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邢公畹和刘作骢两先生的文章，我也想来凑凑热闹，谈谈我对这问题的看法。

两位先生涉及的问题是很多的，本文不能一一谈论，我只根据创作实践的经验，说些点点滴滴的感想。

就我所知，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人正式提出“方言文学”的口号，也没有人把这口号“作为对反动统治阶级斗争的策略之一”而提出。自然，文学是对敌斗争的武器之一，但不是光指文字，主要指内容。文字，方言，是“我能往，寇亦能往”，敌我双方都能利用的。同样的方块字，蒋介石匪帮用来诌反动的胡说，我们用来写革命的文章，区别主要在内容，而不在文字。五四时代，中国文字有过一次显著的改革，那时候，用文言的多半是些守旧的，甚至反动的人物，用白话的是进步的，革命的势力。但是不久，反动的统治阶级，特别是蒋介石匪帮也用白话了，蒋匪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都是用白话来创作的，但是他们这样做，决不能，也没有改变他们的反动的面貌和本质。这也说明了文学的革命与否的基本的标志，不是文字，而是内容。

邢先生说：过去我们写农民，用方言，都有革命的意义。现在全国解放而且统一了，“特别是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后的今天”，似乎不能再用方言来创作，来写农民了。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又说：“方言文学”这个口号“不是引导着我们向前看，而是引导着我们向后看的东西；不是引导着我们走向统一，而是引导着我们走向分裂的东西。”

前面说过，没有人提出“方言文学”的口号，但我们过去曾用方言来创作，来写农民，将来也会用方言创作，也还是要写农民的。至于用方言是否会引导若我们“向后看”，并且“走向分裂”呢？我以为不会。斯大林说的对：“方言习惯语和同行语是全民语言的支脉，并且服从于全民语言。”采用方言，不但不会和“民族的统一的语言”相冲突，而且可以使它语汇丰富，语法改进，使它史适宜于表现人民的实际的生活。

邢先生又问：“在今天，我们是应该以正在发展中的统一的民族语来创作呢？（那就是说在我们的创作中要适当地避开地方性土话。）还是应该川方言来创作呢？（那就是说在我们的创作中特别去使用并且强调那些地方性的土话）”

我以为我们在创作中应该继续的大量地采用各地的方言，继续的大量的使用地方性的土话。要是不采用在人民的口头上天天反复使用的生动活泼的，适宜于表现实际生活的地方性的土话，我们的创作就不会精彩，而统一的民族语也将不过是空谈，更不会有什么“发展”。

在创作中怎样采用方言的问题，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我们的文字是统一的。写在纸上的汉文是全国一致的方块字。而我们口说的方言却非常之多，非常之复杂。特别是南方，不但省和省之间的口音有重大的区别，有些交通不便的地区，县和县之间的口音，也各不相同。但是，正如邢先生所说，北方话，特别是北京的方言，已有作为中国汉族标准语的趋势。北方各省的话，大致都相同，懂得的人多，光有音，写不出字来的词，比较的少。而南方话，特别是广东，福建和江浙等地的部分的土话，在全国范围里不大普遍。这几个地方的有些方言，写在纸上，叫外乡人看了，简直好像外国话。这样的方言，不宜全部的采用。鲁迅和茅盾先生的创作，并不全部使用他们的家乡话，就是很好的例子。但就是难懂的南方话，我们也应当汲取它的丰富的字汇，精妙的语句，来改进我们的语言。“像煞有介事”已经成了普通话。最初使用这话的时候，除了江浙一带以外，懂得的人是很少的吧，但是现在，凡是能看书报的，都懂它的意义了。北方土话普遍性很大。全国除了交通不便的地区，大都能懂“红楼梦”里的语言，其实这就是北京的方言。

在创作上，使用任何地方的方言土话，我们都得有所删除，有所增益，换句话说：都得要经过洗练。就是对待比较完美的北京的方言，也要这样。采用某一地方的，不大普遍的方言，不要用在叙事里。写对话时，书中人物是哪里人，就用哪里的话，这样才能够传神。要是你所写的是北京人，说上海话固然不行，说东北话也不大好。

