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恭绰（1881－1968）又名誉虎，一作裕甫，号遐庵，晚年别署矩园，广东番禺人，是我国现代著名词学家、书画家、鉴赏家、收藏家。然其被载入史册的另一重身份更重要并鲜为人知——他在北洋、民国众多届政府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艰难奠基了“交通系”，其与伯乐兼挚友梁士诒的情谊亦传为美谈。
作者：蔡登山
叶恭绰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是粤中大儒叶衍兰，以金石、书、画名世。父亲佩玱通诗、书、文。叶恭绰自幼受家庭熏陶，喜爱书画。五岁，祖父教其执笔作书，年十二，临魏碑，十五岁习晋唐人书，自幼至老，每日必亲笔砚，故其书法是震铄于时的。他主张“书法应根于篆隶，而取法则碑胜于帖”。
他认为：每个字的结构，不应呆板规定。字的结构解决之后，还要讲究骨力，字无骨力，就没有精神。有了骨力，还要有韵味，否则一味硬挺，就索然无味。最后还要有气势。气势不但从颜真卿那种雄健的用笔中看出来，并且也从赵佶那种柔中有刚的“瘦金体”中看出来。而归结于“书法须有修养，修养之道，第一为学问，第二为品格，否则虽对书法曾下苦功，然其字之表现，未免有卑卑不足之感。”
叶恭绰五十岁后开始作画，能松、竹、梅、兰，而专精写竹。他说：“……南下居沪，与余君绍宋、吴君湖帆往来，始究心于绘竹，习之不懈，三数年间，积至二三百幅，自不惬意，则悉弃之废簏。抗日战起，余由沪至香港，为日寇拘系，乃画竹自遣，始稍窥蕴奥。又由港至沪，资物荡尽，无以给朝夕，遂与梅畹华、张大千诸君卖字及画，所绘亦略有进，荏苒数年，兼习梅松花卉之属，然皆小景也。”然其画竹，亦为世所珍视。
掌故大家郑逸梅曾称赞叶恭绰是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也是艺林中的典范杰才。叶恭绰曾祖、祖父两世皆以词鸣，自其垂髫，濡染家学，即能为词。后随父寓居南昌，师事萍乡文廷式，又结交新建夏敬观，词风近似苏东坡之清丽。而其退出政界后，与朱祖谋、黄公渚、冒鹤亭诸词老过从甚密，还与龙榆生创办《词学季刊》。
叶恭绰云：“古今中外之文学，皆以表其心灵，故胸襟见识，情感兴趣，触景而发，遂成咏唱。初无一定之矩矱也。”所以他主张写其胸臆，不太注重艺术形式的推敲和锻炼，以真性情为归，则文文山之《正气歌》、岳武穆之《满江红》词，令人感性触发，岂遽不若李、杜、韩、柳？他认为“盖词学滥觞于唐，滋衍五代，极于两宋，而剥于明。至清，乃复兴。……280年中，高才辈出，异曲同工，并轨扬芬，标新领异，迄于易代，犹猗余霞……斯不可不谓之极盛也已。”因之他倾毕生之精力于清词之搜集整理，完成《全清词钞》和《广箧中词》二书，为清代词学文献整理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卢冀野在《柴室小品》中谈到叶恭绰说：“对于文化事业非常热心，为着辑《清词钞》费了不少精力；那印行的《广箧中词》四本，完成在抗战初期，怕流传还不甚广，这是补谭复堂的书，并时作者的作品，收入了不少。”
叶恭绰又是书画收藏家、鉴赏家。他的收藏不亚于昔之项子京天籁阁，今之庞莱臣虚斋。然可惜的是，变乱频仍，所藏十之六七毁失于兵燹中。他著作宏富，编有《全清词钞》《广箧中词》《广东文物》《清代学者象传》等，又自撰《遐庵汇稿》《遐庵词甲稿》《遐庵诗乙稿》《遐庵谈艺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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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大家所熟识的书画大家叶恭绰，但其实他在清末民初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曾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这是一般人所较不熟悉者。