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新作《候鸟的勇敢》讲的仍是东北黑土地上发生的故事。
【环球时报记者 张妮】迟子建比我想象中“硬朗”，因为她的声音铿锵有力，笃定的神态有种浩然之气，就像挺拔的白桦树。采访时，她不时冒出几句“土语”，比如，草稞、皮实，“东北话，能听懂吧？”她笑着问这话时，嘴角立刻浮现两个小小的梨涡，一瞬间，妩媚替代了硬朗。这位生长于大兴安岭的女作家，凭借《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茅盾文学奖。作家阿来说，他喜欢迟子建的小说，很大一个原因是，她的小说里有自然，“中国不少小说只有人和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看不到自然界”。从《北极村童话》到《群山之巅》，迟子建的很多小说名字里都有大自然，最近推出的新作也不例外，名为《候鸟的勇敢》，以候鸟迁徙为背景，讲述了东北一座小城里的浮尘烟云。自然与人形成了互相映衬、互相对比、互相提升的关系。“我始终钟情于自己生活的黑土地，依然能在这片土地里发现当下我们所面临的焦虑、矛盾、欢笑、坚忍”，迟子建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说，“对于人生来讲我是一个不年轻的人了，已经奔60了。我的脑子现在有闪光点了，因为我的白头发不断长出来，闪闪发光。但我认为写作的闪光点可能还没有出现，还会不断涌现，这是让我最庆幸的。”一对梨涡再次浮现。
候鸟和候鸟人的启示
环球时报：您在大兴安岭长大，几十年过去了，那里的候鸟和自然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迟子建：我小时候，出了家门就能采到野果，溪流遍地，夏天找个小溪流随时都能洗衣服，洗完就晾在草稞上。后来大兴安岭那场大火后，小小的溪流几乎绝迹了，只有地图上能看得见的主干河流在。可我对地图上找不见的河流和小溪是最有感情的。再说候鸟，小时候我能看到各种鸟，唧唧喳喳，没完没了。去年冬天我回大兴安岭还问妈妈，今年怎么这么奇怪，苏雀来得都很少。以前我妈妈每天在窗台上撒些小米，小鸟刨不出雪里埋的东西，知道这家窗台上老有米，就来吃。去年，我妈妈撒了米小鸟都不来。我每天去雪地散步大概一个小时，你猜伴随我的都是什么？是漆黑的乌鸦。乌鸦真是漂亮，缎子一样，而且大兴安岭的乌鸦硕大，在那里盘旋真是气派。但这也说明整个生态越来越退化，濒危物种越来越多，这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的问题，整个世界都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看过一个纪录片，说地球上消失的物种每天都在递增，就像南极的冰每天都在融化一样。有一次我去阿根廷，看到特别壮观的大冰川瞬间融化，哗就倒了。人们为这种壮丽所感慨，拍下无数瞬间，那一刻我的心是痛的。相机每闪一下，对于未来的人类，都是一次警告。
环球时报：自然环境在变，社会环境也在改变。您在新书中描述了在寒冷冬季有条件到南方生活的“候鸟人”，以及小城里其他人对“候鸟人”的不同看法。您如何理解这一社会问题的出现？
迟子建：任何事情都有好有坏，经济飞速发展使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增强。但不可否认，贫富差距确实存在，而且可能越来越大。“候鸟人”的产生就是一种表现。今年两会，白岩松有个提案，谈到我们经常会“黑”河南人，去年因为东北的几件事开始“黑”东北人。白岩松说，一个民族如果不断地产生今天“黑”这、明天“黑”那的事情，就容易造成一个民族的撕裂。他的这种警觉非常对。贫富差距也一样，如果时间久了也可能产生一种断裂。
对艺术来讲，最重要的是开辟自己的领地
环球时报：女作家与男作家有什么必然的创作界限？
迟子建：只是性别不一样，迟子建后面经常会加一个“括弧女”，但对于我来讲，男女作家的区分是不存在的。
