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王昆仑与家人合影。从左到右：作者母亲王金陵，作者父亲王春元，作者外公王昆仑，作者王田田

【编者按】

王昆仑是中国近代史上卓越的政治活动家，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等职。

今年是王昆仑诞辰120周年。团结报文史周刊与民革无锡市委会合作，策划推出“多党合作历史启示录——纪念王昆仑诞辰120周年”专题，通过纪念先贤，深化“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奋进新时代”政治交接主题教育。

敬请关注。

今年是外公王昆仑诞辰120周年。外公生前，从不允许亲朋给他过生日，为他祝寿。因为生于8月，他说8月1日就是他的生日。

老百姓嘴里的“王大爷”

20世纪70年代中期，外公于医院和家中养病。其间，当我母亲王金陵忙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译著时，我便陪同外公散步，当他的小拐杖；看他写书法，听他讲诗词，做他的小学生。

那个时候，每过一段时间，就有四季青公社的农民开着拉粪专用汽车来到我们居住的院子里拉粪。离我们家门口不远处有口粪井，当我看到臭烘烘的拉粪车，就躲得远远的。外公却把农民请进来，一边招呼他们落座休息，一边招呼我为他们倒水，一边又向他们询问村里的情况。后来，这些农民大叔经常是嘴里喊着“王大爷在吗”，一脚便已踏进了我家的门。

原来，外公和粪车还有段故事。1955年外公主动请求从中央去地方工作，他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主管卫生和文化。当时的生产队用马车将城里居民的粪便运回乡村当作农肥。然而，拉车的牲畜走一路、拉一路，街上经常有一堆堆粪便，既不卫生，又影响市容。外公就想了个主意，进城的马车必须给牲畜套上马粪兜，这样一来，城市道路整洁了，马粪兜里的粪也不会浪费，回到农村还可以积肥。

当时的北京有不少洼地，据说是建北京城时挖土烧砖留下的大坑，每到夏季，就会形成杂草丛生的苇塘，混杂着垃圾、粪便和污水，其中又以朝阳门到安定门一带最为严重。1958年秋和1959年春，外公多次现场指导并参加劳动。经过几十天奋战，建成了面积达100多亩的两个人工湖，考虑到这是依靠工人、机关干部、学生和街道群众等各界人士共同劳动修建的，青年又是主力，外公就给它们起名为“团结湖”和“青年湖”。

胡同小巷的居民家中有他的身影，张家湾农户的土炕上有他的身影，城子煤矿矿井下有他的身影，西单大街的清洁工中也有他的身影……他是老百姓嘴里的“王大爷”。

统一有日非孤岛，团结长期为民众

1976年1月，外公惊闻周恩来总理去世，老泪纵横，哀痛之深，言难尽意，他作诗一首，永志悼念。

心上音容永不磨，沉哀难忍泪滂沱。

长期领导恩情重，半世遵循战斗多。

盖世勋名光马列，临终遗爱洒江河。

八方悲痛空前古，力量无穷化凯歌。

《昆仑赞》（朱宗明，中国画）

记得当时常讲“要化悲痛为力量”，外公的确是这样做的，最深切的缅怀，就是将周总理的重托铭于心笃于行。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总理那弯弯曲曲的三个“托”字，在外公眼前显得异常清晰。那是1975年9月8日，外公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赶往政协礼堂，罗青长同志向外公和屈武同志出示了周总理的批示：请约王昆仑、屈武一谈，托、托、托！曾经非常熟悉的笔迹变得如此陌生，颤抖的笔画也颤抖了外公的心。这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批示。蒋介石去世后，周总理想约见外公和屈武同志，希望他们能够做蒋经国和其他在台国民党上层的工作。然而由于当时周总理已经病重，外公终究没有机会亲耳聆听周总理的教诲。

1977年底，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民革中央成立临时领导小组，外公成为召集人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翌年元旦，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座谈会上就祖国统一问题作了重要报告，会后，民革领导人决定把对台工作，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方向和工作内容。

1979年10月，民革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外公在开幕词中表示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全国人民一道，同心同德，将民革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贡献。

1980年2月底，在外公等人的推动和努力下，《团结报》复刊，成为促进祖国统一的重要舆论阵地。耄耋之年，外公积极参与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活动，接待海外归来探亲的民革前领导人的子女。在《中秋寄台湾同胞》一诗中，他写道：“统一有日非孤岛，团结长期为民众。”

探求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王昆仑于1975年亲笔书写的三首诗《心上人间》《防微杜渐》《纵思为党》

外公忙着工作，我忙着读书。还记得，当我手持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兴奋地向外公报喜时，他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正是在外公的影响和鼓励下，我报考了北京大学。1917年，还是少年的外公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学习期满后升入中文系，为了寻求救国之道，他又转入了哲学系。

