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接受是翻译研究关注的重要领域，但相关研究仍很薄弱，有的注重理论，但理想化色彩较浓；有的注重实证，但评价指标过于单一；有的注重感悟，但主观性太强，概念模糊。本文从这一研究现状入手，提出译文读者接受的三个评价标准。

第一，可理解性，即译文能让读者看懂。这个要求看似容易做到，其实不然。由于语境缺失、文化缺省、翻译距离、言外之意、译者能力、母语干扰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专业术语的翻译、诗歌意境的翻译、用典的翻译、隐喻的翻译、幽默的翻译、谜语与歇后语的翻译、方言的翻译、互文性的翻译、文化特色词汇的翻译等都可能让目标语读者一头雾水。音译、硬译、死译、机械的直译、任意删节原文的意译以及机器翻译会导致晦涩难懂、假象对等、逻辑混乱、内容缺失、首尾隐滞、意义不通与文化隔阂等翻译症。由此可见，目标语读者看不懂的译文比比皆是，应该引起重视。

第二，可接受性，包括语言表达、思维方式、阅读习惯、期待视野、衔接与连贯、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内容。可接受性高的译文符合译入语的语言规范，顺应目标语的思维方式，贴近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疏通文化观念的异同，化解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冲突。相反，可接受性低的译文语言生硬，句式呆板，行文不畅，信息焦点处理不当，中式英语或欧化汉语严重，语篇结构安排违背读者的期待视野，阅读译文成为沉重的负担。《中式英语之鉴》作者平卡姆（Joan Pinkham）以外国专家视角列举大量中式英语的例子，足以说明不可接受译文的普遍存在。说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译者在处理原文相关内容时，往往根据自己的立场与态度，采取顺从或抵制的翻译策略，以达到顺应目标语的文化规范与读者期待。

第三，可读性，即译文在内容、风格、信息、文学性与艺术性等方面言之有物、信息量大、生动活泼、文脉贯通、文学性强、美学价值高。表面看来，可读性似乎只适用于文学，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对于非文学，就没有可读性吗？显然不是。对于非文学文本而言，可读性侧重于言之有物、信息传达准确、语言生动有趣、文体鲜明，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对于文学文本而言，可读性侧重于文学性、艺术性与审美价值。很多情况下，文学与非文学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

从概念的内涵与构成要素来看，可理解性、可接受性与可读性的内涵各有侧重，其构成要素有自己的区别性特征，所指内容也不一样。因此，从读者角度评价译文接受效果，单靠任何一个标准都是片面的，只有三者结合才能形成读者接受的评价体系。从三个标准的逻辑关系来看，可理解性让读者“知之”，可接受性让读者“好之”，可读性让读者“乐之”，这就是孔子概括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三种境界。其中，可理解性是最低要求，可读性是最高要求，可接受性位于二者之间。在适用范围方面，这三个标准可以用来评价所有文本类型，任何译本都存在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和可读性问题，只是侧重点与程度不同而已。

界定了概念内涵、确立了评价标准之后，就是译文读者接受评价的具体操作方法了。第一步，分析译文的文本类型，确立问卷设计的权重与比例。如果是文学译本，建议按照 3—3—4 的比例分配，即可理解性占 30%，可接受性占 30%，可读性占 40%。如果是非文学译本，建议按照 3—4—3 的比例分配，因为对于非文学来说，可读性不是最重要的评价指标。第二步，根据评价指标的构成要素，在译本中寻找对应的调查问题，设计读者问卷调查，确定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和可读性的等级与程度。问卷调查设计是否科学合理，这是效果评价的关键步骤。第三步，根据译文的文本类型与难度，确定与之相匹配的被调查读者群。读者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其知识背景、教育水平、专业层次等方面，以保证问卷的效度。第四步，设计问卷的发放方式、受试人数、答题时间、问卷回收等问题，提高问卷的调查效果。第五步，运用相关学理知识，对收回的有效问卷进行数据统计与质性分析，撰写调研报告或研究论文。

为了提高读者接受评价的信度、效度、深度与广度，建议书面的问卷调查和面对面访谈相结合。从理论上讲，问卷的人数越多，样本越大，效度也相应越高。但从实际操作层面来分析，问卷问题太多，阅读量过大，被调查者可能觉得很麻烦，因而不认真对待，影响评价的预期效果。为解决这个问题，研究者可在书面调查的基础上做几次面对面访谈，书面不便展开的问题通过座谈可以深入交流，从而收到不期而至的良好效果。

一旦进入出版、流通与传播阶段，译本就是脱离原文而独立存在的生命体，能否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开花结果，取决于目标语读者的理解与接受。除了读者反应之外，译本的接受效果还包括译本的销量、图书馆的借阅量、书评、引用、主流媒体的报道等。本文聚焦读者视角，其他接受效果评价的标准与方法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当然，强调读者接受并不意味着违背了翻译的忠实性原则。忠实于原文的译文必然也同时具有可读性、可理解性与可接受性，否则，翻译就失去了其功能与作用。

作者：陈大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