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作家里的哲学家，昆德拉的作品仿若一个庞杂的哲学体系在文学维度的投影。

昆德拉可以在多部小说里反复地、多角度地讨论某一个哲学命题；同时，他又可以在一部小说里囊括多个不同层次的哲学命题，并且让他笔下的人物、情节与这些哲学命题相互映照。

作为文论家，以及曾经的画家或音乐家，他又可以自如地让自己的小说恰好可以诠释某种文学观点，或者将绘画和音乐技巧应用到文字上。

因此，对昆德拉着迷的读者，往往克制不住一种欲望：将昆德拉的小说和文论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解读——考虑到昆德拉作品的数量和深度，这并非易事。

今天，译文君和大家分享一篇来自豆瓣的书评。这位读者聚焦于《玩笑》，但是又努力串联起昆德拉的其他小说与文论作品——一种“把昆德拉作为方法”的阅读方式。

把自我交付给谁？

作者：soloye

如果说涂尔干以降的社会科学目的在理清现实，小说的本质就是要混淆现实。就像《玩笑》附录的书评《关于毁灭的小说》（弗朗索瓦·里卡尔）所言：

在这样的存在中，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盲目的，光明与黑暗已经辨别不清，就像他们最不起眼的一个手势，最不起眼的一句话，最高贵或最肮脏思想里的因和果，一切都已辨别不清。

但正是这种生存其中的“辨别不清”的“不起眼的存在，脚踏实地的存在”里，昆德拉通过小说找到“真实世界之后半隐半现”的可能性，人类的本质蕴藏其中。昆德拉直接指出：

我理解并同意赫尔曼·布洛赫一直顽固强调的：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知识是小说的唯一道德。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小说的艺术》）

《玩笑》的情节不容易复述（昆德拉的所有作品都不容易复述和改编），一旦简化为故事简介，小说本身就变得轻佻而可笑。

一切都是闹剧，无论是因为一张儿戏的明信片而被抛掷荒度的大半生，还是精心设计妄图一雪前耻的复仇，甚至埃莱娜那看起来颇令人同情的拯救中年危机的“爱情”，都以闹剧收场。

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阐释了《玩笑》中四个主角所指向的四个不同的世界，他们都共认并生存在同一个世界中，但彼此格格不入。昆德拉在这个格格不入的世界中探求最小单位的存在，即自我。每个角色都妄图在与他人的交互关系中看清“自我”，也在意识中塑造他人的“自我”。而这恰恰造成了误解和错位。最典型的就是埃莱娜对路德维克的倾心，他们初次见面时，路德维克显得那么风度翩翩和善解人意——

他见我很慌乱，马上就把话题转到我的身上，问我是否结婚了，有没有孩子，我假期爱上哪去，他说我显得年轻，我漂亮，他想方设法减轻我的怯阵心理。这是他的好意。

埃莱娜相信，“从一开始……他对作为女人的我而不是记者的我感兴趣”。然而这一切不过是路德维克刻意营造出来的假象，路德维克从一开始就讨厌埃莱娜，尽管在得知埃莱娜自杀的一刻同情也随之产生。

在昆德拉魅惑又充满文辞掌控力的叙述里，我们不得不相信，除了我们自己，谁都没有权力和能力发现一个真实具体的“自我”。

路德维克的独白占了书的三分之二，其他人的独白加在一起占了三分之一。路德维克处在全部的光线之中，从里（通过他的内心独白）和从外（其他所有人的独白画出了他的肖像）都被照明了。（《小说的艺术》）

如果说路德维克是被作者特别青睐而“照亮”的角色的话，小说中的角色唯一没有自述“空间”的重要角色是露茜。露茜是路德维克的对应面，路德维克站在舞台探照灯的中央，露茜则处于舞台的暗处，露茜是一个永远的谜题。她是虚构中的虚构，她身上聚集着路德维克和考茨卡的双重叙述和想象，但露茜的自我始终没有陈述的机会。

路德维克和考茨卡关于露茜的陈述是矛盾的，这极大地冲击了路德维克的意志。路德维克从考茨卡处回到旅馆时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这个世界和露茜一样，呈现出不真实的面貌。

我走在尘土蒙蒙的街石上，那种轻飘的虚空让我领受到她重压在我生活上的感觉：露茜，让我失去了她的雾中女神，昨天她使我精心策划的复仇之举化作无聊，而且紧接着，又将我对她的怀念也转成难以名状的刺心讽刺，一个粗俗的圈套，因此考茨卡的揭示，这些年来我思念的竟是另一个女人，因为说到底我根本就没有明白露茜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路德维克觉得自己对露茜一无所知，因为他遇到露茜的年岁懵懂不更事，他只沉溺于自己，露茜只是作为一个情绪和欲望的发泄口，路德维克的“自我”并不在意露茜的“自我”，仇恨与欲望的叠加充满了暴虐和蒙蔽。