光绪二十二年（1896）叶恭绰十六岁，应番禺童子试，试题为“铁路赋”，学使长沙张百熙极赏其才气，以第一名取入府学，这是叶恭绰受知于张百熙的开始。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新设邮传部，以张百熙为首任尚书（部长），自是延叶恭绰入部派为文案处帮主稿，这是他踏入交通部门的开始。不久，张百熙因病出缺，林绍年督署邮传部，以借款筑路，对外交涉甚为重要，乃奏请于部内设立五路（京汉、沪宁、道清、正太、汴洛五条铁路）提调处，派梁士诒充提调，又派叶恭绰到处办事，仍兼路政司帮稿。是为梁叶两人结识的开始，亦为其后合作无间的契机。
光绪三十三年陈璧任邮传部尚书，亟赏叶恭绰之才，任其为邮传部路政司主事，继擢员外郎，又超擢郎中，旋转承政厅佥事。十一月陈璧奏请裁撤提调处，改设邮传部铁路总局，专管借款及各路行政，派梁士诒充局长，叶恭绰任总科长。总科长的职权，等于提调。陈璧恐叶恭绰资浅遭忌，而又爱才若渴，倚畀甚殷，故特立此名目，以相位置，免为他人侧目。叶恭绰一年之间，连升五次，实属罕见。而陈璧又采纳梁士诒的建议，奏请设立交通银行，官商合办，藉以统合轮、路、邮、电四政存放款项。由此内而路政，外而金融，梁士诒皆能左右逢源，已隐然构成交通系之胚胎。
交通系以梁士诒为中心，朱启钤、周自齐、叶恭绰等为领袖，龙建章、任凤苞、关冕钧、权量、陆梦熊、汪有龄、陈懋鼎、沈云沛、梁鸿志等为“卫星”。建章姓“龙”，叶恭绰表字“誉虎”，同为该系中坚干部，因此又膺“龙府二将”之号。其胚胎于清朝末年，孕育壮大于民国以后，在北洋政府中为具分量的政治集团，而与北洋政府相终始。由于全国铁路交通的管理，交通银行与有关金融事业的掌控，以及外债内债的举借与筹募，几乎均落在该系之手，故其财雄势大，捭阖纵横，在洪宪前后和安福国会前后尤见活跃。
民国肇建，袁世凯就总统职，任梁士诒为总统府秘书长，叶恭绰亦在秘书厅任事。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说：“余与誉虎，本不相识，民初项城设秘书厅，始见一人身矮而小，状类侏儒，不与人招呼，忽进忽出，状似很忙，询知为鼎鼎大名的叶恭绰，为梁士诒的红人，遂不敢小觑他。”
叶恭绰是梁士诒一手提携的大将，是交通系的要角于此可见。及梁士诒、朱启钤以帝制罪魁，被通缉出亡，叶恭绰利用曹汝霖、陆宗舆出面以维持交通系固有势力，而曹、陆亦利用交通系自树一新地盘，于是有所谓“新交通系”的出现。实际上叶恭绰都居其中，历时已久，虽名分新旧，仍然是其灵魂人物，仍居于“掌门人”之地位，以迄于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定鼎南京，该系始见沉寂。
而1915年6月袁世凯的肃政厅（袁记《约法》下的产物，相当于前清的御史台，专门弹劾各级官员）突然提出了“三次长参案”和“五路大参案”，搞得交通系上上下下，人人自危。
所谓“三次长参案”，指的是对陆军次长徐树铮、交通次长叶恭绰和财政次长张弧的弹劾，而叶恭绰和张弧都是交通系的人马；“五路大参案”则指津浦、京汉、京绥、沪宁、正太五大铁路局的营私舞弊案，更是矛头直指交通系。在这种情况下，交通系的大佬，当时还兼任交通银行总理的梁士诒当然脱不了干系（叶恭绰是交通银行副总理）。一时查办之使，络绎于途，审判之卷，堆栈于庭，历时五个月，最后是雷大雨小，仅罢黜津浦路局局长赵庆华一人而已，而原先被停职候传的交通次长叶恭绰竟奉明令复职。究其内幕实乃袁世凯身边的所谓皖派（以杨士琦为首领）与粤派（以梁士诒为首领）之争斗而已，其目的一是袁世凯要给粤派一个教训，使他们不敢恃宠而骄；二是迫令粤派发挥更大的筹款力量，使得帝制活动得以顺利进行。曹汝霖在回忆录中也指出，据传熊希龄和梁士诒对于帝制运动貌为赞成，退有违言，于是遂由肃政使提出弹劾案，对熊、梁等人示以威胁，后来熊即出京，而梁则屈服。梁士诒乃“托由杨杏城向项城疏通，愿自告奋勇，交通系要人加入筹安会，赞助帝制运动，一场风暴，遂顿时雨过天青。”