环球时报：有人评价您的作品提供了一个习焉不察、充满体温的文学东北，自成一派。在您笔下，北方边疆的人和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您的创作灵感会有枯竭的时候吗？
迟子建：边疆人的不同，可能在于他们做事没那么拖泥带水，有时走出的关键一步又那么决绝、勇敢、不计较。我们的生活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点的勇敢，一点点的闪光点，而变得幸福。
一个作家是骗不了自己的，他内心洋溢着多少能量自己心里很清楚，就像你是否还有能力去爱别人一样。我可能没能力去爱谁，但我爱文学的这种能力一直在，好像很蓬勃，一直在飞扬。我写作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进入各种流派，“不入流”给了你充分的自由，你无法被归类。对艺术来讲，最最重要的是开辟自己的领地。我其实不是有意识要开辟，从一开始我就是天然朴素的想法，写我最想写的、我理解中的文学，而它跟我的人生履历刚好是相辅相成的。我就流在自己的一条河流上，这条河将流向哪里是问号，我也不知道。
当然，我们都有喜好。一件衣服即使是世界顶级名牌可能我就是不喜欢，作家又凭什么一味要求读者一定拥戴你的作品？海明威说过，如果过于听批评家的话，那么将来去海边度假的就是批评家而不是作家了。我欣赏很多同行各个风格的作品，我觉得作家的伟大恰恰就在于繁星满天。每颗星谁也不能被取代，每个人照耀的只是自己的一片天空。
悲苦是蜜，全凭心酿
环球时报：您在《候鸟的勇敢》后记里写道，书中人物无论善良的还是作恶的，贫穷的还是富有的，都处于精神迷途之中。不迷的状态是怎样的？
迟子建：一定是法治的、清明的、民主的、自由的。我们尊重任何生命个体，整个共体才会融合，而这种和谐的姿态才是真正强大的。当然，这种理想状态不一定真实存在，只能是在我们追求的过程中，就像美好的婚姻存在吗？道理是一样的。
环球时报：这本书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慧雪师太在回答大众提问时说：“悲苦是蜜，全凭心酿”。这是否也代表了您的人生感悟？您如何理解这八个字？
迟子建：据说这本书中转载率超高的就是这句话。虽是书中人物说的，但可能也接近于我作为作家想说的话。风雨如晦的日子我经历过。我的爱人去世16年了，我依然很伤心。只有你经历了才知道不幸有多么不幸，就像你在蜜罐里才知道幸福有多么幸福一样。5·12大地震后，有很多志愿者去做心理疏导工作。其实，心理疏导只是即时的，对待亲人离世的痛苦无比漫长。痛苦怎能遗忘？它是一道伤口，它有疤。东北人有老寒腿，阴雨天就会发作。痛苦会发作，有时化解不了，疏导不了。但经历过生活的种种创痛后，我现在依然还能笑对人生。所谓笑对人生，就是当你把这种东西转化为另外一种动力或者能量时，你会发现自己的创造力依然很旺盛。我经历过丈夫去世的不幸后写出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而这本小说也是我的一个转折点，之后我很快转入《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写作。真是“悲苦是蜜，全凭心酿”。对我来讲，全凭笔酿。
其实，文学史上很多伟大作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没有几个是过得幸福的。这种不幸恰恰给作家带来无比辉煌的创作资源。对于作家来讲，所有的幸福和不幸都是财富，因为你要反映多个层面的生活，五味杂陈、喜怒哀乐都在其中。你不可能写得漆黑一团，也不可能永远阳光明媚。在生活中，这些我都拥抱。比如，在爱人的祭日，我可能会在厨房做两个菜，开一瓶红酒独斟独饮，然后在门口洒一点酒，对他说，今天是你的祭日，你也来跟我喝口酒。其他时候，我可能放一盘莫扎特的音乐，安静地享受我的生活。你去牧区看看就知道，被牛羊踏过的地方，几乎是平的，什么草都没有。第二年春天，又绿了，很神奇。大自然的生命是如此有韧性，人也如此。所以，我希望每个人都皮实，在生活有可能遭遇暴风雨时，都会有一对强劲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