。）

高永善表示，韩国政府有必要研究中小企业支援政策的必要性（如税收优惠、行业保护等），重新讨论中小企业的行业制度以及对大企业的一系列限制措施等，只有这样，才能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大型企业的工作机会。

传导效应显现

研究者称，由于韩国大型企业无法提供数量、质量皆可观的工作机会，反向倒逼了韩国的升学和生育的压力。

韩国生育率一直在全球垫底。韩国统计局2月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韩国的总生育率（TFR）已从2022年的0.78降至0.72，降幅逼近8%。首尔去年的生育率最低，仅为0.55。

相关部门估计，2024年总生育率可能进一步降至0.68。

这一点不难理解，当社会上没有足够多、足够体面的好工作时，人们就会转向于先“立业”，而不是“养育后代”。

从毕业生找工作的角度来讲，他们必然希望能够进到大公司工作，因为中小企业被认为在薪酬、个人发展、产假等制度方面存在局限性。而名校毕业生在大型企业就业、发展、薪酬等方面显然更具优势。

这也催生了韩国私立教育热潮，为了争夺有限的优质工作岗位，很多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竞争。韩国建国大学经营学系教授尹东烈表示，韩国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太大，再加上韩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仍然不足，因此一个毕业生的第一份工作实际上决定了他（她）的终身工资水平。

内卷之下，大企业工作岗位紧张进一步加剧了“利益过度集中于大企业”的经济结构。高永善认为，只有大企业的劳动需求增加，才能削减大企业所享受的有限溢价。

事实上，也不是所有人都想生活在首都圈。只是韩国非首都圈地区的萧条的就业市场，使得很多毕业生只能“被迫”留在首尔，或者“出走”海外。

“生活在首尔，是我能想象到的所有生活的地狱模式。”太珲向记者表示。

他提到了去年上映的一部电影《我讨厌韩国》，该片由韩国作家张康明所著的同名小说改编，女主人公“讨厌韩国”，觉得“无法在这里生活下去了”，因此决心移民，她抛下工作、家人、男朋友，为了寻找自己的幸福前往了新西兰。

太珲向记者表示，他也曾想过留在韩国，但发现，以自己的专业，在美国反而能找到更好的、更高薪且更能持续的工作。

本报记者 周秭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