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玫瑰美容院前世:《女理发师》王丹凤与“三八理发室”|睡前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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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初秋,上海著名的南京理发公司新来了一名“女理发师”。

说是理发师并不准确。事实上,当时,这位37岁的女性还只是美容美发行业的一位“学徒”。在南京理发公司,她拜名理发技师刘瑞卿为师,学习理发技艺,还到理发培训学校,和女理发师、女艺徒们一起生活。

南京理发公司开设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老上海心目中享有盛誉,店内技师云集。刘瑞卿后来被上海美发界称为“四大名旦”之一,他曾为电影明星阮玲玉及其母亲烫过头发、设计过发型。而这次刘师傅要“带教”的女徒弟也不一般,她就是著名演员王丹凤。

来学艺是因为,1961年12月初,王丹凤要开始拍摄一部由滑稽戏改编的电影《女理发师》。在影片中,她第一次尝试喜剧角色,扮演女主角理发师华家芳。保守的丈夫老贾不支持原本当家庭妇女的妻子华家芳给人剃头,对同事老赵称妻子是小学教师。而妻子偏偏在为老赵理发时剪坏了头发,夫妻俩因此闹出种种笑话。

短短49分钟的电影,轻快幽默,忠实记录下当时上海的街头影像。而电影中华家芳工作的“三八理发室”取景地,在现实生活里也十分知名,那就是如今位于淮海大楼的“红玫瑰美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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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势清爽”能反映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对注重体面的上海人来说是生活中的一件要事。

早在19世纪初,上海城厢十六铺一带商贾云集,人口增多,为人们剃发、剃面、梳辫逐渐形成行业。最早的一批剃头师傅开始拎包带工具出入富贵人家,为其剃头、梳辫、推拿按摩。渐渐地,流动剃头摊开始趋向固定,有的在“畅园”“亦园”澡堂和部分茶楼内为客人剃头、梳辫、推拿。

1900年前后,一些外商开始在上海设西式理发店。1887年,法国麦格仑等3人在南京路19号开设理发店“巴黎沙龙”,还有日商在虹口区北四川路开设村山剪发店。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英商在汇中饭店(现和平饭店南楼)配套设有理发室,设备用品全部进口,为在沪外侨修剪小分头和反包式发型,这也带动了上海“顶上风尚”的转变。

随着辛亥革命浪潮袭来,上海一万多人在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麦特赫司脱路(现泰兴路)口张园召开剪发大会。会场配有剃头师傅当场为人们剪掉辫子。清朝统治被推翻后,男子普遍剪辫留发,街头巷尾到处出现新开的理发店,昔日的剃头梳辫行业开始向现代的理发业方向发展。

当时市区开设较早的理发店有西藏南路的焦迎记理发店(1911年)、眉州路的美洲理发店(1912年)、山海关路云记白玫瑰理发店(1912年)、霞飞路(现淮海中路)的新华和丽华理发店(1913年)、露香园路的泰记理发店(1913年)等。服务项目有剪辫、修发、剃面、洗发等4项,服务收费为剪辫2角、修发1角、剃面5分、洗发5分。五四运动后,女子普遍剪短发,理发店又纷纷增加女子剪发业务,使理发业从仅为男宾服务转向为男宾、女宾同时服务,并渐渐将业务延伸至美容、美甲。(《上海饮食服务业志》)

根据《上海工商汇编》记载,当时,外商来上海开设理发店、美容院,给上海理发业带来了西洋式烫发、按摩、美容、发型设计等技术。在激烈的竞争中,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理发店数量比20年代增加1倍以上,发展到2000多家,其中高级理发店有200家,已具有相当规模。行业经营等级分为特、甲、乙、丙4等,每等分为正、副2级,共4等8级,由同业公会制定统一的分等级价目表收费。

根据上海市理发商业同业公会在1946年的统计,当时被列入特级的理发店已有50多家。其中,由旅美华侨黄华培投资开设的南京理发公司,设备用品全部从美国进口,高价聘请名师,具有较高的技术服务质量,成为上海著名的特级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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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凤拜的师傅刘瑞卿就是长期在南京理发公司工作的名技师。