用方言土话，一定要想方设法使读者能懂。有些表现法，普通话里有，而且也生动，在叙事里就不必采用土话。有些字眼，普通话和方言里都是有的，只是字伺音不同，那就应该使用普通话里的字眼。湖南人读“还”如“偕”，读“没”如“冒”，写的时候还是用“还”和“没”，不必写成“偕”和“冒”。方言里得太僻的字句，必要使用时，要反复地多用几次，让人家从上下文的语气里自然而然的了解它的意义。东北话里的“牤子”，学名叫公牛，要是你把东北一个小猪倌的叫喊：“牤子吃庄稼哪”，写成“公牛吃庄稼哪”，不但没有东北味，而且人家还会说你是个书呆子，称呼牛大哥也要叫它的学名。这说明了，在反映东北农村生活的文章里，有时有用“牤子”的完全的必要。当“牤子”这词最初出现的时候，东北以外的读者也许会不懂，但当你反复的使用几次以后，读者就会自然而然的理解，这生疏的“牤子”原来就是我们认识的牛大哥在东北话里的别号。

毛主席指示我们说：“人民的语言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方言土话正是各地人民天天使用的活的语言，从学校里出身的，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对于这种活的语言都不大熟悉。我国的语文有着长久的分离的历史，就是现在的笔写的白话，和人民的口语，也还是有若显著的差别。“学生腔”往往语汇贫乏，枯燥无味。比方红的颜色，要是叫我们形容，就会说：很红，通红，红得像火，或是红得像胭脂，这样的叙述当然也可以，读者也都懂，但总缺乏新鲜的风趣。农民形容红色的时候，就会说道：红得像颗刺梅果，这就带着新鲜的田园的风味。描写斗嘴的双方都很尖锐的情形，农民说是“针尖对麦芒”。针尖和麦芒，都是既尖且锐的，这是生动的形容。很少接触“麦芒”的人，不大容易想到这样好的话。

劳动的人们喜欢把生产过程中习见的具体的事物，用精练的语言构成生动的形象，夹在谈吐中，使得人们对于他们叙述的事情和行动，得到深刻的印象。这是人民的活的语言：方言土话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方言土话的另一个特点是比较的简练。老百姓善于使用简单明了而又生动活泼的字句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比方我们说，儿女多了是够麻烦的事，一儿一女最好最幸福。农民就说：“一儿一女一枝花，多儿多女多冤家。”这样对仗工整，音韵铿锵的两句话，叫人听了，印象很深，而且好久还记得。

我在东北乡下工作的时候，发现农民的谈话里，有一些单字，照着发音写出它的本字来，知识分子不查字典，还不认得。比方“薅草”的“薅”字，粗粗一看，好像是个古奥的僻字，但是在除草的季节里，农民的嘴里天天使用这个字。我们的先人创造这个字眼的时候，本是用来描摹用手拔草的这个生产动作的，长久的脱离生产，或是从来没有参加生产的人，不大熟悉这动作，因此也就不大熟悉这个字。它在我们的眼睛里，就变成了古字和僻字，其实它是农村之中最活跃的字眼。

当然，人民的语言，需要加工的地方也还是不少。它也还有好些的缺点：比方说：语法不十分精密，记述复杂的，科学的新兴的事物的语汇还不够使用。为了补救这缺陷，我们必须介绍外来语，添加新的语法和字汇，注入新鲜的血液。我们已经在这样的作了。五四以来，我们的汉文已经添加了许多新的字眼和语法。积极，消极，咖啡，可可，瓦斯，水门汀，都是外来语，现在已经溶入我们的语言里，看去并不觉得生疏了。语法的全般欧化当然是行不通的，但不能否认，在语法上，我们也已经有了许多的改革。

我们也不应当完全排斥古人的语言。古人的话，能够留传至今的，是经过了多少年代的提炼的精彩的部分。比方说，“满招损，谦受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样的古语，译成白话，可能没有原文的简洁和有劲。这样的话，还是应该保存和运用。

我国未来的语言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很难预见。变是总归要变得，但将是渐变，而不是突变。五四时代的白话和现在的白话已经有些不同了，将来还要变化的。在语言的这种慢慢地变化的过程中，我们主张继续的采用方言土话，不过采用它的时候，需要加工，需要有所增益，也有所删除，同时也不完全排斥外来语和古代语，毛主席指示我们的文学上的学习的原则：中外古今法，也很适用于语言的学习。我们要不断地汲取中外古今的语言的精华，采摘中外古今一切语言的简练，生动，新鲜，科学的字汇和语法，来继续丰富和改革我们的语言和文体，而我们自己国家几万万劳动人民天天使用的活的语言，各地的方言土话，将是我们学习的主要的对象，营养的重要的源泉。

拉杂写来，只能算是看了邢先生和刘先生的文章以后的一点零碎的感想，对与不对，还望两位先生和其他语言学的专家们不吝指教。一九五一年二月，北京。

（原载《文艺报》195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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