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写作的房间很小，放上两个不大的书柜、一台电脑桌，便没有多少转身回旋的余地。在桌前坐下来的时候，稍稍抬头，就能看见墙上的托尔斯泰正凝视着他。罗伟章最喜欢的作家就是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写的是大文学，也就是俯身大地又高居云端的文学。”

有时候在外面回到家中，心情不快，比如不想见的人去见了，不想参加的饭局去参加了，说了自己都不喜欢自己的话，罗伟章会觉得“自己正在矮化”。他常用来清洗和拯救自己的办法，就是赶紧读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几大巨著，随便捧起一本，不一定挨着读，风吹哪页读哪页，在阅读的过程中，他感觉托尔斯泰正将他托起，一点点举高，高到“我又是罗伟章了”，就可以放下，去干该干的事情。这时候，可能读过了几页，也可能只读过几个自然段。

罗伟章这样总结托尔斯泰给自己的最大启发：“当个一流的作家，并不构成托尔斯泰的最高目标。他的目标是探讨人，探讨人怎样变得更完整，更符合人的定义。事实上，如果仅仅把做一流作家当成最高目标，往往抵达不了一流的境界。做人是在作文之前，人品决定了文品，在很年轻的时候，往往觉得这句话很虚妄，活到一定岁数，才知它的真理性。”

托尔斯泰的作品中，罗伟章最喜欢《安娜·卡列尼娜》。曾一度睡觉时放在枕边，写作时放在手边。“不知道看多少遍了，太好了，好到‘稍不留心就可能把它的好错过’。比如安娜与伏伦斯基私奔，生了个女儿，这个女儿是他们爱情的结晶。要是普通作家去写，安娜一定是爱她的，比爱她跟丈夫卡列宁生的儿子还爱。可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如此了解人性的深厚和宽广——安娜从女儿身上，看见了自己的罪恶，她即使想爱，也不能爱，也爱不起来。”

罗伟章在日常写作的书房里

安娜有罪，但并不堕落，因此她不会去爱自己的罪恶。这是情感还是思想？都是。安娜有了这种情感和思想，就预示了她未来的命运。有罪而不堕落，就必然承受道德负担，安娜深感自己承受不起，也试着堕落，结果她根本做不到。她后来走上绝路，通常认为是伏伦斯基顺利地回归了社会生活，对她的爱减少了，而她想回归，却不被接纳，便绝望了。其实，她绝望的核心根本不是来自别人的审判，而是自我审判。

罗伟章多年来一直琢磨一件事儿：托尔斯泰写一个人，一写就是几十页，然后丢下这个人，去写别的人，可当他把前一个捡起来时，你觉得那个人跟你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是为什么？“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太明白。我也曾向批评家们请教，包括看各国评论家的阐释，但至今还没人给我一个让我信服的答案。”

出门遇到知音，总是让人喜悦。有次罗伟章参加一个笔会，车上跟《十月》的宗永平同座。宗永平编发过他的小说，但从未谋面，两人不知怎么说到托尔斯泰，十分投机地说了一路，见第一面就成了朋友。此外他还知道，徐则臣、周晓枫等，也都非常喜欢《安娜·卡列尼娜》。

除了托尔斯泰，罗伟章还特别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罪与罚》和《悲惨世界》，他都读过好几遍。看来他对十九世纪的经典作家更崇敬，“因为他们深具力量”。

七年前，罗伟章在北京和著名批评家李陀聊，之后两人还保持了一段时间的通信。2016年3月25日罗伟章在给李陀的回信中说：“您提出十九世纪文学高于二十世纪文学，我特别赞同。文学成就是结果，其背后展现的思想方法和文学观念，确实值得探讨。托尔斯泰他们的写作，极大地提高了全世界作家的写作难度，面对一堵墙，他们不是装着看不见那堵墙，也不是聪明地绕过去，而是把墙推倒，让这面和那面打通，让光明扑面而来。所以托尔斯泰和那个时代的大师，笔下总带着原野的气息、辽阔的气息、与生活血脉相通的气息。

二十世纪的作家，感觉到这种难，便另辟蹊径。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确实为文学开辟了更多的可能性。然而，十九世纪的文学是树干，二十世纪的文学是枝叶。正如您所言，二十世纪文学的最大问题，是不塑造人物，成了观念文学。这样的文学直接剥离了与日常经验的血肉联系，句句都很光亮，却是玻璃渣似的光亮，冷而碎，真正拿它照耀，是办不到的。我最不喜欢的作家，是那种自己面对一堵墙时无能为力，却去嘲笑把墙推倒的人，说他们手法太笨。不过，枝叶喧嚣，树干沉默，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