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武汉市1954年抗洪胜利题词

1954年武汉关前武汉人民筑堤抗洪的情景

武汉位于长江和汉江交汇处，江堤蜿蜒漫长，历史上遭受过多次洪水的肆虐。为防治洪水，早在清同治四年（1865年），江汉关就设立了水位标尺（标尺为英制），这也是我国记录长江水位之始。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连续两个多月的降雨，导致“江汉大水成灾，武昌等县江堤溃口，鄂城江湖汇而为一，舟行城上”。对此次水灾，清道光年间流寓汉口的浙江余姚秀才叶调元所写《汉口竹枝词》卷六“灾异”中的一首竹枝词，做了明确的记述：“月余大雨似盆倾，檐际长闻瀑布声。汉水不消江水涨，人家百万水中萍。”对水灾产生的严重后果，叶调元的另一首竹枝词亦进行了描述：“玉带河边百万楹，北风吹水梦魂惊。可怜人逐波涛去，隐隐犹闻救命声。”道出了旧时武汉人民饱受长江水患之苦、生灵涂炭流离失所的悲惨景象。

叶调元的竹枝词只是道出了武汉历来饱受水患之痛的一个缩影，回首近一个世纪，武汉经受过三次特大洪水的冲击。在汹涌的洪水面前，旧时的长江堤防很快溃决，导致饿殍遍野。新中国成立后，武汉经历了两次重大的防汛考验，在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及千千万万防汛大军众志成城的英勇奋战下，最终都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危险期，武汉在交出满意答卷的同时，亦铸就了伟大的抗洪精神。

1931年：形同虚设的长江堤防

1931年夏，暴雨连天，江河陡涨，湖北69个县中有54个县受灾，武汉堤防险象环生。在军阀何成浚的统治下，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腐败无能，草菅人命，既不能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水淹三镇后又不能消祸于已发，善后工作萎靡不振，给武汉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1931年7月22日，洪水突破江汉关水位26.30米的警戒线，汉口沿江地区及后湖一带相继积水成灾。28日清晨，汉口分金炉地方溃决，三元里外，陆地行舟。29日，江汉关水位已升至26.94米，汉口丹水池铁路一处堤段溃口，江水注入后湖，汉口铁路以北顿时成为泽国，形势日益严峻。8月2日晨，汉口单洞门溃口，汉口全境浸没水中，高及屋顶，高高耸立的江汉关也被洪水围困，木船行进在关前昔日车水马龙的街道上。《申报》1931年8月3日报道了汉口水淹情况：“丹水池溃后，张公子堤继溃，单、双铁路门又于二日晨溃决。正午十二时全市被淹，自铁路至江岸一片汪洋，深者平屋。因水势过猛，人民逃避不及，淹死无数……”到15日，与汉口一江之隔的武昌筷子街等处江堤溃决。17日，积玉桥、徐家棚等处堤溃。与汉口隔着汉江相望的汉阳也未能幸免，同日，汉水浸堤，大堤溃口，汉阳城内一片汪洋，房屋倒塌，淹死者不计其数，遍布汉江两岸的芦苇小屋成为灾民的栖身之地。

正是由于旧社会地方官僚的不作为，导致长江堤防形同虚设，武汉三镇被淹数月之久。在洪水的浩劫下，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加上水灾之后霍乱、伤寒、痢疾等瘟疫流行，部分缺医少药的灾民刚逃过洪水，又被瘟疫带走生命。汉口被淹的第二天，国民党武汉行营才下令成立防险事务处。8月7日，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在麻将桌上签署《武汉紧急排水通告》，完全视灾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儿戏。为了掩人耳目，防险事务处发布命令，对水利局局长陈克明、汉口市市长何葆华等人以“防水督饬不力，各记大过一次”，草草了事。何成浚等还派兵分布武汉四郊，在徐家棚、三眼桥、打靶场等地将稍有反抗的灾民予以镇压。仅10月15日一天，就在洪山、长春观等地一次逮捕100多人，其中有11人被枪杀，草菅人命，惨不忍睹。

1931年的这场大灾，既是天灾，又是人祸。灾情发生后，《申报》1931年8月5日曾报道“巨灾溯源”：“惟另据所闻，则士商之倒骗堤款，平时失于培修，官厅之贻误因循，临险未能抢救，亦似为致祸原因之一。查鄂省堤款，原设委员会保存，无论何种需要不得动用。乃数月前，该会会计竟将数十万元之巨款，存土放商川江□公司（原文如此，疑为错排，似为‘存放土商川江口公司’），致被倒骗，故修堤筑境均感困难。而此次大水酝酿一月，尽有时机抢护，乃又以抢护不力，致遭决溃。穷流溯源，不能无憾矣。”从这则报道可以看出，水灾的发生，是长江堤防“平时失于培修”和官员腐败、不作为的必然结果。

据不完全统计，这场水灾导致三镇321平方公里被淹，4.5万户房屋被淹，灾民达44万人，仅溺死于洪水者就达2万余人。那满目疮痍的景象，成为武汉人民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1954年：众志成城战胜特大洪水

