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初冬，那时我尚不满12岁，正在郯城县蒲汪完小读小学四年级，担任班长。     

一个冬日早晨，班主任解广荣老师突然宣布一个重大消息，要带领部分同学去县城卖草，并宣布了10人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我，依次是副班长田忠华、劳动委员李在好，还有刘伯文等几个比我大2岁左右、身材高一点的男同学，并让我们回家吃早饭的时候，告诉家里的大人，晚饭后到教室里集合，随身带上第二天到城里吃的煎饼，后半夜出发。     

这次和老师去县城卖的干草，是我们三年级时勤工俭学的成果。当时，年轻的解广荣老师，要求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到田地里割青草，晒干后卖钱作班费。我本是割草的好手，但解老师让我负责称秤，并记录每名同学送来青草的重量。因为我学习好，又是班干部，解老师特别信任我。勤工俭学同学们都很积极，割了不少的草，反复晾晒后，在校园里堆了一大垛。可是，干草迟迟没有人购买。那时，生产队的耕牛有足够的麦草和豆秸，垛在打谷场上。干草只能卖给家中养驴而草料储备不足的人家。     

现在老师要带我们去县城，我们都很兴奋，因为班里没有同学去过20多里路的县城。我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家、学校和本村的田间地头，偶尔去公社驻地看露天电影和赶集，抑或到附近的村庄看电影或走亲戚，一般不会超过5里，大家对县城都很憧憬。     

解老师从学校附近的生产队，借来了两辆平板架子车，当天下午我们就装好了车，草垛在车上差不多有2米高，还用几根粗绳将草勒紧，防止路上滑落。回家吃过晚饭后，我们很快就跑到教室里等待。那时，学校没有通电，教室里光线昏暗，10名同学依偎在教室里，说说笑笑，盼望着早点出发。刘伯文同学为了活跃气氛，模仿着从集市上听来的大鼓书，反复大声哼唱：“读书的人来苦用工，灯光底下念《五经》，哪夜不读写到更鸡叫，单等到时来运转！”曲调很苍凉，每句唱词的最后一个字都要拉很长的音，长长的苍凉的尾音，飘满了整个教室。     

大约凌晨4点，解老师来到了教室，带领我们向县城进发了。两辆平板车一前一后行进，大个子李在好和刘伯文负责拉车。每辆车的左右侧，各有两人助力，解老师则在后车的左前方指挥。学校南面紧靠307公路，这条连接徐州至连云港的国防公路，后来改为310国道了。草车从学校东门出发，上了公路后，东行3里路，便进入了南北向的益新公路（山东益都至江苏新沂，后为205国道的一段）。解老师说，从两条公路的交叉路口到达县城，还有20里。我们一路北行，启明星在黑色的夜空中格外耀眼，不时有成群的大雁结伴南飞，“嘎、嘎”的叫声从空中传来，似乎在提醒人们关注它们整齐的队形。     

走到离县城约一半的路程时，公路西侧出现了一个小村庄，有几排草屋和一幢黑色的瓦屋。解老师告诉我们，这个村叫烟墩， 瓦屋里曾经住过一个当地名人，前些年在武斗时，被机关枪打死了，吊在树上示众。多年后听我母亲讲过，这个人应该叫孙开祥，是郯城县文革时期保皇派“大联合”的成员，在1968年腊月的武斗中，孙开祥等人在马陵山下的红花公社联武村，被造反派“八一八”包围，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枪战，造反派取得了胜利，并将对方的18具尸体拉到县城，吊在树上示众3天。

天快亮的时候，迎面飘来了《东方红》的乐曲，那是县有线广播站第一次播音。以后的每天早晨，我们都会听到同样的乐曲，和播音员熟悉的女中音：“郯城县广播站，现在开始第一次播音。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6点30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再往前走，远远看见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高高的烟囱冒着浓浓的黑烟。解老师说，那是县酒厂的烟囱，马上就到县城了。二十多分钟后，我们到了酒厂东门。公路东侧的水沟里，有好多人在捞酒糟，那是酒厂用高粱和瓜干酿酒后剩余的残渣，散发着扑鼻的酒香，是很好的猪饲料。     

7点钟左右，我们到了郯城县国营第四人民饭店西侧不远处，将草车停下来，这便是卖草的集市了。虽然走了三个小时的路程，但大家都不觉得累。街上的人很多，熙熙攘攘的，但卖干青草的只有我们一份。草车的东侧，有一份卖豆腐的摊子，一张小木桌，四周散落着几只小板凳。解老师让卖豆腐的割了一大块豆腐，二斤多重，用刀切好后，放在一个盘子里，放上两汤匙免费的辣椒酱，叫我们卷在煎饼里吃。草还没有卖，就吃上了刚出锅的热豆腐，这让我们感到格外惊喜。我清楚的记得，豆腐很滑嫩，浆水很多，比家里做的和在村里买的，口感要好得多，应该是传说中的包浆豆腐，据说这种豆腐卖到天黑，刀子一划，还往外渗浆水。

