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博理五十多年的翻译生涯中，翻译中国经典著作达千万余字，可谓译作等身，其中大多质量上乘。他的译作题材丰富多样，既有中国古典名著、民间故事集，又有当代红色文学作品，体裁囊括连环画、剧本、诗词、小说。

自1951年，沙博理开始在对外文化联络局担任专职翻译。1953年起，他作为外国专家，与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等在外文出版社的《中国文学》杂志社从事汉英翻译工作。1972年，沙博理转入外文出版社的《中国画报》杂志社，继续从事中国文学作品的汉英翻译、编辑工作。沙博理所供职的外文出版社隶属于中央直属的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负责对外宣传报道和出版，因此他是一名“国家翻译机构的”受聘译者，翻译行为会受到国家翻译政策的影响。1983年，退休后的沙博理成为了一名自由译者和作家，他的翻译活动具有了更多自由性。纵观沙博理一生的翻译生涯，很大程度上与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阶段相一致，因此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1. 新中国十七年时期（1949-196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全国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中国的翻译事业也亟待规范化。“尽管在这个刚刚创建的国家中，官方化的翻译活动并不十分稳定，然而由国家和党政机构逐渐代替各种私人活动这一整体趋势从未改变。政府机构直接介入，大政方针的指导，系统化都是这个时期翻译活动的特点。”（魏瑾，2009：31）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苏联人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m realism）学说成为了一项政策，作为一种权威的意识形态指导着包括翻译在内的各种文学艺术领域。文学翻译的首要任务成了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即“保卫和建设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主题上无外乎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资本主义”（刘彬，2010：94-95）。

外文局下属的外文出版社是这一时期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阵地，而《中国文学》是译作传播的唯一官方载体。此时新中国对外译介的大都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题材的当代作品。对外翻译工作可分为四步：（1）中国学者选择需要翻译的作品；（2）中国译者翻译这些作品；（3）外国专家对翻译进行校对；（4）官方专家对译作进行定稿。（徐慎贵耿强，2010）沙博理作为一位中籍美裔译者，不仅是“外国专家”也有“译者”的身份。

新中国十七年时期可谓沙博理翻译生涯的高峰期。从1951年到1966年，共有111部文学作品计124篇署名沙博理或匿名的译文刊登在《中国文学》上，共计3237页。

沙博理也用“红色中国文学”来指代自己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黄玉琦，2011）其中大部分的译文又以英文小说的形式由外文出版社发行。根据内容我们将其归纳为三类：

（1）反映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小说，如：《铜墙铁壁》（Wall of Bronze,1954）《平原烈火》（ThePlains are Ablaze,1955）《新儿女英雄传》（Daughtersand Sons,1956）《保卫延安》（Defend Yenan!,1958）《小城春秋》（Annalsof a Provincial Town,1959）等；还有东北地区人民解放军镇压土匪的小说，如《林海雪原》（Tracks in the Snowy Forest,1962）等。

（2）批判封建官僚主义、反应解放战争后阶级斗争的小说，如《李有才板话及其他》（Rhymes of Li Yu-tsaiand Other Stories,1951）《柳堡的故事》（Ithappened at Willow Castle,1951）《活人塘》（LivingHell,1955）《春蚕集》（Spring Silkworms andOther Stories,1956）《家》（TheFamily,1958）等。

（3）展现新中国建设、赞扬劳动人民的小说，如：《农村散记》（Village Sketches,1957）《创业史》（Buildersof a New Life,1964）等；另外沙博理还翻译了评剧《夫妻之间》（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A Play in One Act,1953），连环画册《巧媳妇》（Mistress Clever, 1954）以及一本政治诗歌《酱油和对虾》（SoySauce and Prawns, 1963）等。

抗战和解放战争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亟待提高，外文局选译的作品内容上都是为树立新中国对外形象而服务的。国家翻译机构对于受聘译者有政策上的要求，但译者仍有自由发挥的空间。沙博理这段时期的译作内容题材丰富多样，但语言转换能力方面略显稚嫩，文化因素的传递上也尚有不足。