1954年夏秋之际，长江中下游地区暴雨成灾，武汉地区7月份的降雨量为多年均值的3.14倍，水位迅速上涨，汉口站超警戒水位长达100天之久，抗洪防汛形势十分严峻，这也是武汉自1949年5月以来面临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

从5月中下旬起，长江中游就大雨不断，市郊部分农田、菜圃被淹，市区数千户为渍水所困，至6月25日，长江武汉关水位已突破26.30米警戒水位，比1931年的大水同期高出2米多。此时距离新中国成立才过去短短5年，百废待兴的武汉又一次面临特大洪水的考验。党中央高度关注长江防汛，6月23日下达紧急指示，要求“竭尽全力，抢救危关”，同时指派政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代表中央负责领导武汉的防汛工作。6月27日，汉口站还是出现了28.47米的高水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为了保卫武汉，中共武汉市委发表《为战胜洪水确保安全告全体党员、团员和全市人民书》。之后，由中共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党政军领导组成的武汉市防汛总指挥部成立，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王任重担任总指挥，同时成立的还有5个分区防汛指挥部。全市人民及所有机关、部队、团体、企业、学校立即动员起来，积极参加防汛、抢险、排渍、救灾工作。驻武汉地区人民解放军师以上单位亦成立了防汛办公室，动员官兵1.3万余人参加武汉防汛，并投入大量物资。其间，防汛大军克服重重困难，又相继进行了第二期、第三期堤防加高工程修筑，并在特大洪峰到来之前顺利完成任务。至7月12日，全市第一线防汛人员已增至29万余人。党中央、政务院十分关怀武汉人民的防汛斗争，号召全国各地全力支援武汉抗洪抢险，邓子恢亲自指挥，全国各地先后调集麻袋542万多条、草包303万余个、芦席80.7万张、芦材190万公斤、抽水机273台等，支援武汉的防汛斗争。

广大防汛大军在“人在堤在，水涨堤高，战胜洪水，保卫武汉”的口号鼓舞下，日夜奋战在大堤上，确保堤防。经过数十万军民艰苦卓绝的顽强拼搏，武汉最后抗御了汉口站29.73米的历史最高水位的考验，三镇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得到了保护，赢得了1954年抗洪斗争的巨大胜利，亦创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依靠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战胜特大自然灾害的奇迹。为此，毛泽东主席为武汉市战胜1954年洪水欣然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这段题词1969年被镌刻在耸立于汉口江滩的防洪纪念碑上。

1998年：“生死牌”铸就伟大抗洪精神

1998年，因连日普降暴雨，长江流域又一次面对特大洪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长江沿线各地纷纷成立防汛救灾指挥部，组织干群投入抗洪抢险斗争。

针对长江流域1998年气候异常、春汛大大提前的情况，当年5月，中共武汉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就下达了市防汛指挥部组成人员及分工调整情况的通知，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钱运录任政委，市长王守海任指挥长。6月28日，武汉关水位进入警戒水位后，市防汛指挥部启动紧急防汛机制。

党和国家高度关注长江流域防汛工作，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国务院副总理、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率中央有关部门领导视察武汉防汛抗洪工作。8月14日，在武汉市抗洪抢险斗争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来到武汉，视察了汉口龙王庙、武昌月亮湾等险段，看望、慰问、鼓励奋战在武汉抗洪第一线的广大军民，指导抗洪抢险斗争。

汉口龙王庙正处长江、汉江两江交汇之地，这里地形险峻，河道狭窄，水势湍急，船多倾覆。龙王庙险段长达1080米，是防汛抗洪重中之重的地方，一旦这里溃口，武汉将遭受灭顶之灾。历史上，这里曾多次发生河岸脱坡、码头断裂等险情和事故。

1998年8月上旬，第四次洪峰到达武汉时，武汉关水位已上升到29.39米，形势十分危急。当时在龙王庙闸口险段值守的32名防汛人员已连续坚守大堤40余天，经历和体力消耗已达极限。面对疯狂扑堤的江水，16名党员干部奋不顾身地站了出来，他们在大堤上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并用一块黑板贴上白纸制作了一块防汛抗洪生死牌，左边自上而下书写“生死牌”三个大字，右边书写“誓词：誓与大地共存亡，党员：黄义成、唐仁清、李建强、易先元、黄启雁、骆威、黄志刚、马晓君、王开若、陈晓健、徐斌、喻传喜、余光均、雷宽喜、王全、李立华”，下面书写“单位：武汉市江汉区龙王庙闸口”“时间：一九九八年八月七日”等字样。16位勇士的名字为各人亲笔签名，虽字体、大小不一，但笔力遒劲，充满力量。16名党员用鲜红的文字时刻警醒自己，誓死守卫大堤，保住身后的这座城市。

汉口龙王庙生死牌极大地鼓舞了防汛大军防汛抗洪的勇气。在长江防汛形势最严峻的时刻，很多党员干部纷纷在长江大堤上竖立“生死牌”，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终于取得了98抗洪的伟大胜利。防汛结束后，这块生死牌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现为国家博物馆）收藏并对外展示。

（李笙清，作者单位：武汉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