1920年8月叶恭绰任靳云鹏第二次内阁的交通总长，溯自清末邮传部起，叶恭绰以微员起家，宦海浮沉，历有年所，如今终于跻身总长之尊，似该满足。然而他为交通系所起草的蓝图，远大而美丽，实远非仅止于此。他准备以“财政倒阁”之手段，逼走靳云鹏而捧出梁士诒为国务总理，使交通系成为中枢当权派，如此方能实现他心中的鸿图大略。然而靳云鹏内阁的内务总长张志潭也非省油的灯，他向靳云鹏建议，邀请曹锟和张作霖进京帮助改组内阁，试图除去内阁中的交通系成员——财政总长周自齐和交通总长叶恭绰，由李士伟（后未到任，由次长潘复代理，十月由高凌蔚任）和张志潭代替他们的职务。叶恭绰倒阁未成，反而自己被斗垮了，时人谓这出戏是靳云鹏战胜了梁士诒，张志潭战胜了叶恭绰。
1921年5月14日靳云鹏内阁第三次重新组阁，此次交通系被排去后，积愤难平，认为有机可乘，遂谋以京津停兑为倒阁政策。而据张国淦《北洋从政实录》一书说叶恭绰又秘密赴奉见张作霖，力言：“总统本有去靳之意，因靳召集新国会，实为曹（锟）谋，如张入京去靳，以梁士诒组阁，则国会召成，张当然被选总统。”张为所动，遂于12月14日入京。曹锟亦于19日入京，与张会晤。两人同见总统徐世昌，总统言：“责任内阁，我无成见，惟翼卿（靳云鹏）实不相宜。”靳云鹏认清本身已陷于总统、奉系、交通系的三路围攻之中，恋栈已不可能，遂宣布内阁总辞，离京去津。
于是北京政府旋根据张作霖之推荐，于1921年12月24日特任梁士诒为国务总理。叶恭绰不由分说又重掌交通总长，他又拉拢新交通系，以张弧为财政总长，其间的发展多如叶恭绰蓝图中所预定者，他的一生快意莫过于此时。然而梁士诒登台仅历十天即遭吴佩孚的声讨，1922年1月5日吴佩孚通电斥责“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径自面覆，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胶济铁路），并训令驻美各代表遵照，是该路仍旧日本经营，更易之数千万债权。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今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昔经累月人民之呼吁，与代表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纵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完用、张邦昌而弗恤……”但梁士诒仍无去意，直至吴佩孚联合六省军阀电请徐世昌总统干纲独断，并以“独立”为要挟，梁士诒始请假去津，以颜惠庆暂代。不久，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大胜，奉军退出关外，徐世昌迎合吴佩孚意旨，下令通缉梁士诒、叶恭绰、张弧三人，指为是直奉战争的罪魁祸首。叶恭绰只得亡命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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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5月叶恭绰由日本赴广州任孙中山广州大本营的财政部长，时与胡汉民、谭延闿、孙科、伍梯云等皆属旧交，共事甚洽。1924年11月，段祺瑞就临时执政职，以叶恭绰为交通总长，但为时也仅一年的时间。这些都只限于南方或北方的政府，已是一些余光而已。按叶恭绰自清末服官于交通部门起，系以交通事业为出发点，思为国家做点实际之事，并以交通为一生事业之所寄。其间荦荦大端者，如关于京汉铁路之赎回，奉新铁路的改筑，吉长铁路借款合同的改订，京张、津浦、正太、道清、汴洛、广九等铁路的筹办，各省商办铁路的收回，铁路会计制度的统一，黄河铁桥的重修，京绥铁路工程的兴办，交通教育及铁路同人教育的创建，直接间接，都有他的规划与贡献。尤其是在1921年3月在他任交通总长任内将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和交通部原先在北平设有的邮电学校及铁路管理学校四校合并，改为交通大学，增加其预算及设备，并广延师资，培育了不少专业人才。
