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亲人的不去帮助，等谁去帮？”

“他比我大7岁，真是像父亲一般爱护我，遇到这样的哥哥是我三生有幸。”8月11日，大医二院器官移植中心病房，45岁的刘国生难掩对哥哥的感激之情。如今，哥哥的一个肾正在他身体内正常运转，为他带来了生命的希望。“兄弟有难，咱们作为亲人的不去帮助，等谁去帮？”旁边病床上，52岁刘国龙淡淡的一句话，道出了一个哥哥的担当。

肾移植十年后 弟弟再遇病魔

刘国龙和刘国生兄弟俩出生在吉林农村，二十多岁时结伴来大连创业，从小吃摊起步，一起打拼出一个500多平的美食城。日子越过越好，兄弟二人也将父母接到身边安度晚年。兄弟俩虽然早已各自成家，依然十分亲密，逢年过节，两个家庭都在一处过。不想弟弟突然患病，打破了这种平静的生活。

据了解，弟弟刘国生29岁的时候，曾被查出尿毒症；35岁的时候，接受了第一次肾移植手术。去年12月份，因慢性排斥反应，这个肾也“罢工”了，刘国生再次出现肾功能衰竭。今年元旦后，刘国生开始靠透析维持生命。

刘国生对透析的反应十分强烈。他说，透析4个小时，高压能飙升到190mmHg，头特别迷糊，回家只能躺着。而且，饮食上也受到诸多限制，营养摄入不均衡，牙龈经常出血，味觉、嗅觉明显减退，身体也开始浮肿。

看着弟弟日渐憔悴，刘国龙十分心疼，决定要捐一个肾救弟弟。“最初听到哥哥的想法，我没答应这个事儿，不忍心伤害哥哥的身体。父母还都健在，我身体坏了就坏了，留一个好的，以后给父母养老送终。”但是，刘国龙捐肾的想法却非常坚定，他对弟弟说，“你才四十多岁，正当壮年，孩子才15岁，你要是有什么闪失，家就散了。”刘国龙说，他宁可少活十年，也要延续弟弟的生命，让弟弟有机会看到孩子成家立业。就这样，哥俩在眼泪中达成了一致，今年7月28日，在大医二院接受了亲体肾移植术。

兄弟俩恢复良好 即将出院

7月28日上午，大医二院院长刘志宇和副院长王立明为兄弟二人进行了肾移植手术。在达芬奇机器人的辅助下，经过近4个小时的手术，哥哥的肾脏成功地在弟弟体内开始运转。王立明教授表示，这场手术难度不小，首先弟弟是二次肾移植，以前就用过抗排斥药物，体质很差。同时，术中从哥哥身上取下来的肾脏保留的动脉很短，又是双支动脉，术中既要保障两根血管不受伤，还得确保腹主动脉截断的部位不出血，可谓是“两头为难”。通过术前用药加大抗排斥反应力度，术中精细的血管吻合，最终确保了手术的成功。

哥哥刘国龙告诉记者，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摘了一个肾却救不了弟弟，“术后我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他有尿没？正常不？听到他说有尿了，正常，我就放心了。”

如今，经过十余天的住院治疗，兄弟俩各项指标都基本恢复正常，即将出院。刘国龙感觉，自己的身体状态和以前比没什么变化。提起这次选择，刘国龙说，“当我提出这个事情的时候，家里没有反对的。少了一个肾，或许会对我的健康产生影响，但是对我弟弟来说，这是一个重生的机会，我觉得值。”

亲体肾移植优点突出 接受度却不高

据了解，对于终末期肾衰竭患者来说，透析和肾移植是主要治疗手段，而肾移植是患者回归正常生活的唯一渠道。根据排斥反应、后期养护等情况的不同，移植肾在每个患者体内的存活时间也不同。王立明教授表示，一般情况下，肾脏移植后一年存活率在98%左右，3年为96%左右，最长的能存活四十多年。

王立明教授表示，亲属活体肾移植具有基因融合性好、发生排斥的概率低、器官长期使用的概率高、费用低、等待时间短等优点。但受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在该院开展的100余例肾移植手术中，亲体肾移植手术量占比不到10%。目前，大医二院尚有近200名患者在苦苦等待肾源。“能够实现亲体移植，既需要捐献者与受者深厚的感情，也需要家庭高度和谐。”

半岛晨报、39度视频首席记者黄凤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