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悉！悉听君便！祝夏安！”
我的微信在过去一周常常会收到这样的字符，这让一个习惯了表情包的90后多少感到错愕与不适。就像在嘈杂流行的快餐店里看到精致摆放的中国茶道。
我的生命始自于94年，而我要去接触的是一群大多生于49年的人。
这当中横亘着45年的岁月，时长是普通人生命的一半还多。尤为特殊的是，他们与共和国同龄，经历过四九年至今的风风雨雨。
他们所熟悉的饭票、饿肚子、毕业分配工作乃至写信、红宝书这些事物，对我都是模糊而遥远的存在。
从历史的进程看，我出生时，中国已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那时，他们的“铁饭碗”才刚刚被打破。
该怎样和他们对话呢？我感到紧张，更感到因无知而带来的迷惑。我担心，我们的交流都会是错位的。
时间，是不是真的会在人与人之间划下鸿沟？
“我们与共和国同岁，但也是共和国最苦难的一代。”上海小三线建设亲历者徐梦梅，这样说他们自己。
他们似乎很寻常，和其他上海人一样，追求精致的海派生活，不经意间就会讲回上海话，始终把“上海”这两个字眼看得重，看得与众不同，对“毛主席”有着相当复杂浓厚的情结。
这可能也只是平凡普通的人生，和你我一样。但他们的生活里，有着更为惊心动魄的动荡波折。
生命里的每一步，到头来都受到大时代的左右，生活里的每一个细微处，都透露着人性的意味。
从1964年起，面对当时严峻的国际环境，为加强国防，全国各地都开始搞三线工业基地建设。依照由东到西的地理次序，96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分为一、二、三线。
纪录片《情洒小三线》剧照
这当中，三线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是大三线，沿海和中部地区腹地被称作小三线。从1965年起，上海，这座全国重要工业基地开始浩浩荡荡建设小三线。
一代上海人的命运，就此在三线建设的大浪潮中被改变。
近十万人，在领袖的召唤下，在此后十年间离开上海滩，陆续走入皖南浙西山区，按照“靠山、隐蔽、分散”的指示，炸山开路，修房造屋，平地建起81家以军工生产为主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
除少数单位领导干部外，离沪去往皖南浙西的职工，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他们刚刚毕业、工作或者新婚，一纸调令，即离家远走，甚至将城市住房交公，户口迁离上海，头也难回。20多年的岁月里，有些人甚至死在那里。
他们知道，“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党说去哪里就去哪里”，但也想家，有青春躁动，感到无聊与人生渺茫，想要吃得好一点，切实得到些更多的利益，最后慢慢成家立业，有老有小。
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是从那个时代走来的人。时代、特殊的经历、上海人身份，对他们一生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印记。
理解他们，也是理解中国，理解我们自己。
青春一开始，他们面临的就是一场告别——告别上海滩，告别父母。对于年长的，则是告别妻儿。
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几个人是完全心甘情愿的。
但毛主席讲过，三线建设一天不搞好，他就一天睡不好觉。没有路，可以骑着毛驴过去，没有钱，他愿意掏出自己的稿费。
为了“让毛主席睡个安稳觉”，为了那份荣耀的使命感，一批批年轻人亲笔写下“献忠书”，义无反顾地离开家，奔赴遥远山区。
根据“靠山，隐蔽，分散”选址原则，在六次规划中，上海小三线厂绝大部分分散在远离县城与主要交通干道的深山沟中。
他们要走好远的路，换好几次交通工具，但无一例外，最后都得换成“赤膊车”——一辆大卡车，没有帐篷和座位，人挤着人，勉强坐在行李上，一路跳动一路风尘地开进山区，落得个灰头土脸，头晕目眩。
1968年离沪去浙西山区上海市协作机械厂报到时，20岁的高球根只知去处通信地址为“杭州市 505 信箱”，估计着条件不算艰苦，位置亦不会偏僻。
在“激动、依恋与困惑”之中，高球根乘火车前往杭州，但到杭之后，隔夜要转乘两班长途汽车，再坐一班工厂专车，从平原辗转丘陵再至山区，他“一听就有点懵了”。
依照前期“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次序，大多厂区，都是优先安置生产厂房，家属宿舍只得草率应付，简单造些用泥土垒起的“干打垒”住房。
