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刊学术顾问）

来源：《青年记者》2022年第15期

1995年盛夏时节，第四届中国传播学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我从郑州登上绿皮火车，同北京出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老师明安香、陈力丹、王怡红等会合，入关中，过秦岭，攀蜀道，其情其景恍如昨日。没想到，此后再无缘这个全国首屈一指的传播学平台，直到今年受邀参会。如果我能忝列中国传播学的一介后学，那么但见前辈老人一个个遽归道山，同辈老友一个个淡出江湖，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今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胡正荣所长在新时代传播学研讨会上提出“转型升级再出发”的宏愿；也是在这个会议上，针对四十年前的旧十六字方针，形成了新十六字方针的共识：“守正创新、融通中外、根植实践、引领时代”。这里，我就由此谈点多余的话，不见得恰当，也难指望有实际效果，而且与其说剖析他人，不如说更是剖析自己，与其说审视中国传播学的小路、大路与出路，不如说更是反省自己走过的弯路，并向这个学术平台惜别。

一

我在准备本次第十五届中国传播学大会发言时，看到清华校友熊向晖之女、新闻研究所最早一批研究生熊蕾老师讲的一个故事，深有感触：

十几年前（大致相当于改革开放三十年反思传播学之际），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博士跟我一起听论文答辩。我是临答辩前一天才收到其中三篇论文。校方的意思就是都得过，否则不给过的老师比答辩学生还麻烦。那就过呗。偏偏那博士还要给她指导的一篇论文以优秀，讲中国青春偶像电视剧如何才能超过日剧韩剧。学生只研究了一部电视剧，然后按套路写了理论方法一堆八股，最后的结论是，青春偶像剧要想成功，首先要有好的演员，其次是编剧，再次是导演。我说，这不都是废话吗？怎么优秀了？过就行了。那博士说：熊老师你不懂，我们写论文，就是要用科学的方法论证在你们看来是废话的东西。

事实上，如今汗牛充栋的传播学论文，包括貌似“高大上”的一些国际会议、国际期刊，有多少不是在用科学方法论证废话。刚刚过去的答辩季，想来各方又经历一轮煎熬，一方面从本科生到博士生，不管水平如何，反正论文都会过，至少绝大多数肯定过；另一方面从选题到文本，又有多少不是在用科学方法论证废话，或者说用西方理论敷衍中国现实。而不过或缓过的少数论文中，反倒可能有一点儿真知灼见真问题。清华大学也曾出现类似情况，为此一向温文尔雅的老院长范敬宜，第一次让人见识了他的声色俱厉。

面对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我常常想起鲁迅先生的话——“救救孩子”。“孩子”包括青年学子与学者。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眼看众生一茬又一茬陷入内卷化学术与异化学术，最后即便熬成教授、博导，荣膺这个学者、那个学者的头衔，但从追求真知、追求真理的角度看，从解释世界、改变世界的意义看，从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追求看，是否都能够心安理得？同越来越智能的机器人是否有本质区别，无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机械操作，与酸甜苦辣的人间烟火相距遥远，与跌宕起伏的时代风云相看两厌，与为人民著书立说更是了不相干。

然而，“救救孩子”谈何容易。数十年来形成的一套学术评价体系以及相应的体制机制，这套规则如皇帝的新衣，人们即便心知肚明，但又往往趋之若鹜，奉命唯谨。就像用科学方法论证废话无论多么荒唐，匪夷所思，但只有顺着这条道儿才可能顺风顺水。看看每年发表的成千上万的论文，有几篇真正当得起解释世界、改变世界，称得上唯物史观、实事求是？而成千上万的青年学子与学者，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知耗费多少青春年华，投入不痛不痒、自娱自乐、云里雾里的学术游戏，不知不觉也成为轻车熟路的学术玩家。

用科学的方法论证废话，用西方的理论敷衍现实——这套潜规则是怎么形成的？对此，不是我能解释的。我从1986年参加第二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数十年下来的感觉就像海涅说的：“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但是，倘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也许一开始播下的就不是龙种。龙种还是跳蚤，也涉及此次年会的主题词：中国传播学四十年还是五十年。这个问题绝非一个学术史的考据问题，而是关乎学科方向与定位的根本问题。

二

流行叙事是把“冷战斗士”施拉姆及其香港弟子来华，一路播撒冷战传播学的种子视为中国传播学的缘起，迄今四十年。而遵循马列与中国道路则把施拉姆视为以“美式理论”解构“中国实践”的起点[1]，把尼克松访华同一年，北美一代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家斯迈思“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研究社会主义道路及其传播实践视为人间正道传播学的中国元年，迄今五十年。两个人物，两个节点，代表着两条传播学进路，一条通着资本主义与国际化即美西化，一条通着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即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

由此可见，中国传播学四十年还是五十年，就不仅仅是缘起问题，而是关乎中国道路及其传播研究何去何从的根本问题，即潘维教授所谓国本问题。五十年前思迈斯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面向社会主义实践的艰辛探索与独立创造，由此提炼的一套普遍意义与中国特色有机结合的传播理论，如意识工业、文化甄别、依附之路，与冷战传播学以及此起彼伏的时兴传播学迥异其趣。也由于施拉姆以来，我们一度自觉不自觉地拆除文化甄别的思想长城，美西方意识形态以及新闻传播各种理论才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各路“高人”的说教也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就像邓小平当年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时指出的：“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2]

