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张思德响应党中央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主动报名参加中央机关生产小分队。图为和战友一起烧炭的张思德（左）。

近代中国乡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部分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乡村问题的紧迫性、严峻性，进行了以乡村建设运动为代表的尝试，但效果很不理想。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乡村问题，认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主旗帜，基于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系统的乡村社会经济建设，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农村社会组织化和农业经济发展积累了可贵经验。

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1941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毛泽东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为解燃眉之急，边区政府只能采取加征救国公粮的办法。但沉重的财政负担，很快引起了民怨。检查发现，“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如何克服困难呢？办法有两个：一是做减法，减征公粮（1942年的公粮由原定的19万石降为16万石），精兵简政（减少脱产人员数量），减轻农民负担；二是做加法，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增加农业产出。由此，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开展起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毛泽东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时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农民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按照不同情况，确定了“耕一余一”“耕二余一”“耕三余一”的粮食生产计划，普遍成立耕种变工队、锄草扎工队。除种好原有耕地外，还鼓励农民积极开垦荒地，开展生产竞赛，踊跃交粮、交草，参与运盐、纺纱、兴修水利、为军烈属代耕等活动。在推动大生产运动的同时，中共中央进一步完善以减租减息为核心的租佃制度改革，有效调动了乡村各阶层的生产积极性。在减租过程中，边区各地还成立了农会、租户会、减租会等民众组织，专门负责处理减租和农民佃权的保护事宜。

经过两年左右的艰苦奋斗，基本实现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边区民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43年，延安市西沟农民“康树德家里，每天吃白面或荞面一顿，两顿小米饭，并经常吃着肉食；康树德本人，则每天早上吃着白面馍馍或烙饼，酒、肉、炒菜。端午节时，全家大聚餐一次，宰了一头猪，包了五升糯米粽子。”延安市东区黄蒿洼后沟农民曹守富“过去吃的是高粱、稀米汤，现在已经为白面条、馍馍、干米饭所代替了。端午节全家聚餐，吃着鸡肉酒菜。”志丹县七区五乡薛家沟农民李成志，全家10口人，每年换两次新衣服，1943年夏衣用布20丈、冬衣用布30丈；并且计划1943年“要吃五只羊（已杀过三只，还要杀两只），在年节要杀两口大猪，每月平均有三四次肉吃，每三天吃二次面，每天炒菜要用二两油。”安塞县四区二乡西营村农民高凤成，全家6口人，1943年能穿上两茬新衣，“每逢过年节，要杀一口肥猪，一个正月都吃好的，平常每月吃五次肉，六次馍或面条，每逢过节也都是吃好的，日常吃捞饭，每顿菜要放一两多油，这是一般的吃法。”

给农业生产做好加法

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不仅取决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取决于耕作技术、良种推广、生产组织形式、生产资金等要素的配套。边区大部分地方的耕作方式相当粗放。为达到“耕二余一”的增产任务，边府要求普遍提高耕作技术，以提高作物产量。另外，延安各地农民过去种地基本不施肥，经政府提倡后，各地更加注意积肥了，每天都有很多人在捡粪。农民采用各种方法增加肥源，如多养牲畜勤垫圈，多建厕所勤拾粪，沤柴草、挖炕灰和垃圾土等。1943年以前，延川县只有约四分之一的农户盖有厕所，卫生条件较差，且不利于积肥。经该县政府大力号召后，至1944年全县共修成厕所3160处。1943年3月，延川县向固临县、延长县提出劳动竞赛的条件之一是增加施肥，即糜子每垧施肥10袋、棉花15袋。

发放农贷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是边区金融工作的中心之一。1941年12月15日，根据陕甘宁边区银行提议，边区政府决定成立农贷委员会，以李鼎铭、高自立等7人为委员。随后，各县也相应成立农贷委员会或办事处。1942年1月，边区政府制定《边区农贷的基本任务和目前的实施办法》。1943年初，根据毛泽东提议，边区政府结合实际先后制定《三十二年度（1943）农贷实施办法》《农贷小组暂行组织办法》《陕甘宁边区农业贷款章程》等。边区农贷分为生产、副业、供销、农田水利等四类。农贷利率长期年息1分，短期月息1厘，以一年为期。1942年，边区银行共发放植棉贷款96万余元，使边区棉花面积扩大了一倍，棉产量由50万斤上升到140万斤。青苗贷款是为解决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民生产生活资金困难，打击高利贷活动而设置的。据统计，1942年，边区银行在延安县、延川县、延长县，共发放棉花青苗贷款46万余元，折合棉花11989斤。此外，在延安、甘泉等县还发放了麦子、糜谷青苗贷款，共计68.5万元，不计利息。农田水利贷款一般由边府建设厅发放，银行协助。1945年至1946年春，边区政府在子长县共发放水利贷款600万元，新修水地316亩，补修水地609亩，增产粮食300余石。

在利用和改造各种民间劳动互助形式，组织群众发展农副业、手工业、运输业的同时，也使旧的劳动互助组织具备了新的性质：限制剥削，奖励劳动，打破了小农经济的第一个限制——分散的个体劳动。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号召，“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经提倡，边区各地普遍流行扎工、变工、锣鼓班子等劳动互助形式。1943年，劳动英雄吴满有组织本村劳力组成吴家枣园变工队，极大地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使该村成为全边区开荒最多、增产粮食最多的模范村。延安县罗家坪村，原是个穷村，1944年组织变工队，全村19家互相变工，农、副业一起推进。1944年至1946年，该村增产粮食53石，家家有余粮。据统计，至1944年12月，边区劳动力（含半劳力）参加扎工、变工的，占46.5%。边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分为开荒合作社、农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等类型，至1944年底，各类合作社已发展到425个，经营单位近千个，社员25万人。