国民政府统一后，1931年12月，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叶恭绰一度出任铁道部长，但未久即去职。此后未再出任政府官职。何以故呢？论者认为是得罪了丁文江、翁文灏的原因。因为在叶恭绰掌交通部时，政府闹穷，丁、翁两人主持的地质调查所，经费积欠甚久，几致解体，一再呈请拨款。当时阁议中，有人以学术机关非同一般衙门，而所需款项又不甚巨，主张由交通部酌量拨给。然而叶恭绰坚持该所不属交通范围，深闭固拒，辞气甚傲。丁、翁两人因之衔恨，到了后来丁、翁以教授身份入阁，叶恭绰遂无起用之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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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梁士诒年谱》在香港编印，由岑学吕编纂而叶恭绰综其成。就其与谱主的关系，可说是最适当的人选。但叶恭绰却说：“梁先生身当国步艰危之际，加以项城的知遇之感，所以不惜毁身辱名，甘愿以一身赴天下之重谤。人之不谅项城者，遂不免迁怒于梁先生，因此此一《年谱》的编订，为着牵涉国事者太多，而且更多顾忌处，一再删改，可又不能不顾全事实真相。”可见有些事还真是难以着笔，因为誉之则众怒难犯，毁之又私恩难忘。到了晚年叶恭绰还就其所知，口述《太平洋会议后中国外交内幕及其与梁士诒之关系》一书，文长十五万言，为当年指梁士诒藉山东案为卖国之说，做一剖辨。草稿既成，而叶恭绰却谢世，然其所言，足备文献之征，也还梁氏身后是非毁誉矣。叶恭绰对老友的清白，至死护卫，平生风义，求之今世，实亦难见。
被称为“中国铁路工程专家”的淩鸿勋1915年毕业于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土木工程科，被选送到美国桥梁公司实习，并在哥伦比亚大学选读。1918年回国到交通部报到，时任交通总长为曹汝霖，蒙其召见，而次日叶恭绰也召见他，并手函勉许并加重用。据淩鸿勋的长期观察，对叶恭绰的评价是：“迨至作者初回国向交部报到之时，叶氏已升任次长。其时次长只有一人，但觉其事必躬亲，总长不常到部，而次长则掌理部中一切。……叶氏以娴于笔墨，且记忆精细，有时司中拟稿上堂，常自己执笔为之订正修改，均中肯要。……而叶氏亦极能察纳善言，故下属认真于所事，每不敢随便应付。但位高身危，地位愈高，则政治因素每驾乎业务之上。加以国内政治不定，连年纠纷，遇直皖直奉战争，叶氏牵涉其间，致两任总长，皆未能尽行其志。”言下之意，不胜感慨！
■作者简介
蔡登山
台湾著名文史作家，曾任电影公司营销部总经理及出版社副总编辑，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年。1993年起筹拍《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任制片人及编剧，四年间完成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曹禺、萧乾、张爱玲诸人之传记影像。
著有《人间四月天》《传奇未完——张爱玲》《鲁迅爱过的人》《张爱玲色戒》《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声色晚清》《一生两世》《多少往事堪重数》《情义与隙末》等数十本作品。
来源｜晶报APP
编辑：陈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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