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研究和统计显示，生活方式改变、环境因素等导致不孕不育率出现上升趋势，我国已有近3%的婴儿通过辅助生殖技术降生。与此同时，生育困难群体面临着来自就医、经济、家庭和社会的多重压力。专家呼吁，进一步完善辅助生殖配套政策法律体系，并加强科普，防止技术被滥用。1988年，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诞生，相比当时万千不孕不育夫妻对试管婴儿技术的质疑与希冀，如今辅助生殖已经大众化。
半月谈记者在北医三院生殖科门口看到，整条走廊里都是患者。为了更快速看病，诊室形成了写病历、看诊、做B超、开药的流水线操作模式，通常一位主任医师有3至5人的团队协助，以提高就诊效率，但患者就医耗时仍然较长。
一位患者告诉半月谈记者，医院里椅子少、人又多，经常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刚开始没经验，现在我会带个小马扎，像以前春运挤火车一样”。
另一位患者说，能挂上号等着候诊已经算不错了。因为有名气的生殖门诊“一号难求”，患者群里会交流挂号技巧，许多人都是定好闹钟在网上抢号，甚至要发动全家帮忙，即使这样也经常无功而返。
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的产科门诊前，患者和家属在候诊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生殖内分泌科是浙江省规模最大的生殖内分泌学科临床科室之一。早上8点不到，科室主任朱依敏诊室外已经有10多位候诊患者，还有不少患者在护士台请求临时加号。“一天通常要看80至100名患者，晚上7点半能结束算是早的，通常要到8点半。”朱依敏说
“我是从台州来的”“我是从金华来的”“我是从江西来的”，半月谈记者询问一圈，发现就诊患者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来自杭州以外地区，有人干脆在医院附近租了长租公寓，每周一次定期就诊。
临近中午12点，一上午没喝过一口水的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金丽已经接诊了约30个门诊患者，还完成了4台取卵手术和5次电话问诊。
“为什么我才29岁卵巢已经萎缩了，是不是不能再生了”“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一直怀不上”……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孕不育成因复杂，医生往往要为前来就诊的患者“一人一策”或“一家一策”制定“宝贝计划”。 朱依敏表示，前来挂她门诊的基本上都是下级医院解决不了或者在其他地方看过没成功的，有的患者问题相对简单，两三个月便能找到症结，有的患者则属于疑难杂症，甚至一本厚厚的病历本用完了，也没成功怀上孩子。据悉，如果采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加上前期检查费用，每周期约3万元；有家族遗传病史情况的患者，需要采用着床前胚胎遗传学检测技术，因疾病和检测胚胎数目不同，在常规费用基础上每周期增加1至2万元，这些项目在各地基本还没有进入医保。近期，国家医保局表示，将逐步把适宜的分娩镇痛和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并鼓励中医医院开设优生优育门诊，提供不孕不育诊疗服务。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除了费用压力，患者还承担着较大的家庭压力和社会压力。34岁的赵女士说：“两个月里没干别的事，每隔三五天就往医院跑。2017年我做过一次胚胎移植，因为胎停只能引产，之后未避孕5年，但至今没怀孕，身边同事、家人说我闲话的不少，心里很难受，半个月前做了取卵，希望这次能成。”一位职场女性说，选择辅助生殖就要经常往医院跑，加上前期各种检查，后期取卵、移植手术，光靠年假根本不够。“一方面需要请很多假，另一方面又不希望领导和同事知道，如何请假让我十分焦虑。”半月谈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因为做辅助生殖治疗与工作时间冲突，部分女性无奈退出职场。《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2019）》数据显示，近年来，每年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婴儿数超过30万。以2020年全国出生人口1202万估算，全国2.7%的婴儿通过辅助生殖技术降生。相关数据显示，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2.5%至3%攀升至近年的12.5%至15%，不孕不育者约5000万。专家介绍，生活方式改变、环境因素等导致不孕不育率出现上升趋势。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普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数据显示，2022年的患者平均年龄为33.4岁，较2019年增长了1.5岁；其中40岁以上患者增加了48%左右。在辅助生殖门诊里，大部分女性往往把没有怀上孩子的原因归结于自己，多数是单独就诊，一同前来就诊的男性较少，且其中一部分还坚称“问题肯定不在我”，在医生强烈建议下才勉强同意做检查。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生殖与发育研究院院长黄荷凤表示，虽然我国辅助生殖技术已跻身国际一流水平，从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解决女性“生不出来”的问题，到单精子胞浆内显微注射技术解决了“严重男性不育”的问题，再到着床前胚胎遗传学检测技术解决遗传病问题，但是在生育领域，年龄仍是金标准，任何技术都替代不了年龄，因此适龄生育是生殖健康的根本基石。此外，业内人士认为，对地下辅助生殖诊所要依法规范，充分保障患者手术安全和子代健康。建议在梳理辅助生殖技术领域突出问题的基础上，广泛听取医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法律体系，既满足生殖健康合理需求，也防范违规行为，保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