想到这里我对自己好不恼恨，恨我当时不更事的年岁，恨那个只知自抒的年岁；在那时，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识不破的谜，哪里会注意到自身以外的那些谜；在那年岁，别人（哪怕是至亲至爱的人）全都只是你的活动镜子，你从他们身上看到你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迷惘、自己的价值的影像，你感到惊讶。是的，在这十五年里，每当我想念露茜的时候，其实还是站在那面镜子跟前，仍然望着我自己当年的影像。

这是现代的困惑，由于上帝已经被人类杀死（尼采对此做了宣示），真理变得相对、模糊，人们跨步进入现代的虚无，自我也飘忽不定。查尔斯 · 泰勒强调现代的个体是“被包裹”起来的自我，而不是“通透”的自我。通透的自我对所有“外在”世界的感觉和经验敞开，而现代被包裹的自我却拒绝这些经验。

我们的经验可以是理智的，情感的，感性的，诸如此类，但它并不是‘整体的’。（引自《虚无时代》）

按照阿伦特早期对某种现代制式的分析：一方面相信“万事都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认为人类只不过是受自然或历史法则支配的动物种群，个体可有可无。现代人面临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交织，从而以诱惑以及暴力的方式推动一种虚无主义过程——所谓控制型社会诞生了。

控制型社会要求“统一性”，小说所置身的捷克就是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严肃而绝不活泼，容不得一点玩笑——这正是爱情中不可或缺的，却不容于伪装崇高的世界——正是因此，路德维克才会被送入苦役营挖矿。（所以他一点也“不冤”。）路德维克的命运是对“自我”的否定，“可有可无”指向的结局只会是“彻底清理干净”。

一个消灭个体自我的社会，如何转向恐怖统治？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做了仔细的考察。阿伦特冷静地看着艾希曼在审判席的笼子里对答如流，她为此感到恐怖，

他（艾希曼）并不愚蠢。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不思考注定他成为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罪犯的。而“不思考”跟愚蠢完全是两回事。如果这种事叫“平庸”甚至奇怪，因为你卯足了劲也无法从这个人身上发现魔鬼的深度，那么这也早已不算稀松平常。根本不应如此频繁地出现下面的状况：一个人在面对死亡、甚至站在绞刑架下的时候，除了他在这辈子参加过的葬礼上听到的那些话，他什么也想不起来；而凌驾于这些“溢美之词”之上，他轻易就忘了自己即将赴死的现实。如此的远离现实、停止思考，对一个人造成的灾难可能要比这个人自身具有的所有罪恶动机加在一起还要严重。

艾希曼的“不思考”是彻底失去“自我”的表征，他没有基于道德和良知的自我对话，

许多德国人，许多纳粹，很可能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定都倾向于不去杀人，不去抢劫，不去眼睁睁看着他们的邻人走向死亡，不在所有罪行中添一把柴、成为帮凶。然而，上帝知道，他们已然学会了如何克服本能、抵御“诱惑”。

用“仪式”来培育“不思考”——可是仪式真的有效吗？仪式可以作为个体盟约的保证吗？昆德拉通过埃莱娜对自己婚姻的彻底失望来控诉仪式的可笑。

半个月以后，我们就举行了婚礼。全歌舞团都来了，热闹了一天一夜，大家唱啊，跳啊。我对巴维尔说了一遍又一遍：如果有一天咋俩相互背叛，那就是背叛参加我们婚礼的大伙儿，背叛了老城广场上那次集会，同时也背叛了陶里亚蒂。今天当我想到我们最后还是背叛了这一切，我真想发笑……

但恐怕埃莱娜是那种“大多数的人”，她宁愿相信那些已经完全败露的谎言，她将自己投身到并非个体肉身的组织里，将它看作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她是一个将情感上升到价值观范畴的歇斯底里之人。埃莱娜是个很可笑的人。

项飙在最近一次采访中提到，“其实人有一种潜在的心理需求，人都是希望站在强势这边，因为这样安全，而且还有果子吃”。埃莱娜不也是这样的人吗？她甚至把这种恐惧和崇拜内化成了不自觉的自我意识。

昆德拉对此更深一步，他的小说认为，造成这一切冷漠之恐怖的并非是“外部”的压力，而是基于人类自身的“幽暗意识”。是的，人人都会做出这样的行为。昆德拉在采访中谈到：

《玩笑》中，路德维克看到他所有的朋友与同事都举起手来，轻而易举地表决赞成将他开除出学校，从而彻底地改变他的生活。他确信，如果需要，他们也会同样轻而易举地表决赞成将他处以绞刑。于是他对人的定义就是：一个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将他的邻人推向死亡的生灵。