解老师没有一起吃，他看着我们解馋后，就说由他看车卖草，让同学们5人1个小组，到城里好好逛一逛，嘱咐我们千万不要走丢了。     

我们沿着卖草的街道，结伴西行，到了一个大的十字路口，向北走去，那儿好像是县城南北向的主要街道。走了300多米后，到了县副食品商店，商店在路西，正门向东，门前挤满了围观的人群，我们赶紧凑过去看热闹。原来是一个小伙子正在示众，胸前挂着纸牌子，是用香烟或火柴箱子的硬纸剪成的，上面写着黑色的毛笔字“打人犯 张继友”，上下两行，各3个字。他手持扩音喇叭，对着人们大声自述：“我叫张继友，今年17岁。前些日子和几个哥们到城关电影院看电影，没买票，老杜不让进，我们动手打了老杜。经过为期3天学习班的学习，我认识到随便打人是不对的，今后一定坚决改正！”旁边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穿着蓝色的解放装，左臂佩戴着红袖章，大声呵斥道：“再说一遍！”他们俩不断重复以上情节，引来了一波又一波的人群围观。     

在依依不舍离开挂牌子的张继友后，我们来到了丁字路口的西北侧，全县最高建筑——郯城县百货大楼。大楼共三层，一楼主要经营烟酒糖茶、日用百货；二楼是布匹和服装鞋帽；三楼是文体用品，各种球类。我们在一节一节柜台前停留，主要是饱眼福，大家兜里没有一分钱。     

在二楼，我见到了范文阿姨，她长得很漂亮，之前在我们公社供销社当营业员，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骨干，随同宣传队的其他阿姨来过我家。只见她坐在一个比柜台高许多的玻璃小屋里，身前的操作台上，几根铁丝分别连接各个布匹柜台，柜台营业员每卖完一块布料后，将填写的双联单和收来的钱，用金属夹子夹紧，顺着铁丝滑上去，她留下一张联单和钱，将另一张联单和找回的零钱，用夹子夹紧后，再顺着铁丝抛下去，引来不少顾客观看，估计更多的人是在看秀美的范文阿姨。     

我们逛完百货大楼，回到卖草的地方，已经到中午了。在草车旁，眼巴巴地盼着有人来买草，其间只有一个人，问了问价格，我们回答2分钱一斤，他没有还价，抬腿就走了，很让人失望。差不多2点的时候，解老师说，看来不太好卖，我们拉回去吧。看得出他的心情很不好。但我们却因这是首次县城之旅，心里感到很高兴，尽管把两车草拉回去也十分艰辛。     

第一次去县城，距今已经过去45年了。光阴似箭，我从一个小小少年，转眼间到了即将二线的年龄。人生如梦，当年同去县城的小伙伴中，两位拉车的主力，刘伯文和李在好，很早就离开了人世。刘伯文同学，是我5年级时的好朋友，在1978年的初春，拉着我第二次步行去了县城。他的父亲是懂中医的赤脚医生，能够靠把脉和观察舌苔，判断出婴儿和儿童方面的症状，医术超过了公社医院的医生，偶尔在家里挣点小钱。刘伯文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妹妹，家人特别疼爱他，给了他1块钱，让他与我一起去县城玩，我在当时是没有钱的。我俩到达县城后，去了县人民照相馆，照了张2吋合影半身照片，并去了卖草时没有进去的国营第四人民饭店，在营业员的鼓动下，买了5毛钱刚出锅的剔骨肉，饱餐了一顿。我们本来要买2碗1毛钱1份的杂烩菜的，结果多花了3毛，当然最受益的是我。     

小学毕业后，我去了公社驻地读初中，学习明显紧张，与刘伯文和其他小学同学的联系越来越少。他初中毕业不久，就结婚了，并继承了父亲的职业，当了一名乡村医生，我参加了他的婚礼，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有一年的大学寒假，家里人说，刘伯文在公路边的诊所里，晚上烧煤的取暖炉子忘记封盖，发生了煤气中毒，没有抢救过来，留下了3个女儿。李在好初中毕业后，到辽宁建平县当了几年兵，复员后相继成长为村支部委员、村主任和支部书记，可惜后来得了肝癌，重病期间，我委托我的父亲，专程去县医院看望了他，不久便传来了他的噩耗。他俩的英年早逝，让我对人生的意义，开始有了一些思考，明白了平安和健康是多么的重要。

45年间，我的上学地点，从村里、乡镇驻地、再到县城和省城，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求学历程。工作单位，也从地市供电局，先后调到了省城和首都，离老家渐行渐远，转眼间到北京工作快要17周年了。其间因公务，也先后去过纽约、东京、莫斯科和伦敦等国际化大都市。但第一次去县城那种激动的心情和所见所闻，比起后来的首次去省城、去北京和出国，更令我终生难忘！我时常回想起刘伯文同学，在深夜的教室里，给我们唱大鼓书的情景。脑海里，也经常浮现胸前挂着牌子的张继友，一遍又一遍自我反省的独白。     

45年，我们的国家飞速发展，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不断迈进，人们的出行方式和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北京到山东临沂，均有直达飞机和高铁，全程3个多小时，便可回到郯城老家，基本与当年步行去县城的时间相当。经过一路打拼，我的个人成长和家庭建设，也取得不错的成绩，家庭生活水平，早就达到了小康，远远超出了当年吃上国库粮、按月领工资的梦想。   

只是，第一次去县城的豆腐味道，让我永远难忘，亦不知南飞的大雁，何时再从冬日的天空里，发出“嘎嘎”的叫声，成群飞过我的家乡？ 

作者：侯培建 山东郯城人。1966年生于山东郯城前高峰头三村，1984年考入山东经济学院，山东大学在职研究生，教授级高级会计师，现任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