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志瑞（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2年第16期

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上来看，中国传播学如今依然有“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倾向。传播学在政治层面的缺席既有学科本身的问题，也是中国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去政治化”的结果，以至于现在要么是只关心所谓的学术而不关心政治，要么是只关心他国的政治而不关心自己的政治。[1]近年来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愈发重视，传播学研究也应当“把马克思带回来”，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读日益复杂的传播现象、回应时代问题。本文将尝试讨论以下问题：西方传播学界的“马克思归来”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传播学的关系提供了怎样的启示？中国传播学界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方面做出了哪些努力？中国传播学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中建立和发展自身的学术主体性，并改善传播学如今面临的发展困境？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归来”

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中将马克思主义归为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之一，马克思的确可以看作现代传播学的奠基者之一，他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关于社会交往、意识形态、传播技术的论述。然而，在关于现代传播学起源的叙事中占据主流的，是具有去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冷战社会科学起源。不过马克思主义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加剧，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不断凸显，马克思的思想再次被激活并显示出其批判力，在阿芒·马特拉、达拉斯·斯迈思、赫伯特·席勒等传播学者早先所做的理论铺垫和知识积累的基础上，西方传播学研究中出现了一股“马克思归来”的热潮。

作为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数字资本主义并未突破资本主义的基本运行方式，新兴的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反而加剧了资本积累的危机和不稳定性，面对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剩余价值、异化、商品拜物教、资本积累、劳动、货币等的一系列学说仍然奏效。在数字资本主义和新技术背景下，国外批判传播学者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思考全球传播体系、传媒制度、媒介内容生产、数字劳动、意识形态、阶层分化、互联网等问题。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与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文森特·莫斯可合作，通过开源期刊《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Communiction，Capitalism and Critique）面向全球学者征集关于马克思主义、当代资本主义与传播的文章，最终在2012年出版了特刊《马克思归来》（Marx is back），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了该论文集的中译本。论文集的作者基本上由年轻的传播学者或当时在读的博士生构成，一方面展现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的研究水平，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后继有人的局面。

这本论文集在学术脉络和研究路径上彰显了西方批判传播学中“马克思归来”的基本方式：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建构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与理论，并针对具体传播问题进行分析应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资本主义传播思想和传播制度进行批判，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有机融合；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内部的创新。[2]这不仅是“马克思归来”的路径，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的学术贡献，为我们认识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提供了新的材料。不过，如果我们要探寻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的路径，防止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内部再生产西方中心主义乃至学术殖民主义，我们就也应该看到其局限。对于中国的研究者而言，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谁的马克思归来了”。[3]当下的研究者，从身份来看，几乎都是学院派的学者，某种程度上他们所代表的是学院派的、存在于马克思原著中的马克思。这与阿芒·马特拉编著的《传播与阶级斗争》（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形成了鲜明对照，《传播与阶级斗争》中所收录文章的作者大都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品格；虽然征文面向全球学者，但来自欧美国家的学者最终占据了大多数，并且没有一名中国或者华裔学者，这意味着视角的缺失，即这是来自当代欧美学者眼中的马克思；伴随欧美学者而来的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马克思，所有文章都没有涉及中国或者东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传播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本身具有批判性、历史性和现实性，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应当是拒绝西方中心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

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中国表达

传播学作为一个舶来品，从对其引入与接受的历史来看，中国传播学研究一般将施拉姆开创的美国行政学派的学术范式奉为传播学正宗，却没有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及其社会主义传播遗产足够重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在中国的缺席，无论是对马克思新闻思想和传播思想的研究，还是21世纪以来在批判传播学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自觉运用，都表明了中国传播学界并非缺少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中国化的努力。在马克思传播思想研究方面，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可谓是极具代表性的著作，该书全面展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信息传播方面的思想体系，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理论以及世界交往、民族交往、精神交往等基本理念，对马恩经典著作中涉及的人类传播的各种现象和形态进行了详尽阐释。除了对马克思传播思想的体系化研究，马克思的媒介技术观、交往观、舆论观等思想也不乏研究者，这类研究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传播学诠释，是中国传播学区别于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贡献所在。

如果说马克思传播思想研究代表的是马克思主义中有关传播的部分，那么批判传播学则可以说是在更广阔的传播与社会领域中研究马克思主义。21世纪以来，批判传播研究在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各领域中独树一帜，是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政治领导权的重要实践，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在全球范围内构建理论主体性和话语权的重要实践，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因此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及其传播理念中国化中的重要一环。[4] 21世纪以来，中国批判传播学研究的突出特质可谓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学术建设上，加强与国外批判传播学的对话，一方面，引进并翻译国外批判传播学经典著作与前沿成果，以学术出版实践推动学术发展，其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批判传播学译丛”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译丛”两套译丛书系颇具代表性，另一方面，国内学者牵头组织全球东方与西方、东方与南方对话的批判传播学术交往实践，探讨全球范围内普遍关注的批判传播问题，增进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对话与研究。此外，诸如中国批判传播学年会、“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等聚焦批判传播学的学术活动推动了对学术共同体的扩展和维系，并且吸引了越来越多青年学子参与到批判传播学研究中来；在学术路径上，一是以中国传播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为导向，探讨传播体系中的城乡差别、数字鸿沟等不平衡与不平等问题，以一种整体性视野在中国政治经济结构中考察传播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二是吸取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多元理论资源，依托田野调查和社会实践，进行跨文化批判传播理论研究与创新，对全球和国内传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予以回应。