除了政治倾向，四十年与五十年也涉及不同的学术取向。首先应该说，中国传播学孜孜矻矻数十年，已经颇有积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辛劳。1984年我开始从教时，省城最大的新华书店也找不到几本参考书，而今传播学著述不说汗牛充栋，也是盈箱累箧。另外，除了年均至少上万篇的期刊论文，从学士到博士的学位论文同样汩汩滔滔。其中，实事求是的研究不绝如缕，守正创新的成果时有所见，从而延续着人间正道的思想火种和大道之行的精神血脉。但从总体的学术取向看又俨然脱实向虚，就像习见的“新四化”即美化、西化、八股化、玄虚化。如果说以施拉姆为标志的中国传播学倾心于脱实向虚，那么以斯迈思为象征的传播研究则致力于实事求是。脱实向虚的公式是理论－经验－理论，实事求是的公式则是经验－理论－经验。按贺雪峰的说法，前者是小循环，后者是大循环，小循环从书斋到田野再回书斋，大循环从田野到书斋再到田野。[3]

脱实向虚与实事求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小循环与“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大循环，也在于哲学认识论的分殊。具体说来，理论的源头在哪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经验还是理论。脱实向虚小循环是因为信奉理论源于头脑，即中国古人说的心，虽然需要一些经验化过程，如调查问卷民族志，但出发点与落脚点都在内心，所谓“学术想象力”，如恩格斯揭示的情形“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去证实的现实的联系”[4]，故曰唯心论。实事求是大循环是因为信奉理论植根经验，只有通过深入、细致、全面的考察，以及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总结、提炼，才可能把握特定规律，形成系统性认识即理论，然后再回到经验中检验，如此循环往复，使大脑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逐步趋向有机统一。由于出发点与落脚点都在外物，故曰唯物论。[5]

三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老生常谈又不得不谈，也在于时下传播学唯心学风大畅，形而上学猖獗。比如从本科到博士，从开题到答辩，普遍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理论，写论文先得找一套理论，并以此统摄全文。而且，不言自明的是，所谓理论特指美西方某个学者，哪怕刚刚拿到学位的硕士博士，在某个书稿或论文里提出的某个观点。有了这种理论，就合格或符合学术规范，否则就不合格或不符合学术规范。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果用得好、用得妙、用得出神入化、天衣无缝，如高僧讲法，牧师布道，那么就是一流水平，否则就是一般水平。另外，假定用了印度、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等的理论，则不仅不入流，还仿佛冒天下之大不韪。总之，一切均以美西方理论为准绳——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实际上，不仅学位论文如此，主流研究及其创新套路何尝不然，如前些年时兴的建设性新闻。其实，莫说美西方纷纷攘攘的理论，即使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的真理之论也不能当成教条。当然，不是说美西方理论无足称道，这些理论引人注目，表明它们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能够解释甚至改变特定的传播世界，如战胜苏联的文化冷战，同时也给其他时期、其他条件下的传播世界提供了特定的参考和借鉴，但参考和借鉴绝不是神学教义，更不是先验正确的清规戒律。

林毅夫对经济学的批评，对照传播学何其相似。他在2022年4月23日第四届“国家发展青年论坛”的主旨演讲中特别说到，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必须改变现在的学习方式以及做研究的方式，因为经济学界普遍的是拿发达国家的理论来解释我们国家的现象，而且普遍看到的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或者用我们国家的资料来检验发达国家的理论，而这种研究的方式不就是在验证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嘛，但是你有理论贡献吗？我们学理论的目的是什么，是解释世界、改变世界，这样的学习方式能改变世界吗？[6]

他关心的首要问题即必须改变学习方式以及做研究的方式，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已经作出精辟论述。《改造我们的学习》以及《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经典文献，核心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唯物史观。新中国学术史也表明，只有遵循唯物史观，才可能有真问题、真研究与真学问，也才可能深刻把握社会及其传播规律，并让学术摆脱奴化、异化或自我异化而为人民服务。

对中国这样拥有五千年文明传统，拥有十四亿各族人民，又处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阶段的超大共同体来说，没有比脱实向虚更简单、更容易的，也没有比实事求是更麻烦、更困难的。

脱实向虚的向壁虚构，就像那个古希腊寓言故事揭示的：有人夸口，说自己在远方的罗德斯跳得多么远，蹦得多么高，胜过奥林匹亚健将。旁人说，就当这里是罗德斯，现在就跳给我们看吧。至于实事求是的真问题、真研究、真学问，以共产党引领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为例，百年来就有多少值得新时代中国传播学深究的研究课题与论文选题：新旧融合，中西汇通，传播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马列主义以及新社会新风尚；扫盲运动、简化汉字、汉语拼音、爱国卫生等一整套提升人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教育教化；普及广播网、电视网、通信网等一系列保障人民基本媒体使用权的基础设施；俱乐部、文化站、读报组、乌兰牧骑、文艺汇演、广场舞等组织形态，使亿万各族人民作为主人公而非旁观者融入文化与传播活动；“向科学进军”、“学哲学、用哲学”、工农兵通讯员，召唤起千千万万普通人参与精神生产、科学研究、新闻传播，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遍及城乡如火如荼的“无线电热”世所罕见；高张反帝反殖反霸大纛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各国人民以及世界一切进步人士广泛交往；新时代国家传播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问题，等等。

四

总之，无论旧中国，还是新中国，无论完成时，还是进行时，五千年文明史沉淀了源远流长的传播宝藏，两个百年奋斗史更开创了天翻地覆的传播新局，加上数十年辛辛苦苦的学科积累，中国传播学拥有无可比拟的丰厚遗产与家当，关键在于破除殖民半殖民的学术心态，确立中国道路的历史自信，发挥新时代的历史主动。[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世界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们有理由期待中国传播学摆脱用科学的方法论证废话的邪路，用西方的理论敷衍现实的绝路，更期待一批又一批新时代新青年走向天地阔远随飞扬的中国道路。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李彬.四十年，五十年——传播学在中国的中路、大路与进路[J].青年记者,2022(15):4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