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的艺术家中，唐伯虎的名气算是最大的之一，这并不是因为他的书画流传多么广，而是因为关于他的故事被演绎得太多。

在传说中，他是风流才子，而真实的历史却未必如此。他的书法，就可能颠覆我们对他的一贯认知。“吴门书派”经过初期宋克、沈周等人的努力，至明代中期祝允明、文徵明、王宠、陈淳等人的发展，已臻鼎盛，王世贞更是有“天下法书尽归吴中”之说。

文徵明、祝允明、王宠被后世誉为“吴门书法三大家”。唐寅与其交往密切，然在书法领域的影响力无论是在生前还是后世却皆难以与之相抗。

即便与之相交甚笃、倍加欣赏的祝允明为其作墓志铭时，对其诗文绘画评价颇高，然对其书法也只字不提。

究其原因，首先是唐寅更多地致力于绘画、诗文，以至于其书名为画名、诗名所掩，我们很难发现唐寅有专门论及书法艺术的言论。

再者，唐寅英年早逝，很多作品虽不乏才情，似乎却未及“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之境。

加之其书法主体呈现的温润风格与其狂放不羁的性格总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令常人难以理解。

此外，唐寅以画为生，所作书法作品相对较少，书体也相对单一，以实用性为主，多为容易识读的行书，后人对唐寅书法的研究，主要从他的题画跋展开。

但不可否认的是唐寅书法有其潇洒放逸的个性一面，也有“吴门书派”共同追求的时代特色。

如果抛开诗、画，单一地从书法角度，尤其是着眼于技法的层面去观照、审视唐寅，是很难真正领略其艺术真谛的。

单看唐寅的书法作品，总给人平平无奇之感，然而综观其题画诗作品，却蕴含着一种难以诉说的特殊韵味，让人感觉到一种超越吴门书派乃至整个明代中期书坛的高雅气象。

首先，这得益于其诗书画创作中所蕴含和表达的真意，如袁宏道称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其次，唐寅先作画、再赋诗、终题字抑或先赋诗、再作画、终题字的创作模式使得这三次艺术创作，在意象与境界的表达上环环相扣，又层层递进，以至于其作品越来越不受外界的束缚，愈发直观地表达其最真实的心理活动。

书法相对于诗歌和绘画，显然更加抽象，唐寅的这种无意间的创作模式显然使得他的书法创作愈发天真自然。

再者，尽管唐寅的书法书体并不丰富，常常以小行书出现，但这与他熔院体与文人画于一炉的画风是完美契合的，就艺术表现力而言，似乎也确实缺了些酣畅淋漓的痛快，但也多了一分润物无声的自然。

尤值得一提的恰恰是所谓其书法风格与其在经历了人生重大挫折后，狂放不羁的性格以及惊世骇俗的举止间所存在的矛盾或不一致。这是不是有些颠覆其“风流”的形象呢？

人们总是习惯认同于徐渭人生失意后如“畸人青藤”般于笔墨间的任情恣雎，用最具表现力的大草尽情宣泄心中的愤懑。或是感慨并折服于陈淳性格大变后与往日书风大相径庭，由温文尔雅的行书转向狂狷大草的震撼力。

人们也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唐寅的书法也应该如“青藤白阳”般狂放。然而笔者以为这恰恰是唐寅身上独有的才情、浪漫以及大智慧的体现，尽管他一生凄苦，也曾感叹命运的不公，更多的是体现在诗文上，于书画尤其是书法，他总是保留着那分少年时的无邪与纯真。

历史上，往往将唐寅定位为“二流”书家，但其书法中的天真绝尘、任性自然，可谓其真实的人生、艺术写照，足够我们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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