建设初期，职工间流行的口号是：“抢晴天、战雨天、三天的活儿，一天干完!日干、夜干，拼命抢时间。”
要生产，军工企业不计一切代价，指标下达，拼了命也要完成，轻伤都不能下火线。加上计件工资制度，没有人会随随便便放松。严密监管，带来高效的运转。
在向我回忆往事时，安徽宁国县胜利水泥厂党委书记任光淼不时哽咽，他记得，在小三线厂任职的17个年头里，为保证生产，15个春节他都没法回到上海。
人数渐多，时间渐长，人群越来越复杂，事情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这当中，有早期选中的技术骨干、中专技校生，后期上海下放来的职工，也有个别一心为党的志愿模范，还有陆续迁来的家属，征婚广告吸引来的女性，随着医院学校等配套设施引进的上海人，以及征用当地土地后而纳入的农民“征地工”。
任光淼笑着说，这里面有“文人”，有老实工人，也有不少“捣蛋鬼”。
紧张生产之外，仍有大把闲余的时间，不知如何打发与挥霍。夕阳一落，山中就显得更加清冷荒凉。
纪录片《情洒小三线》剧照
“环境确实是非常苦闷的，没有事情干。不能搓麻将，会被抓的，偷偷摸摸地搓。打牌，玩玩争上游是可以的。喝酒没办法管，生活太枯燥了。”八五钢厂职工葛鼎学回忆说。
在那个年代，赌博，近乎于犯罪。但空洞乏味的生活，可以吞噬时间。
风气要好，要杜绝赌博，八五钢厂在厂刊《八五通讯》上刊登一首用“一劝诸君莫赌博，赌博场上是非多”来开头的十行打油诗。
喝酒，难管，但要管。厂领导没事，就到集体宿舍排查，把酒没收。
但酒还是在躁动糊涂的小伙子们当中滋了事。有的喝了酒，一时上头，犯浑，因为一句赌气话，从后背直接捅进去，要害处，两三刀要了别人的命。有的喝了酒，半梦半醒，半卧在床上，呕吐，又咽下去，把气管堵住，活活被噎死，别人发现时，除了半凉的尸体，还见到床上一滩鲜红的血迹。
没有事情做怎么办？
厂里开始组织文艺活动，隔三差五放电影。这一抹荧幕上的光，点亮生活，大家早早就占座，下大雪也要裹着冻手冻脚坚持看完。周围农民也好奇，跋涉三五公里赶来，占座，享受相当稀罕的娱乐。
也有各类比赛，但都是厂里内部的，熟人熟面孔，有些人就觉得意思不大。有的厂还设置“为您服务日”，送去一些点心，这就很值得高兴了。
精神的空虚，还依靠丰厚的物质来填补满足。
在一个个偏僻的山区里，他们俨然构成上海小社会，处理着与上海、与当地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他们是军工厂的工人，又是生活讲究的上海人，吃得好，喝得好，别说生活大件，就连牙刷、草纸这类小物件，都是从上海用卡车源源不断地送来。夏天到了，西瓜，想要多少斤就报多少斤，一直到了冬天，钱还没从工资里扣掉。
当地农民看了，羡慕嫉妒恨，破口大骂，开始编造流传“上海佬，吃得好，死得早”、“上海佬上海佬，左手拿个包，右手戴个表”等顺口溜。
也有温情脉脉的一面。工厂和当地乡镇，双方均有专职领导对接联络，逢年过节常要互相走动。工厂的小卖部、浴室和水电，统统向当地敞开。的确良、大白兔奶糖、防滑雨靴、48条腿的海式家具，不可阻挡地被老乡们认知并使用了。皖南各地街头，出现了一伙伙海派装束的年轻人，模仿出蹩脚的上海话。
那是一块突然出现的飞地。上海工人，和当地农民，近在迟尺，吃的，用的，想的，却千差万别。
“今冬明春回上海”，这句看起来无法兑现的渴盼始终萦绕在职工心头，缠绕在大家口头。他们想念上海那个家，也渴望有个新的小家。
“我们以为要死在那里了，没想到日后还能再回到上海。”上海协作机械厂后勤部职工邢善超告诉我。
八五钢厂的葛鼎学，跟着两个同事到厂外去买农副产品，看到一块地，坐南朝阳，风水极佳，就跟同事认真地开玩笑：“我死了以后就埋在这里吧。”
几乎所有人都没想到还能回去。包括他们留在上海的父母。
上海，回又回不去。想成家，厂里却又男多女少。
年轻人的躁动与渴望，在远离上海几百公里的山区里，赤裸裸地暴露无遗。
同“知青”一样，他们在时代里被群体裹挟着走，感到希望渺茫，生出过幻灭感与宿命感。
这是摆在“飞地“面前的一座难题。屡禁不绝的野战、堕胎和性犯罪，也成为年轻人对苦涩生活的抗议。
有的厂，开始在《青年报》上刊登征婚广告，“为本系统男青年寻找对象，后方和基地团委成立婚姻介绍所”。消息一登，除西藏等个别省外，全国各地女性的信件大批涌来。
来信者，绝大部分是上海下放各地的女知青，这当中还有一位是下放县女团委书记，她们希冀借此扩大与上海的联结，日后能够重返上海。
八五钢厂政治部主任甚至还专门为未婚青年举办“四个第一次”专题讲座，指导男青年们如何在“第一次写信”、“第一次约会”等活动中表现优异。
借着婚姻，这些女性终于嫁入各个厂内，同男青年们开始新的生活。
青春，在这样的时代与生活里，开幕，又落幕。
改革开放后，时代为他们松了绑。
