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 李娇俨 见习记者 涂佳煜

今天，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正式揭晓。其中，浙江作家艾伟的《过往》、钟求是的《地上的天空》分别获得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陈人杰的《山海间》，获得诗歌奖。

鲁迅文学奖是中国四大文学奖之一，由中国作协组织专家投票决出，分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理论评论奖、散文奖、诗歌奖和翻译奖7类，旨在奖励文学创作和翻译，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从1997年第一届，至今已评出8届。该奖项每4年评选一次，本届鲁迅文学奖作品年限是2018年1月1日到2021年12月31日。

记者了解到，艾伟现任浙江省作协主席，曾获《当代》文学奖、《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汪曾祺文学奖等。本次获奖的《过往》首发于《钟山》（2021年第一期），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钟求是现任浙江作协副主席、《江南》杂志主编，曾获十月文学奖等。获短篇小说奖的《地上的天空》首发于《收获》（2021年第5期）。

陈人杰是浙江天台人，1969年生，浙江省作协会员，现任西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在《人民文学》《诗刊》等文学期刊发表诗歌作品百余首。部分作品入选《中国最佳诗歌》《中国诗歌百年经典》等选本。诗集《回家》获第二届中国（海宁）徐志摩诗歌奖等奖项。

早在2018年，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曾专访艾伟，谈及写作，他这样说道：“作家的写作是一种极为隐秘的个人劳动，需要天分、努力和运气。我会尊重创作规律，不急功近利。”

《过往》

以下为专访部分内容——

艾伟在中国文坛成名已久。他是中国“60后”代表作家之一，著有长篇小说《风和日丽》《爱人同志》等，多次获得各类奖项，部分作品译介到国外。他说，此刻他唯一想的，是怀着对文学的爱和敬畏之心，相信文学与生俱来的精神品质，相信文学浙军的实力，相信浙江作家一定会写出属于自己同时也属于这个时代的具有浙江精神的扛鼎之作。

作家 艾伟

文学眷顾浙江这片土地

记者：浸淫浙江创作多年，您是如何看待浙江文学现状的？

艾伟：浙江有深厚的文学传统。到了今天，我觉得浙江毫无疑问是文学大省，我们有余华、麦家这样享誉海内外的作家，麦家作品的海外传播堪称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奇迹。

在他们之外，一批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如王手、吴玄、钟求是等广受文坛关注；海飞、黄咏梅、哲贵、东君、畀愚等一批“70后”作家获得了文坛重要奖项；值得一提的是新锐作家，这几年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祁媛、张忌、雷默、池上等数十位青年小说家迅速被国内重要文学期刊关注，创作数量和质量都十分喜人，这在别的省份十分罕见。

记者：接下来您打算为浙江文坛做点什么？

艾伟：作家的写作是一种极为隐秘的个人劳动，需要天分、努力和运气，在作家写作过程中，其实组织的力量是有限的，作协无法替代作家们具体的写作。在这一点上，我会尊重创作规律，不急功近利。

同时，我认为当一位作家写出好作品的时候，作家协会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是可以对作家有所帮助的，比如对作品进行推广，包括海外推广。在这个信息时代，可以用多种方法，全方位地把作家推向社会、走进读者。

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

记者：能和读者分享一下您的创作经历吗？听说您的文学启蒙是从《百年孤独》开始的？

艾伟：是的。我在学校的专业是学建筑，这辈子本来是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严谨的工程师。但我在年轻时遇见了马尔克斯，他让我知道小说原来可以写得如此自由，可以不顾现实逻辑而飞翔其上，可以天马行空地凭自己的想象重新构筑一个新世界。

这本书点燃了我对文学的热情。我开始阅读期刊，关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文学思潮。我惊异地发现，这本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如此之大，可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很大程度上是在对《百年孤独》致敬。后来我也开始了写作。我得承认，我1999年完成的第一部长篇《越野赛跑》受到过《百年孤独》的影响。

记者：这么多年来，有没有写不下去的时候？

艾伟：记得2009年的时候，我写完《风和日丽》，当时有一种被掏空了的感觉，有好长时间，几乎不能写作。

后来到2010年，经过半年的休整，我想作为消遣写一个过渡性作品，最初仅仅想写一个傻瓜的故事。他的故事来源于我的邻居。这个傻瓜当年是我们的乐子。他工作后，把钱藏在蜂窝煤饼里面，他告诉我们，这钱将来是娶老婆用的。但多年后，他发现藏于煤饼的钱都烂掉了，成了灰。他大哭一场。我把这个人物写进了小说，又有了长篇小说《南方》的故事。

记者：一个作家要持续地写下去，是不是需要某种使命感？

艾伟：是的，写作是困难的，有时需要一点使命感来坚持。今天，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个时代提供了无比丰盛的经验。小说作为一个容纳人类经验的容器，它敏感的触角可以伸展到生活和精神的各个层面。作家是时代经验的鉴赏者、收集者和记录者，这是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作家的责任。

现实世界是喧哗的，物质具有强大的力量，每个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诱惑，在今天，耐得住寂寞的写作尤其难得。写作归根到底是寂寞的事业。既然写作是作家的宿命，那我们也只能领受这份寂寞。文学之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但对作家们来说，一样是天地悠悠，写作者始终需要一种“望尽天涯路”的高远追求。

把当代浙江故事传下去

记者：您的大部分写作，都是立足于浙江这片土地吗？

艾伟：我写过不少关于南方的故事，里面充满了南方的风物。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南方一直是很重要的存在。古典诗歌中，南方的意象也深入人心。南方多山川湖泊，似乎容易出现神迹。我们讲故事的人迷恋于这种传奇，总是试图打开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并探索人性可能的疆域，从而刺激我们日益固化的日常生活及其经验。

记者：当下这个时代的中国，对于写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艾伟：每一代写作者都有自己的使命。今天我们的现实充满了兴奋性，现实经验的丰富、阔大和饱满，我在《风和日丽》《盛夏》《南方》等长篇小说中努力进行我的小说实践，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在这一点上，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静静的顿河》像是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其经验的丰润庞杂，令人折服。肖霍洛夫亲历了那场革命，他公允而忠直地记录了革命年代泥沙俱下的众生，记录下大时代洪流中个人的心跳，记录了他们的理想、野心和私欲。看这部作品我时时惊叹，只有亲历者，才能捕捉到如此细微而鲜活的经验。

记者：如何担负起新时代赋予文学的使命？您能向全省文学工作者分享一些您的个人体会吗？

艾伟：我想好的文学创作总是要参与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小到温暖中国人，大到对中国人起到人格的建设作用。我们国家正在发生深刻而生动的变革，今天发生在中国的一切就像一个创世的神话，波澜壮阔，翻天覆地，我们生活其中并见证了这一进程。生活永远是创作之母，丰润的时代经验是创作者取之不尽的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