刘师傅是江苏扬州人,1909年出生,14岁时到上海学手艺,20岁时在业内崭露头角,不仅是理发行业的荣誉特级师,1959年还以中国美发理发业代表身份出访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并被评为上海市劳模。他著书立说,编写《冷烫技术》《刘瑞卿发型选》,为行业提供宝贵的技术资料,也让许多年轻人改变了服务行业低人一等的看法。

也就是在1959年,上海的理发行业一下吸收1000名中学生参加工作,20世纪60年代又陆续招收新人,为这个传统行业充实了有文化的从业人员。

行业无贵贱,劳动面前人人平等;妇女得解放,出门工作顶半边天。在这样的时代新风影响下,一个家庭主妇瞒着当干部的丈夫去当女理发师的故事应运而生。

在《在理发店中》这篇文章中,王丹凤记录了自己的这段学徒生涯:

“看到理发师刘瑞卿、金万侅两位老师傅那种为人民群众忘我劳动的高贵品质。他们终日站着给人理发,和蔼可亲地对待每一个顾客,遇到节日,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他们从来都是那样耐心而没有半点厌倦或者烦恼。在理发店中,我看到不论进去的人是如何的蓬首垢面,但踏出理发店总是容光焕发的。老师傅常对我说:‘看到顾客满意,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最高奖励。劳动人民多少天忙下来,走进理发店虽然是为了整容,实际上也是一种休息。我们为他们服务得好些,那么明天他们将会精神更饱满地投入生产。’”

电影开拍时,红玫瑰美容院成为取景地。镜头从上海热闹的淮海路、常熟路街头摇进更名为“三八理发室”的理发店。店内,穿着朴素白大褂的理发技师们为客人修面、理发。华家芳发现丈夫来光顾时,慌张躲避,钻进烫发机里遮掩面部,一切都显得诙谐而富有生活情趣。

改革开放后,烫发等业务恢复,上海人对国营理发店的追捧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但当时国营理发店的美发师从早忙到晚,一月工资带奖金只有150元至300元上下,而一个个体户美发师收入起码在1000元以上。市场经济的冲击,给国营理发店带来挑战。

不过,时移世易,许多老上海对老字号的忠诚度完全不受外部潮流影响,如许多光顾红玫瑰的客人,都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回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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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里,华家芳工作的理发店名为“三八理发室”,而这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大力鼓励家庭妇女走出家门的时代背景分不开。

《女理发师》剧照截图

解放初期的上海,妇女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职业女性凤毛麟角,家庭妇女不下百万。当时妇联的主要工作就是深入里弄街巷,鼓励妇女识字,破除封建思想与习俗的束缚,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为此,许多以解放妇女为主要目的的缝纫店、饮食店建立起来。其中不少就是以“三八”命名的。

如虹口区有三八食堂、三八幼儿园、三八托儿所,还有国营三八饮食商店。这家饮食商店的三十多个职工之中,妇女占3/4,1959年成立后,连续5年获得市爱国卫生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并被评为1963年财贸系统的先进集体。店内服务员如何提供体贴的服务、保持餐具的整洁卫生等优秀管理案例,多次被媒体报道。

影片里的“三八理发室”内,也是女理发师居多。满口“男女平等”的干部老贾慕名去理发室要“三号服务员”理发,当发现这位明星技师就是自己妻子时满脸不高兴,但在看到众人对妻子工作的尊重和看到来店采访的记者后,又终于认可了妻子的选择。

在实际存在的“三八饮食商店”和虚构存在的“三八理发室”的背后,是上海真实存在的妇女解放历史:在上海解放后短短3年内,就有4万余失业女工和家庭妇女走上生产和工作岗位。

影片上映后第二年,在南京理发公司工作的女理发师袁美蓉在报上给“女理发师”王丹凤写信:

“我再告诉您一件我最兴奋的事情,我在党的培养和老师傅的辅导下,已经初步掌握了理发技术,现已满师,走上工作岗位了。我一定要听党的话,终身好好地为顾客服务。”

而王丹凤在回信中写道:

“我从您们几位女理发师身上,学习了您们与周围的习惯势力进行斗争,克服了种种思想障碍,胜利地当上理发师,献身于服务性行业的精神。是您们的先进思想给我增加了艺术创作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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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轶伦

微信编辑:佳思敏刘惠宇

校对:晓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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