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光友

1978年4月的一天，我上街管理市场，走到云阳县双江供销社副食门市门口时，听到一中年农民骂营业员吴某某是“养贼害民”。我觉得这个词很新奇，便将他叫到一边，想了解他是啥文化程度？他边走边气鼓鼓地说：“你喊我做啥子嘛？你们还不是官官相卫。”我问：“何以见得？”他半信半疑地和我来到门市部外，交谈中得知他名叫李从平，刚才与营业员吵架是为称红糖。李从平说：“他不给我称，大队开的证明他看都不看，我就火了。”

“你家有啥子特殊事情非要称红糖呢？”

“同志呀！你们住在街上哪里晓得我们社员的困难哟！我的老婆一胎生了两个娃儿，奶水不够吃，才找大队打个证明想买点红糖回去喂娃儿，打的证明可称一两斤红糖，可营业员却说一二两都不行！我气不过了就骂他是‘养贼害民’。”“此话啷个解释？”他理直气壮地说：“供销社是建立三大合作社（供销、信用、农业）时，由社员集资入股兴办起来的。他们如今成了老板，就不认我们这些‘股东’了，这不是‘养贼害民’，你说叫啥子？”

“原来如此。你还是先回去想点其他办法，我也来帮你想想办法，好吗？”他沉默片刻后，迈着沉重的步伐走了。

“我也来帮你想想办法”这句话虽然好说，但在那各类物资都凭票证供应的年代里，对我这个区市管会的一般干部来说并非易事。我随后去问营业员老吴，除供应票外还要啷个才称得到红糖。他回答说：“起码要公社以上单位的证明，拿去找供销社主任批后才行。”听完老吴的话后，我便去找到当时在区公所任文书的哥哥。善良的哥哥听完情况后，一边开证明一边严肃地对我说：“这样的情况多得很，你以后再莫招揽了哟。”

红糖称来后，我吃过午饭便直接到李从平家里去，他很快抱着一个像鸡仔大的孩子来到我面前。我用开玩笑的口气问：“你不是说生的是双胞胎吗，啷个只有一个呢？”“你莫急呀，我叫娃儿他妈把那一个抱出来给你看嘛。”话音刚落，一个约30岁、面黄肌瘦的妇女，抱出一个大小差不多的小孩出来了，此情此景催人泪下。我连忙从挎包里拿出那两斤红糖送过去，李从平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带着哭腔说：“我原以为你们只是撵撵鸡、鸭、蛋（因当时为统购物资，不准进市场卖）呢，哪晓得还恁个关心群众疾苦，为我们雪中送炭，真是共产党培育出来的好干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