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记忆一直很清晰。

妻子的弟弟打电话说岳父病危，妻子急忙赶回滕州。之前我去滕州的一个肿瘤医院看望过两次，第一次去，岳父表情很痛苦，还能说话。第二次去看，身上插满管子，已经不能说话。医生说：“你们要有心理准备，拖一天算一天吧。”几天后听说又能说话了，家里人都充满了希望。过了几天，医院通知说病危。妻子一个人回到滕州家中，家人们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和办丧事的物资准备——俗话说的“久病床前无孝子，久贫家中无贤妻”，的的确确是真理，都是可以理解的人性。

妻子电话里跟我说，按照当地农村风俗，死者在第4天火化，何时出殡由风水先生选择吉日。不知道风水先生用的什么方法择吉日，也不怕给死者的子孙们添麻烦说我岳父出殡吉日是第12天。当年我父亲去世，单位才给了我4天假，岳父的面子不会比父亲大，为了少耽误工作，最后商定到出殡那天我再去。

想想岳父一生养育了七个子女，辛辛苦苦一辈子，生活刚好了没有几年就去世了，最初还有些难过。几天后，悲痛全部转化成了力量，只担心到出殡的时候自己哭不出来或者眼泪掉不下来，让看热闹的村民笑话。期间妻子打来三次电话，都是嘱咐我去时把钱分开装，免得被人抢走。如果不懂村里的规矩，就跟着大姐夫办。我没听明白为什么会被抢，但还是做了充分准备：外衣口袋放了200元，多是10元面值的，衬衣口袋里放了600元，其余的放进短裤上特制的口袋，心想这么冷的天，抢钱的总不至于脱我的裤子吧。

上午十点赶到岳父村庄，大姐夫正等着我。他说要先交礼，我跟他来到“礼房”——院门外临时搭的帆布棚。大姐夫说两个老人都不在了，不需要多交，一家交500块吧。我说都听您的。礼房的人说500块钱太少，一家最少要交1000块。大姐夫说二姐家比较困难，我们两家交多了，二姐家不好办。“礼房”的人说，看看你们的供品，大姐夫在头一天已经把我们两家的供品买好，有酒、烟、鸡、鱼等。礼簿登记完，负责把礼品往院子里送的两个人让大姐夫和我再交钱。大姐夫跟他们打了一阵嘴官司，掏出50块钱，他们不同意，说最少100块，大姐夫又掏出50。两人转向我，我给他100元，这才让我们进门吊孝。

院子里站了一些亲戚和邻居，跟着大姐夫走到丧棚底下，一起哭了几声，眼泪怎么也流不下来，心理感觉对不起岳父。想到旁边的亲戚和邻居，寻思他们会怎么看我又觉得很不好意思。我瞟了一眼大姐夫，他也没有流泪，但表情非常自然。心想也许其他亲戚们都一样，吊孝只是礼节性地走程序，不会有人在意是不是流泪，这样一想，心理就平衡了许多。在响器班的音乐伴奏下，我跟着大姐夫磕头，磕头的规矩和单县的不一样，我用眼角瞟着大姐夫，他磕一个我磕一个，慢四分之一拍，边磕边用心记磕头的规矩。吊完孝后，大姐夫直夸我悟性高，第一次按照滕州规矩磕头就磕这么好。几年后，大姐夫因病去世，我过去吊孝，把跟他学的这些技能都磕还给他了。

亲友们吊完孝，到一个大棚下轮流吃饭。关系远些的不跟着上坟，吃完饭就走了。大姐夫对我说，吃饭当中，要给响器班“喇叭”钱，身上放200块钱就行，千万别放多，我说行。过了几分钟，大姐夫对我说，咱们还是准备300块吧，以防万一，我说行。摸摸口袋，外面只有200元了，就起身离开饭桌走到厕所里，从短裤口袋里抽出一张100元放在外面口袋里。正吃着饭，先前在院门口跟我们要钱的两个人过来要“喇叭”钱。大姐夫先掏出200元，两人说太少，不伸手接。大姐夫又摸出100元，两人仍不接，说每人最少500块。大姐夫说就带这么多钱，两人对大姐夫说：“你再拿100，让三姑夫（指我）拿600，你们两个凑个整数。”大姐夫说确实没有了，其中一个人就过来搜他的口袋，没有找到钱。他们让我拿，我一下把300元都给了他们。两人一个劲地说我必须拿700块才行。这时很多亲戚和邻居盯着我看，我真想给他700元让他走，可钱都在内裤口袋里，我只好说没有了。两人说：“三姑父在大机关工作，翻你的口袋不好看，你自己翻过来让我们看看。”我胸有成竹地把外衣和裤子口袋翻过来让他们看，两人才罢休。其他每桌有一个人主动拿出20块钱，看来早有准备。

吃完饭刚过半小时，又喊吃饭，叫“增席”，跟着上坟的人要吃两次饭。大姐夫说一会要拿“点歌”钱，30块50块都行。接受刚才教训，我到厕所里抽出200元准备着。先前负责要钱的一个人大声说：“有点歌表达心意的，请抓紧时间。”妻子弟弟的一个朋友拿出50块钱，点了一段豫剧。两人又来到我们这桌。大姐夫拿出30块钱，那人说别人还50呢，大姐夫又加了20，两人看看我，我不想耽误时间，给了他一张100 元的。他问我喜欢听啥歌，我说唱什么都行。他马上用话筒对我进行表扬：“济南的客100块钱点歌，随便唱。”响器班的一个妇女，三十多岁，浓眉大眼，黑红脸蛋，唱了一首《青藏高原》，嗓门挺高，但没有韵味，感觉还不如我唱的好。

各路亲戚几十口子人跟着装着岳父骨灰盒的棺材出了村，在第一个路口进行“路祭”，对逝者作最后的告别。来的客人按照亲疏远近事先排好的顺序依次祭奠，对着棺材前面的遗像磕头，不要求哭。“主持人”陆续喊：“欢城的客20块钱换约。”“鲍沟的客20块钱换约。”轮到我和大姐夫祭奠时，我掏出50块钱，“主持人”喊：“济南的客50块钱换约！”虽然我至今不明白“换约”是换什么，但我知道这50块钱让我和去世的岳父脸上都很有光。正磕着头，突然想起了去世多年的父亲，痛上加痛，不由自主泪流满面，模糊了视线，成为参加“路祭”的亲友中唯一流泪的人。听到旁边有人说“三姑父是真伤心了”，我再次感觉不好意思起来。

吊孝期间，几次交钱我都没有含糊，主要是认为这些钱过后都会交给妻子的哥，肥水没流外人田，多给点也无所谓。吊完孝才知道，除在礼房登记的钱是给妻子的哥外，其余各种名目收的钱都是给响器班的“奖金”。按照当地风俗，“问事的”帮响器班收钱越多，主家越有面子。大体算算，足有两千多。我暗自庆幸穿了一条带口袋的内裤，否则身上的钱都成了响器班的“奖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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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富彬

编辑：武诗雨

审核：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