给乡村社会一个新面貌

为建设模范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党和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和手段革除陋俗恶习，并通过宣传新风尚，刷新民众精神世界，改变边区乡村的社会面貌。

改造二流子，是从延安县开始的一场群众运动。据边区政府建设厅调查，1937年前，延安市人口不到3000人，而流氓、地痞将近500人；延安县人口为3万左右，流氓、地痞为1692人；边区其他各县的情况与延安大致相似。部分二流子不仅不生产，还站在路边说怪话：“咱不种地，就没有这些麻烦！”仗着一张油嘴与流氓手段，公然违反政府法令。为着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对二流子进行一场彻底改造。1940年春，延安县在庙沟乡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提出让二流子参加生产。至1941年底，延安县二流子减少了72%。延安县的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毛泽东称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干会表彰大生产运动中涌现的生产英雄、先进集体时，毛泽东给中共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县政府县长刘秉温的题字均是——“善于领导群众”，并希望西北局、边区政府把他们的模范经验尽快推广到其他县、区、乡。2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改造二流子》，积极推广延安县改造二流子的经验。3月4日至5日，中央生产委员会在延安召开各部队、机关、学校生产总动员大会，朱德指示：“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一个二流子。”至此，陕甘宁边区改造二流子达到高潮。延安县川口区六乡制订的1943年度生产计划，明确规定，要“把二流子挤上生产”。其方法包括：个别说服与开群众大会斗争相结合；指定开荒地点和范围；将全村义务负担均加在不参加生产的二流子身上；动员全乡全村人民禁止二流子吃闲饭；不事生产的巫神等，改造办法与二流子相同等。延安市制定《二流子改造公约》：不染不良嗜好；不串门子；不招闲人；不挑拨是非；要有正当职业；如有违反，罚工。同时，还采取强制措施促使二流子转变，对顽固不化的二流子，采取集中管制、强迫劳动的办法，进行有组织的收容改造。依靠群众力量改造二流子，让乡村里有威望的人士和劳动英雄对二流子进行劝导帮助，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例如，延安市的申长林帮助两个二流子转变好了，杨朝臣帮助了6个二流子实现了转变。另外，延安文艺工作者还利用群众熟悉的形式，编创《兄妹开荒》《二流子变英雄》等秧歌剧及民歌童谣，深入乡村巡回表演。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改造二流子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增加了劳动力，巩固了社会安定。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延安惊奇地发现：“那里没有颓唐的现象，人们相互督促地生活，所以大都是被称为‘突击队员’‘劳动英雄’的青年，和这些名词对峙的是二流子，这批人则到处遭到白眼，受人鄙视。”

吸食鸦片，是旧社会给陕甘宁边区民众的恶习，严重影响经济建设与社会风气。1938年6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群众》发表社论指出：“禁烟，是和抗战一样，我们要把它看作一种民族解放的斗争，是一种全面性、民族性的斗争，要动员广大的民众来共同努力。”陕甘宁边区政府禁绝烟毒的主要方式为立法、查禁和发动民众监督等，主要做法是禁绝种植、严查鸦片走私贩卖、改造嗜好鸦片者。为查禁及处理边区境内烟毒犯罪活动，1942年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后来又在重要城镇设立禁烟督察分处。1943年9月11日，边区政府发出《为禁止吸毒事给专员公署县（市）政府的指示信》，对帮助烟民戒烟提出了具体要求，号召形成群众性的戒烟运动，发动烟民进行戒烟竞赛。吴旗县的刘生海，是边区戒除烟瘾的模范。戒烟后，他通过勤奋劳作很快致富，成了著名的劳动英雄。刘生海的事迹经《解放日报》和各级组织的宣传，在社会上产生很大震动，促进了禁烟禁毒。以延安市为例，1939年登记的1500名烟民，至1941年已戒毒1398名，戒毒率达93%。至抗战胜利，边区吸食鸦片者近乎绝迹。

模范村是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的新生事物。模范村建设，是从延安县开始的。陕甘宁边区第一个模范村，就是延安县柳林区二乡的吴家枣园村。1943年11月，西北局招待劳动英雄大会号召，“劳动英雄要成为团结和推动一个村一个乡群众生产的核心和旗帜。”吴满有率先响应毛泽东“组织起来”和西北局的号召，将吴家枣园村的模范生产经验，推广到整个延安县柳林区二乡，使其成为模范乡。受此启发，更多的劳动英雄纷纷表态，准备将个人的生产经验扩大到全村使其成为模范村。1944年，边区模范村建设进入高峰，涌现出生产模范村、文化模范村、卫生模范村、运盐模范村、纺织模范村等。模范村建设不仅促进了大生产运动继续向深入发展，而且对农村社会改造及农民教化的作用也十分突出。延安市北区北郊乡杨家湾村，过去是典型的不讲卫生的肮脏村庄。经区、乡干部和医生耐心解释劝说，并替他们建厕所、挖垃圾坑、打扫院子等，杨家湾的卫生状况和卫生观念有了彻底改观。从此，村路上再也看不见牲口粪、破柴乱草，干干净净。除每月三次的全村大扫除外，村民看到哪儿不干净，就争着把垃圾扫净。每家窑里的各种用具、被子衣服摆放得整整齐齐，经常打苍蝇，锅台擦得油亮，脚地和窑洞壁都打扫得白生生；村民有了天天洗脸的习惯，还有经常洗澡、洗衣服和拆洗被子的意识；每天家里女人做饭时烧好一盆开水，有的烧些绿豆汤，大人小孩不再喝生水了，不吃死牲口肉了。因为这些变化，杨家湾村在卫生运动中被评为卫生模范村。

（王今诚，作者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