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节前夕，因福建人民艺术剧院约稿，王鸿邀我以他的小说《台北来信》为基础，两人合作创作一部话剧。

二十多年前，我还在莆田工作，当时王鸿还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有一天他跟我谈了他的《台北来信》小说的构思，我听后连连称好。因为海峡与柏林墙一样，是中华民族也是人类的大悲剧，非常值得文学作品好好去表现。

过些时间，他的《台北来信》问世了，当时我已经离开莆田，但不影响我还是最早拜读这个作品的一个。其后，我俩一直保留着文艺创作上的交流，不知不觉有了二十多年的忘年之交。有一次，我跟他谈我的昆剧《景阳钟》的创作，谈到其中一场《撞钟》的戏，当时崇祯皇帝撞钟召集群臣，应者寥寥，夜雨冷清。王鸿听着，忽而大笑站了起来，说，当时应召只有两位大臣，其中一人就是他的先祖——兵部右侍郎、协理京营戎政王家彦。

天地很大又很小，人事的接近，缘分而已。

我知道，王鸿的邀请，是对我于戏剧创作上的经验的信任，但创作一个作品，单凭经验和技巧永远不够。无需讳言，近年戏剧舞台上反映海峡两岸题材的作品已经不少，表达和平统一的内容因为大家熟悉做起来反而并不特别省力。即使《台北来信》小说已经很棒，即使我只是个加盟者。如何从两岸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开掘出新意，仍然是我们两人合作下笔的前提。

2020年我照例回莆田乡下老家过年，不料春节后疫情突来，猝不及防，我跟许多人一样被困在老家——那座带着破落小院的简陋的旧房子里。两个多月，这是我出外工作后第一次连续这么长时间呆在老家,并陪伴当时还健在的老母亲。因此，这次被困也无意中给我回忆往昔、辨认故土和父老乡亲的机会。

我的邻居基本上是宗亲，不时有人来串门，探望我的母亲，送给我田里收获的瓜菜。他（她）们用亲切形象的方言俚语，说着家长里短。一次次送走笑声，我又会一次次在院子里徘徊。初春亲切的日光漫过吐出新叶的荔枝树，流泻到我的身上，让我拖曳着虚幻又实在的身影。踏着脚下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我的心也恍惚起来，脑海里浮现出一幕幕往昔情景，这是令人心醉又令人心碎的往昔情景：

刚刚离去的那个快人快语的本村婶子，年轻时参加修水库，一米五左右的身材，扛石头、挑担子，一个顶三，真正的不让须眉。同是这个女人，三年困难时期，却被许多人暗暗戳着后背，说她与粮站某干部关系不清才得到更多的救济粮，因此她让自己五个孩子更顺利平安度过饥荒。

那个遥远的下午，就在这屋后，我和童年伙伴停下嬉闹，听大人讲那个叫“龙王”的身强力壮的汉子，他坚信自己的水性和气力，为抢救财产挑战山洪暴发时的滔滔洪水，不幸殉难。

那个叫“欹头钟”的老通信员,总是尽职地敲着锣，走过我这家门前，用铁皮喇叭筒广播村里的通知。

西边楼房深处，本来有个老戏台。每逢演戏的夜晚，戏台上亮着“汽灯”，台下是黑压压的人群。记得好多次开演前，那个叫“劲头X”的干部借机登台开会，他不会因为群众等待看戏急切而放弃他的职责，一遍又一遍地宣称最后一个问题。

还是那个戏台，那样的开会，那个有趣的大光棍小民兵，头上梳得油光发亮，借维持秩序沿着戏台左右晃荡，还不时煞有介事地抬臂看一看自己腕上的手表。大家都知道他想引起姑娘们的注意。

