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校系列： “我们的学校”的现实样态 新生命教育是营造和谐生态，激发生命体的内源性发展动力，让自我、他人乃至一切自然生命精彩绽放的教育。新生命教育对于“新学校”的思考与实践，建立在学校作为地域教育、文化活动中心的历史现实基础之上。 无论社会怎样分工、分化，教育对于一个地域的作用，永远是整体综合的。陶行知自教育出发的“知行做合一”，卢作孚自实业出发的乡村教育论，宴阳初自农村出发的平民教育，无不从整体综合的角度看待和践行教育，并在推动家国和教育发展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就学校自身的发展而言，断然不会有与社会和政治割裂，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教育，也不会有忽略了民众，与民众做了这样、那样割裂与分化的学校。 从管理的角度看，学校经历了一个从公建到私有，再到共需的过程。原始社会的学校是公建的，此时的学校属于参与建设它的所有氏族成员。阶级社会里，学校不同程度上受统治阶级掌控，为着统治阶级的培养目标服务。在以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的社会主义社会乃至于最后的共产主义社会，教育逐渐变成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为着满足社会成员对于未来的共同需求。为此，学校必然会经历一个从“你们的学校”到“你的学校”，再到“我的学校”“我们的学校”的发展演变。 “我们的学校”是学校发展的历史必然。 “我们的学校”的表征是“让更多的人走进学校，让更多的人助力成长，让更多的人享受学习”。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提出了“六有”，也就是“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地种、有工作、有书读”。人人享有教育权不是教育自己的职能，而是社会发展的目的。 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教育说到底不是“有知”对于“无知”的碾压和秒杀，而是共同应对人类发展问题，共同面对社会发展，工作做好一件具体的、真实存在的事儿，是在这个过程中，成就一种品质，完成一种使命，营建一种人生。完成这一使命过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品性是相互完善的，所谓教学相长断然不是教育者自身的谦逊，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者有所得后的自然感叹。这种所得，也是造物对于教育的天然恩赐。 当我们把那些我们意识深处的闪亮的东西赋予他人时，我们欣喜地看到，它本身正在臻于完美。而我们自身并不具备的美好的东西，也在伴随着教育的过程，受着手机教育者的生长而忽然扎下跟来，生发开去。如果一个人希望在被人身上确立善良的品格时，伴随着这种努力的深入和这种愿望的强烈。他本身也在对自己进行重新解构，慢慢变得澄澈与爱憎分明起来。 作为教育者的教师本身是不完美的，因此，他们才需要在教育中臻于完美，恰如他们的施教对象那样。 这个神妙的过程不会天然的发生，它只存在于“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学校”，每一位教师都要有自己的学生，他要担负起陪伴、发现这些学生的个人爱好，在他们身上发觉他的创造能力，点燃他们的热情，把自己对于知识的爱好和信心传递给他们等使命，也正是这样的使命和实践才让他有机会和这些学生一起生长，一起臻于完美。 “我的学生”，“我的生态成长共同体”，“我的班级”，“我的年级”，“我的学校”，在教师、学生、家长层面完成这一系列的建构之后，“我们的学校”才会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推动社会和教育发展的现实样态。 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人只有在感觉到自己不仅是一个学生，而且是一个对别人的命运负有责任的人的情况下，他才能接受真正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