2. 文革“十年”时期（1966-1976）

此时期中国的翻译事业陷入低谷，外文出版社的正常运作也一度受到干扰。对外文学翻译以汉语为出发点，旨在通过文学作品的输出“对外传播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世界革命”（李晶，2008：52），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并且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作了文革政治的传话筒”（田文文，2009：20）。这一时期国家机构介入到了翻译的每一个过程，包括选题、指定译者、翻译原则和策略的制定、甚至出版发行。政治考量在很大程度上高于文学翻译原则本身。因此，译者的独立性或多或少遭到了剥夺。

此阶段沙博理既作为专职翻译家独立承担文学作品的翻译，又作为外国专家参与译作的校对和润色，可以说身兼数职。文革时期以集体合作翻译和匿名翻译为主，因此沙博理公开译作数量不多，其间最后一篇署名的英译作品为《欧阳海之歌》（The Song of Ouyang Hai, 1966）。然而他一生中最具影响力的译作《水浒传》译本Outlaws of the Marsh于此间诞生(1980年出版)。由于“极左”路线和“四人帮”势力的介入，《水浒传》书名翻译甚至曾让沙博理卷入一场与“四人帮”的政治冲突中（见后文）。1974年下半年，沙博理参加《毛泽东诗词》英译稿的讨论，鉴于毛泽东诗词充满文学的或民间的隐喻，暗示特点的人物、地点和事件，如果没有详细的解释，外国读者不可能充分地理解和欣赏这些诗词。1976年，沙博理参加了第二次《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的清样，根本没有说明和注释。于是他和另外两位外国专家不仅郑重地批评了编辑，质问道，如果不在意他们这些语言专家的意见，为何请他们来参加讨论？难道不想让读者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吗？他还发现，《毛泽东诗词》之所以没有任何说明和注释，背后授意者是江青：就因为不想让其中饱含毛泽东对妻子杨开慧烈士思恋之情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的“杨”用注释说明，江青授意整本《毛泽东诗词》英译本不出现任何注释！（Shapiro,1979: 200-201）

3. 新时期二十六年（1976-2002）

这一时期，尤其是1983年退休后，沙博理逐渐由国家翻译机构受聘译者转变为独立译者和作者。出版的著作有：《一个美国人在中国》（An American in China: thirty years in thePeople’s Republic, 1979）、《四川的经济改革》（Experiment in Sichuan:a Report on Economic Reform, 1981）、《马海德：美国医生乔治•哈特姆在中国的传奇》（MaHaide: The Saga of American Doctor George Hatem in China,1993）、《我的中国》（My China: The Metamorphosis of a Country and a Man,1997）等，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此同时，他先后整理、编译了《中国古代犹太人》（Jews in Old China:Studies by Chinese Scholars,1984），《中国古代刑法与案例传说》（TheLaw and the Lore of China’s Criminal Justice,1988），《中国文学集锦：从明代到毛泽东时代》(A Sampler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MingDynasty to Mao Zedong, 1996) 3部书。其中，《中国古代刑法与案例传说》包含了译自《棠阴比事选》14个故事、《历代冤案平反录》3个故事、《中国戏剧故事》（第二辑）4个故事。见下表：

沙博理还翻译了一些短篇小说，包括《湖畔儿语》（TheChild at the Lakeside）、《春桃》（BigSister Liu）等，收录于《中国现代名家短篇小说选》（Masterpiecesby Modern Chinese Fiction Writers,2003）。此时期沙博理最重要的翻译作品应属《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DengXiaoping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A Daughter Recalls the Critical Years, 2002）。此书作者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专门指定沙博理代为翻译。而他的翻译也显现出极大的译者主体性，通过选择作品、撰写序跋和专文、操纵文本等方式对外推介新时期文学。 

本文转自：沙博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