还有我三年多作为回乡知青（实际上是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所见所闻……

于是，吴天桂们，包括玉莲、阿伟、劲头英、福顺等人物迎面走来，叩开我的心扉，走进我的心里，让我泪流满面。于是我有了创作欲望。我跟王鸿商量：《静静的顿河》以红军、白军斗争的历史为背景，表达哥萨克人的民族性格，我们也可以像她那样，以两岸对峙、隔绝为背景，尽可能表现闽台族群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包括信俗，通过这些小人物的特殊命运，在揭示和平统一内容的同时，反映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生生不息。其实当时我心里还有一句没说出来但真真有过的话：我想把这部合作的作品献给活着和已经逝去的父老乡亲。

于是我开始动笔，初稿很快就出来了，然而效果不尽人意。省厅和人艺召开剧本讨论会，专家们感觉作品虽有浓厚生活气息，但内容还显单薄。对我俩来说，这属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主要问题还是出在作品停留在两岸隔绝下的悲欢离合的叙述，对人物的开掘不够深入。随后的修改主要在人物塑造上加力，比如主人公吴天桂，他的第一次渡海，主要动机来自他迷恋大海、船和妈祖信仰，而帮助结拜兄弟林阿伟去台湾团聚只是导火线。

去年初这个戏经过排练搬上舞台，并与观众第一次见面，结果反响平平，因为原来的缺陷不但未能很好修补，而且因为立了起来反让缺陷显得更大更碍眼。怎么办？

我和王鸿反复商量。那一段日子我一直辗转反侧，我犹如一只夜航于大海中的小船，认定一个方向，也隐约看到远处一个光点，我想驶近它，但它飘忽不定又若有若无，让我时而兴奋，时而懊恼，始终在希望和失望中徘徊。感谢我省的专家同仁们，在演出后又给这个剧目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给我们极大的帮助。多年来，讨论会上不讲情面、不讲假话、无私奉献早已在福建戏剧创作上形成风气，并助推我省戏剧保持长盛不衰。其中我必须再次提及戏剧理论家王评章先生，他总能给创作提出意想不到的精辟的意见，而这次对我和王鸿所处的创作节点来说，他的帮助如拨云见日一般。他指出：吴天桂应该是个四乡闻名的船老大，他对大海、对船不是一般的迷恋，而是失去这些就会面临自己活不下去的绝望；吴天桂身上应该体现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这意见太好了，让我豁然且点燃了创作心智。吴天桂形象在我的心头渐渐明晰且渐渐丰富起来——他只想继续做自己的船老大，结拜兄弟林阿伟的到来让他狠下决心，不顾一切驾船过海。由此他受尽几十年苦难的惩罚，最终两岸关系回暖，他借“妈祖回娘家”的船只，带领一帮信徒第二次过海回到大陆。他不但与亲人团聚，而且无意间又成了“船老大”——这是两岸民间直航第一人的“船老大”。到此命运画了一个圆，这是时代使然，又不排除中有坚持个性、遵循内心的成分。

那已经是第四稿了，修改时我和王鸿难得有些正在有效“突围”中的感觉。至今回想这段历程，我的耳边还会响起多年前与前辈老师——老剧作家王顺镇先生的一次对话，他说创作要“理直气壮”，文章理直，其气方壮。这话说得极有道理，当然这个“理”字，实指理清思路。

在剧目二次修改加工中，李伯男导演和其他主创人员做了很大的努力，对文本也做了许多必要的调整，有些是创造性的，如歌队的加入等。去年年底剧目参加省艺术节暨戏剧会演，得到许多荣誉，我与王鸿，与剧院领导谈起，惊喜之余，相对抱愧。因为这个戏离好戏还相差甚远，当然包括文本，好在我们自认有了创作方向和努力目标。

从远处看去，无边的大海是缓缓地流着的，人类的历史，人的生活不也是这样？因此我本来给这个戏取名《大海缓缓地流》。后来我与王鸿商定，还是叫《过海》，因为这名字更民族化，而且我们当地有句俗语：“能过海，就是仙”，那就从俗趋个吉利，也不影响心中、剧中“大海缓缓地流”的意象。

（周长赋：著名剧作家，本文刊发于第158期《剧谈》）

来源：福建文艺网  周长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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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严绍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