邓小平作出重大战略判断，20年内不会打仗，由此，国防工业大部分力量要转为民用工业。而与此同时，81座工厂效益日渐低下，人心亦开始涣散。
1984年8月，上海小三线调整交接工作正式启动。消息传来，八五钢厂一位老职工听闻后，当场突然严重脑溢血。
“做梦也没有想到，小三线的船开回了上海。”
此后，直至1988年，这群曾赤手空拳来到山沟的年轻人，拖家带口，陆续坐着同来时一样的大卡车，满载行李，重返上海。
不能够忽视的是，这样的移民大潮，同上山下乡、支边支疆一样，本身即是新中国的时代图景。
回来后，面对上海市分配的住房，他们流传着一句话——“那是我们的青春费”。
凭借着二十年山区厂房内形成的技术与经验，他们融入同样在计划经济体制内的上海工厂。
但斗转星移，那个包揽生老病死的企业也逐渐萎缩消失，连铁饭碗都已不复存在。
时代已经变了。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这当中自然也带来人命运的沉浮。
有的人，沿着旧有轨道，直至退休。有的人，则跳出原有体制，成为画家、政治家、新闻工作者，甚至筚路蓝缕的企业家。
1975 年被分配至皖南绩溪县上海小三线后方卫生组的曹建明在2018年当选为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组成员。但七十年代时，他连初中文化水平都不具备。
恢复高考后，白天连着黑夜，他对着一本高考复习大纲、《辞海》和《时事手册》反复研磨，硬是在1979年压线1分考入华东政法学院，命运由此在时代中转折。
曾经的岁月，铸就了他们的性情。短短几句，往往就能看出这一点。
与我交谈时，曾经的厂领导，往往豪迈大度，常谈“政策”与“时事”，后勤做采购的干事，则娓娓道来，满是生动细腻的故事，专攻技术的职工，则往往只答不问，要言不烦。
都是从那个时代走来，却又实实在在有着不同的个性。
完成与他们的交流后，我又重看了一遍冯小刚导演的电影《芳华》，故事依然打动我。
那是冯小刚为那个时代人们画下的群像，在那个红色青春里，有善良也有自私，有压抑也有激情，有整整一代人的爱恨情仇。
他们的青春，我们的青春，都何尝不是如此呢？
《芳华》的结尾，是这样一段口白：
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谈笑如故，但是不难看出岁月对每个人的改变。
《芳华》剧照
岁月流逝，难得的是，“他们并没有一味沉湎在过去，相反，他们风貌依然，还在用各种方式追求再立新功。”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徐有威这样告诉我。
我尽可能地适应他们的话语体系，在微信上，用大段文字郑重其事地作回复，小心翼翼接过他们赠予的回忆录。
那些回忆录，写得细腻生动，娓娓道来，动辄数十万字。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干部沈嘉麒的著作《皖南觅踪》，名字起得诗意而深刻。他们将回忆录安放在家中一角，亲笔在扉页签名，甚至要用塑封纸包好，如此才能安心送给别人。
他们敬重历史，敬重文字，亦有笔力和情怀，用文字串联起过往。
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老去的那一天，回首往事时，会发现，每一次的选择，每一次的悲欢离合，其实都和时代有关。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波折，但青春的滋味却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拥有青春，因此，我们彼此深有共鸣。时代，并不能在“人”之间划下鸿沟。
“火红年代，火热青春”，临别时，徐梦梅亦将文集赠予我，他常常记得那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我在这17年里，确有甜酸苦辣，确有艰苦磨难，但这17年也是我人生岁月中最美好最有收获的年月。我没有遗憾，青春无悔，我觉得值！”在50万字自传《勤奋·和善——五十年往事纪实》中，高球根这样写着。
我知道，那些册子里面，安放的是一整个时代，一整个青春。
（本文特别鸣谢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徐有威）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刘郝
排版 | GINNY
南风窗新媒体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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