阿伦特的探究还为人类保存了一点希望，昆德拉则直接把卡夫卡的噩梦拉入了现实上演——人在一个没有绝对存在的世界之中存在，他的命运如同一个玩笑。路德维克耿耿于怀并将大半生诉诸复仇的“明信片事件”，并没有蓄意的阴谋，不过是处境的产物。人类社会曾经存在过的某种社会体制不过是用夸张的模式展示出现代人类的可悲处境：人的个性微不足道，人们的存在已失去了任何主体性而异化为客体。

昆德拉没有给我们答案，但他的小说里有许多道可以开启的门。我们瞥见那位可怜路德维克堕入地狱的考茨卡伸出了邀约之手。考茨卡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他认为人类可以得到宽恕，因为人类不是完美造物，我们的问题太多，无法解决。我们生活在其上的星球正处于天堂和地狱的交界之处。任何一个行为，本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只有放到事情的前因后果中才能够分出它是善是恶。

我们需要在具体情境中思考人与人的具体关系。

昆德拉的短篇集《好笑的爱》的第五篇《让先死者让位于后死者》里丧夫的“她”与刚刚秃顶“他”相遇时，“他”欣赏并赞美“她”身上的细节，“他”坦陈被“她”所诱惑，为此“她”感到快乐，“她”远离了当下面临的琐碎和烦恼，“她”这么想：

人类存在的整个价值就在于超越自我，存在于自我之外，存在于他人中并为他人而存在。

是的，人类有这样的天然倾向。一心复仇的路德维克沉溺于“自我”的世界中，他的世界中容不下他人，

出于恨，我想出这个计划有着十五年蕴蓄的怨恨，有一种莫名的把握，肯定它一定能实现，一定成功。

在这股恨的“自我”沉溺中，路德维克和露茜碰撞出来的一点点光亮熄灭了，世界和露茜一起崩塌而毁灭了。“投身志业”和“报仇雪恨”都不能拯救一个人，我们要将自我交付何处？

杜巴赫谈到，“把爱从罪中解放出来，并且能在平凡经验的世界中重新确立人类价值的首要性。他们在快乐中赴死，处于完全满足的状态，在彼此之爱中实现了自我。”易卜生的戏剧《罗斯莫庄》 里这样写人与人的具体连结：

吕贝克问：“究竟你跟着我走，还是我跟着你走？”“我们一起走，吕贝克，我跟着你，你也跟着我……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人。”（以上皆转引自《虚无时代》）

曾经将自己“交付”给组织的雅洛斯拉夫悲伤地看着路德维克，他称他为“这个魔鬼缠身”的路德维克。雅洛斯拉夫自己也处在矛盾之中，他置身于现实的孤寂和过去的“遐想的天地”这两个世界之中，奉献了“自我”，将自己的“一些保留也像雪花见了太阳似的消融干净”，但这并不容易也始终做不到。雅洛斯拉夫的终局有了另一重目的，交付“自我”，且交给另一个具体的人：

把我的一生作为一个明白易懂的信息，交给一个唯一理解它的人，由他把这个信息再传得更远。……这个唯一的人，我在那么多失败之后寄予最后希望的人，我想念着他，我和他只隔着一道墙壁，他正在睡觉。后天，他将骑上一匹马。面孔被遮起来，大家称他为王。来吧，我的小乖乖！我要睡觉了。他们会把我的头衔给你。我要睡了。我希望看到你在马上，在我的梦里。

昆德拉给出的提示如此明显，下一节路德维克的自述开头，他就说“我睡了很久，睡得很香”。昆德拉繁复的小说世界在颇具有“感伤主义”的一段叙述中结束，万念俱灰的路德维克抱着已经死去的朋友。作为读者的我，在长时间的自我怀疑以及意识翻复后，顷刻之间有被“治愈”的错觉（这恐怕又是一个刻奇的词汇）。

这一时刻，我抱着他，也等于是承受着他，简直像从前承受我自己莫名的错误一样，觉得他那么庞然，那么沉重。我仿佛看到自己用双手托着他走在人群之中，我自己泪流满面。

一个人实实在在地去承受另外一个人的重量，来迎接这个世界无可抗拒的毁灭。

翻开正在阅读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小说的开头是没有明确主体和对象的沉思——“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昆德拉倾向于失眠的卡夫卡，人类本身没有希望，但希望并不重要。

世界是一个注定毁灭的玩笑，在这个玩笑里我们确认毁灭，确认无意义，在失去的世界中找到“回家”的感觉。昆德拉歌唱人类的哀歌，我们在哀歌之中体会并珍惜每一次确定的拥抱。一切都是意外，但意外的“我们”能够再次相遇，在喧闹中承受彼此的身体重量，这轻如鸿毛的重量值得我们把具体的“自我”交付出去。然后——

所有的灯光大亮，停在那里等候。

注：本文受权转载自豆瓣，较原文有删减点击“阅读原文”跳转原网页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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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米兰·昆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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