我不无得意地对外公说：“您是咱们家第一位北大男生，我是第一位女生。”外公摇了摇头：“第一位可不是你，是你的大姑婆王兰（外公的大姐），她不仅是咱们家的第一位，也是北大的第一位女生。”

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外公常常到时任校长蔡元培先生的办公室请教。那时北大还没有女生，有一次天津有位女生来北大找人，社会上就传说北大有了女生，有些人还说男女混杂是伤风败俗，但是蔡校长表示支持妇女进入高等学府。外公问蔡校长北大是否招收女生，并表示姐姐王兰很想进北大求学。蔡校长说：“她敢来吗？可以让她来试试。”就这样，大姑婆进入北大读书，后来又来了两位女生，开启了北大男女同校的新风尚。

外公以北大一年级学生会主席的身份参加了五四运动，并作为学生代表，在上海拜见了他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

1983年，外公因公赴上海期间，参观了孙中山故居纪念馆。1922年12月，正是在这里——香山路7号（原莫里哀路），作为一名向往革命而又不知道怎样革命的热血青年，外公拜谒了孙中山先生，向先生请教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也是在这里，孙中山先生亲自介绍和批准了他加入国民党。

1933年春，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下，外公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举起右手，默念着誓言。外公在晚年回忆这一时刻时，激动地说道：“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此次南行，他还顺道回到了无锡，这是抗战前夕他离开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重返阔别了几十年的故乡无锡。

外公祖籍无锡，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居住和工作在北京。记得有一次，亲朋从无锡带来了水蜜桃，外公显得格外高兴，和我母亲一道同客人讲起了无锡话。他拿着水蜜桃闻了又闻，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家乡的味道。他随即又沉默下来，用手有节奏地、缓慢地拍着沙发扶手，望着远方，眼神变得深邃起来。2011年10月21日，我参加了无锡王昆仑故居重新修缮和塑像落成仪式，在参观万方楼时，似乎一下子读懂了当年外公的心情，他那眺望远方的目光里一定饱含了厚重的情感。

百年前，我的太公王心如在无锡鼋头渚别墅亲自嫁接、培育了太湖别墅水蜜桃，当时种植在齐眉路两侧。过了桃林，就是作为起居处所的方寸桃园，那是他希望颐养天年的世外桃源。可是，在那个社会动荡的年代，哪里有世外桃源呢？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外公在太湖别墅居住期间潜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与当地进步青年畅谈，始终关注着中华民族的危亡。

万方楼建成后，外公引用杜甫《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的诗句，将小楼命名万方楼，表达忧国忧民的心境。1935年8月，正值无锡水蜜桃成熟之时，外公借口品桃避暑，邀请南京读书会成员，来自上海和无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万方楼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党的精神，决定在读书会的基础上筹备救国会，确立了推动国共合作抗日的工作方向。

1932年，外公在无锡创办《人报》，发表了《问无锡青年》等文章，他大声疾呼：“敌兵在我们的邻境，炮舰布满了沿江，飞机在我们呢头上盘旋，不定哪一天被敌人占领了我们的田庐，残杀了我们的兄弟。我们该怎么办？”“今日之世界，需要怎样的中国，今日之中国，需要怎样的无锡，今日之无锡，又需要怎样的青年。”

年逾古稀之年，外公再返故乡，在停留的三天时间里，外公格外兴奋，当看到无锡迅速发展时，他欣喜地题下了“无锡在前进”。今日之中国，今日之无锡，正是几十年前，他心中的憧憬啊！

外公晚年时， 很少与我谈及他做过什么，很少述说他那曲折而辛涩的思想历程、艰险而危难的战斗生涯，也很少教导我该怎么做。我的小名“铁妞”是外公起的，“妞”是北京人对小姑娘的称呼，为什么在前面加个“铁”呢？可能是因为外公这一生，面对民族的或是个人的坎坷与磨难时，他始终坚定对理想和革命的执着追求，始终保持着钢铁般的勇气和力量。正如他在诗中所写，“革命许身终不二”“怕经风雨不英雄”。

外公犹如一本厚重的书，每一次品味他的诗歌和论著，每一次参加纪念他的活动，每一次阅读他的传记和回忆文章时，特别是在参加在无锡王昆仑故居重新修缮和塑像落成仪式上，在参与由民革中央宣传部主编、团结出版社出版的《王昆仑与太湖别墅》一书的资料收集和文章撰写的过程中，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他人生的每个篇章，一次又一次地与他对话，一步又一步地走进他的内心。“纵思为党竭忠诚”“忠诚常怕负工农”正是他的心声，也是他的写照。

（作者王田田，系王昆仑之外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