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课程政策文本中长期以来“整本书阅读”基本难觅踪迹。尽管1954年颁布的《改进小学语文教学的初步意见》中谈到“目前语文教材主要缺点之一是分量单薄，不够充实”的问题，提倡“以苏联课本来作借镜。六年内大约可阅读五十万至七十万字的课本”，但这个时期的语文教材仍然定位于“课本”，只字不提“整本书”。这也许与新中国成立之初基础教育的定位有关。新中国要让大多数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自然要首先满足低水平扫盲识字等低层次要求，整本书阅读这种高大上的要求显然不合时宜。

1956年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也提到“阅读程度适合的文学作品和科学通俗读物”“阅读儿童报纸和儿童杂志”，这显然也不是指“整本书”。但1956年的《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却大量涌现“整本书阅读”。其中对初中各个年级的课外阅读参考书目作了大量列举。如初中一年级课外阅读参考书目包括人民口头创作2部、“五四”以前的古典文学2部、“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16部、外国文学10部。要求“教师选定第一学期课外读物的时候，必须把《三千里江山》和《三里湾》列为必读书”。初中二年级课外阅读参考书目包括“五四”以前的古典文学8部（节选）、“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17部、外国文学6部。还要求教师选定第一学期课外读物的时候，暂时也可以用一年级的书目，不过必须把《林冲》（《水浒传》节选）、《智取生辰纲》（《水浒传》节选）和《铜墙铁壁》列为必读书。初中三年级课外阅读参考书目包括小说14部，诗歌4部，戏剧6部，论文、散文2部。还规定教师选定课外读物的时候，暂时也可以用二年级和一年级的书目，不过必须把二年级书目里的《林冲》、《智取生辰纲》和《铜墙铁壁》列为必读书。1956年的《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同样如此，“课外阅读参考书目”分年级列出了80种（含书名、作者、译者、出版者）。这是百年语文教育史上罕见的整本书阅读的课程文本。很显然，这个时期的文学教学大纲目的在于“提高学生阅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养成他们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和习惯”，“扩大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真正实施就夭折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超出了当时社会的现实需求，从政治、经济、文化角度看都目标过高，缺乏实施土壤。

1963年的《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基本没有整本书的要求。直到1978年颁布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才似乎有了一点改观。其中提到“要加强课外阅读的指导”，这些内容蕴含了开展“整本书阅读”的可能。此后1980年、1986年、1991年、1992年、1996年、2000年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大都只是简单提到“课外阅读指导，主要是推荐有益读物，提示阅读方法”，对“整本书阅读”比较忽视。1988年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初审稿）》加上了“还要组织各种读书活动，采取多种形式，交流读书心得，检查阅读效果，不断提高阅读能力”，重视力度有所加强。2000年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适应时代发展，加上了“学习利用阅览室、图书馆、网络等查阅资料，培养初步的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的要求。这种状况到了新世纪2001年版《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才有了新的改变。

2001年和2011年版义务教育语文课标明确提出了“整本书阅读”。在第四学段阅读部分均提出：“学会制订自己的阅读计划，广泛阅读各种类型的读物，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260万字，每学年阅读两三部名著。”2011年版义务教育语文课标在“教学建议”部分还提出“要重视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品位。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关注学生通过多种媒介的阅读，鼓励学生自主选择优秀的阅读材料。加强对课外阅读的指导，开展各种课外阅读活动，创造展示与交流的机会，营造人人爱读书的良好氛围”。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更是将“整本书阅读与研讨”作为18个学习任务群之首，体现了对“整本书阅读”的空前重视。同时该课标也对“整本书阅读”的宗旨、目标和内容、教学提示作了全面的规定。这标志着整本书阅读正式列入正规课程内容，成为我国语文课程发展历史上的标志性变革之一。

从新世纪高中语文名著阅读推荐书目看，2000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课外阅读推荐书目包括《论语》《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女神》《子夜》《家》《雷雨》《围城》《谈美书简》《哈姆莱特》《堂吉诃德》《歌德谈话录》《巴黎圣母院》《欧也妮·葛朗台》《匹克威克外传》《复活》《普希金诗选》《老人与海》《泰戈尔诗选》，共20部。与此相比，2003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增加了《孟子》、《庄子》、 莫泊桑短篇小说、契诃夫短篇小说、欧·亨利短篇小说、鲁迅杂文、朱自清散文、《西厢记》、《茶馆》、《语文常谈》，《边城》取代《围城 》，名称由“课外阅读推荐书目”变为“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并注明了读物的类别。与2003年版相比，2017年版课标新增了《老子》《史记》，毛泽东诗词，戴望舒、艾青、臧克家、贺敬之、郭小川、海涅、惠特曼诗作，《儒林外史》《彷徨》《四世同堂》《暴风骤雨》《平凡的世界》《约翰·克利斯朵夫》，叶圣陶散文，《窦娥冤》《牡丹亭》《屈原》，郭沫若诗作取代其《女神》，《悲惨世界》取代《巴黎圣母院》，《大卫·科波菲尔》取代《匹克威克外传》，《战争与和平》取代《复活》，总数进一步增加，同时名称和范围也由“课外读物”扩大为“课内外读物”。这些变化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人类优秀经典教育的价值追求，这是一种可喜的进步。我们还注意到其中诗歌新增最多，这可能是因为诗歌对于青少年文学教育来说，具有短平快和喜闻乐见的特点。这三版核心书目中《论语》、《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子夜》、《家》、《雷雨》、《谈美书简》、《哈姆莱特》、《堂吉诃德》、《歌德谈话录》、《欧也妮·葛朗台》、普希金诗、《老人与海》、泰戈尔诗均未变化，体现了经典阅读和课程标准研制的稳定性［7］。

通过上面的回顾，我们发现百年“整本书阅读”发展可谓“一波三折”。从1904年以来，我国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的课外阅读书目，从“举例”到“参考”，再从“推荐”到“建议”，形成了1923年、1956年、新世纪三个高峰。中国古代语文教育长期由“整本书”主导，百年来经历了“三波”：即从清末民初二十年代提出到民国中期三四十年代衰落；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度提倡到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衰落；从二十一世纪初课程标准提出“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的新要求，到2017年版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将“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列为学习任务群（正式开启“整本书阅读”实践的崭新历史）。

作者：唐玖江、荣维东

来源：《语文教学通讯•A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