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班值班，深夜我接了一个警，一个老阿姨迷失在站台上，不上车也不出站，似乎也无法正常交流。

我赶到现场，发现老人蜷在角落里发呆，身边只有一只布袋子，里面有一块大面包、两瓶水和两件衣服，除此之外别无长物。我们扶她去坐长椅被她拒绝了，至于自己叫什么、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家人联系方式等她也说不清楚，可把我愁坏了。

我蹲着跟她聊了会儿，终于问出了她姓甚名谁。但她方言很重，且不大会写字，我们连蒙带猜，总算搞清了姓名，然后报给所里查出了她的身份，又找到了她女儿的联系方式。电话打过去，对面的女孩很焦急地告诉我，刚刚她带着母亲下高铁坐地铁，到了我们这站换乘，老太太突然在关门的那一刻跑下了车，她现在正在下一站的站台上等车，准备折返回来接她。

我松了一口气，让她务必快点儿过来，要不一会儿地铁该收车了。

过了一会儿，女孩风尘仆仆地过来了。老人见到她似乎安心了许多，两人用方言交流了一会儿，打算乘坐下一班地铁继续赶路回住处。我们一行人陪着她们等到下一趟车，没想到我们之前没有看到的那一幕又重演了，列车进站，老人就跟受到了什么惊吓似的怎么也不上车。女儿大声跟她解释着什么，她却置若罔闻地回到站台上，再次席地而坐，说什么也不起来。

我们都觉得有些奇怪，问女孩到底怎么回事。

女孩这会儿已经精疲力竭，喘着粗气告诉我，老人得了肿瘤，恶性的，需要化疗，她预约了明天肿瘤医院的大夫，今天特意从老家接她过来看诊。但老人十分抗拒化疗，本来在家已经做通了工作，现在看样子又反悔了。

我问老人，是这样吗？

老人斜着眼皮瞟了眼我，没言语。

女儿苦口婆心地在旁边劝她：“我好容易约上的号，你来到来了，不去了怎么行？现在病床那么紧张，错过了把病耽误了怎么办？”

老人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好像都是一些答非所问的话。我就问女孩，她是不是神志不太清醒啊？女孩说，得病以来，她精神状况确实不大好，带她去看过精神科医生，诊断说是焦虑症，开了一些药，她也不按时吃。

她现在的矛盾就在于，既想让家人带她把病看好，又不想遭任何类似手术、化疗的痛苦。如果病痛了，或者某段时间没人管她了，她便四处哭诉儿女不给她治病，甚至成宿成宿地给亲戚朋友打电话，为此女孩舅舅都把她手机号拉黑了。

说到此处女孩扭脸问老人：“你跟警察说说，咱出门之前，是谁挨个给村干部打电话，说我们不带你看病，弄得整个村子都沸腾了！”

我听得汗都下来了，劝老人：“您这病想要好，得听医生的啊，要是吃两片药就能好，闺女干嘛还费这么大劲带您来这儿啊。”

女儿也说：“你心疼心疼我行不行？我工作都辞了，三天没睡觉了！”

老人仍是不为所动，偶尔絮叨着应付几句话，多数时候还是望着铁轨一声不吭。

我只能又劝她：“您也体谅体谅闺女，现在年轻人压力大，都挺不容易的，怎么看病您就听她的，她不会害您。把病瞧好了，健健康康地比什么不强啊。”

闺女在一边叹道：“她心里明白得很，但就是拧不过性子来，觉得自己生病了谁都欠她的，必须按照她的思路来，否则就是对不起她。”

末班车已过，站里一片寂寥。在我们不断的安抚和劝慰下，领导开车过来，准备把母女二人送回住处。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地陪着他们走到地铁口，一阵冷风扑面，老人煞地停住脚步，女儿也想起什么，从布袋子里掏出一件外套，铺展开披在她的身上。

马路边，望着警车渐行渐远的影子，我心里五味杂陈。记得曾经看过一部斯琴高娃主演的电影《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里面母亲因为病痛的折磨和治疗的艰辛，找各种理由折腾照顾在侧的女儿。女儿不堪重负，几次想要弃她而去，但每次摔门而出不过几个小时，又会拎着大包小包重新出现在病床前。

纵观整个故事，谁也没有失责和背叛亲情，却仍让人看得揪心不已。因为它过于真实地将一个我们几乎每人都会面临的问题狠狠地推到了眼前，那便是由病痛撕扯出的失控和怨气，是否能被我们自认为坚不可摧的亲密关系溶解与消弭。

也算是人性的考验了吧。互相的。

难过的是，这些令人深陷的撕扯与消耗，却占据了我们本应最最珍贵的告别。想来也是很残酷了。

本文作者：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民警 马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