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语境下的批判传播学研究，与西方传播学中“马克思归来”的不同之处在此显现，即理论基础上的实践特质，既有推动包括第三世界国家在内的全球范围内的学术交流实践，寻求跨文化的交往团结，也有重提历史与政治的重要性、强调立足中国社会、进入田野的实践型研究路径，而这种实践特质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此外，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马克思归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力图在基于全球社会和历史的整体性视野下，探索全球传播体系和文化向社会主义普世文化转型的路径和方法，其中，赵月枝所致力于开创的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西方学者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应用于信息、文化与传播领域，发展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从传播维度丰富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今，面对全球资本主义不断加深的危机，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西方中心主义、资本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使这一前沿学术领域陷入了内卷化和理论创新的泥潭，而赵月枝在检视国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不足的基础上，吸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成果、“作为方法的中国/亚洲”学者的观点以及国外批判理论研究成果，探索有中国社会主义视野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路径和问题意识。[5]赵月枝围绕这一主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通过着力处理如何在建设中国批判传播学的过程中超越西方批判理论的局限，以及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吸纳全球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成果两个问题，探索将传播嵌入社会良性发展的新路径，实现更加平等、公正和平衡的全球传播新秩序。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中国表达一方面回到马克思本身，从传播与媒介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做出阐释；另一方面谋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将实践特质注入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之中，用理论创新推动传播实践和传播秩序向更良性、更平等的方向发展。

建立中国传播学学术主体性

近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重视，对政治与文化的自觉意识凸显，“再政治化”的倾向有所加强。然而，我们仍不能回避一个矛盾性问题，即新闻传播研究的专业化和科学化水平越来越高，但学者们对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与实践问题的把握能力和参与程度未见得相应提升。[6]传播学发展至今已形成了许多细分领域，其专业化程度不可谓不高，并且通过对方法的不断强调加深了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但专业化细分同时也意味着视野的窄化以及对现实和经验的切割，本应是方便学术对话的研究方法反而成了研究本身，对方法的过分强调造成了一种对现实的疏离，越研究现实就距离现实越遥远，将中国经验还原为一种模型化、程式化的事物。龚伟亮曾指出，在传播对于社会越发重要之时，号称是交叉的、综合性学科的传播学却在中国公共学术阵地中难觅一个发言席位，很少产生出能被其他学科认同的具有足够阐释力的理论范式，以及能够在学术共同体内流通的学术议题与话语，因而也难以共享社会科学界的感奋与忧思，[7]如今这一局面有多大改观呢？传播学在学术共同体以及国家与社会议题层面公共性的缺席，乃是一种有关洞察力和想象力的智识品质与学术自觉的缺失，中国传播学应当从信息、传播与文化的维度去认识和解释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当下与未来，但中国传播学仍未能全面走出国外主流传播学的“阴影”并摆脱方法主义的迷信，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主体性和公共性。

达拉斯·斯迈思在上世纪首次访问中国之后曾提出“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的世纪之问，赵月枝在新世纪提出了“手机之后是什么”的新问题，如今，中国新媒介技术条件下的传播与社会治理实践提出了许多新问题，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危机情境下社会主义技术政治的效用，这些问题仅用从西方发端的科学传播、健康传播、发展传播等范式是难以解释的，而是需要在全球视野的观照下，从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与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下来回答。胡正荣等曾指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基本议题，包括历史议题、意识形态议题、新闻宣传制度议题、社会传播形态议题、国际议题[8]，然而这些议题恰恰是在主流传播学中被置于边缘的部分，新时代的中国传播学更需要的或许不是继续在“理论-经验-理论”的小循环式研究中不断内卷，而是应该走向“实践-理论-实践”的大循环研究。缺少了政治自觉、权力关系、阶级意识和社会实践的传播研究如同空中楼阁，看似“科学”，实则遮蔽了重大的历史背景、社会关系和政治意味，[9]因此中国传播学在走向实践、走向田野的过程中，除了需要在理解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同时不迷信西方理论与方法主义，更需要自觉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路径，从而延续并开拓中国传播学的创新发展逻辑，在这一过程中构建中国传播学的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不只是书斋里的学问，“把马克思带回来”意味着要重访马克思的经典思想并吸取当代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意味着从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和实践中汲取推动传播与社会发展的智慧，意味着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解释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传播技术之间的复杂纠葛。就其本性来讲，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实际上兼具着学院派知识与传播实践特质，并表现出一种批判性的知识品性、社会关怀和实践勇气，因此其可以形成对当下传播学研究的理论知识与学术实践的双重反思。面对新的时代境况，中国传播学需要重申问题意识、政治意识和文化自觉，将传播学从去政治化、内卷化的困境中解放出来，认真审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与实践，进而接续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的学术传统，担当起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历史责任与使命。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韩志瑞.回到马克思：传播学研究视野的拓展[J].青年记者,2022(16):10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