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业堂是浙江吴兴藏书家刘承幹创立， 1924年落成，地址在吴兴南浔镇。上海有分店，在爱文义路卡德路（今北京西路石门二路）刘宅附近。

刘承幹（1882-1963年）1913年起开始收藏古书，嘉业藏书楼藏书18万册60万卷，为近代江南最大的藏书楼，刘承幹也成为江南最大的藏书家。刘于1914年为清皇陵植树捐巨资，得废帝溥仪赏赐“钦若嘉业”匾额，遂以名室。

鲁迅长刘承幹一岁，与刘并无交往，但很重视刘承幹刻印的书籍，曾购买过二十多种嘉业堂刻书。1934年11月3日，鲁迅托三弟通过当时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的张梓生“从吴兴刘氏买得其所刻书十五种三十五本，共泉十八元四角”，这是鲁迅购买嘉业堂刻书最多的一次，书账中有详细记载，包括《三垣笔记》《安龙逸史》《翁山文外》《王荆公年谱》等。

据许广平回忆，嘉业堂丛书虽然不在上海出售，但鲁迅还是着意收购：“未出北京前，每有日文图书，亦由书店挑选送到。在上海，月必大量添购书籍，在上海时蟫隐庐之书和中国书店之目录，固然以之仔细寻找其爱读物，即《嘉业堂丛书》不在上海出售，亦必辗转托人购置。”

鲁迅在嘉业堂所购之书，都是由许广平、周建人夫妇、张梓生等人代购的，他自己1934年有两次亲到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刘承幹府上买书的经历，但是并不愉快，在致许寿裳的信中，鲁迅描述了买书经过：“《嘉业堂书目》早收到。日来连去两次，门牌已改为八九九号，门不肯开，内有中国巡捕，白俄镖师，问以书，则或云售完，或云停售，或云管事者不在，不知是真情，抑系仆役怕烦，信口拒绝也。但要之，无法可得。”

连着去了两次，看到的是中国巡捕和白俄镖师，吃到了闭门羹，这使鲁迅意识到，嘉业堂的书不好买，“好像必须是熟人或走熟的书店，这才买得到”，所以他后来还通过在上海做编辑的陶亢德打听到嘉业堂买书的方法，又把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在杂文《病后杂谈》中作了生动描述。

刘承幹秀才出身，长期与著名考古学者王国维、罗振玉，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缪荃孙等相交往，爱好古籍赏鉴，又大量雕版刻书，前后刻印了《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影宋四史》等，以精美典雅著称。值得一提的是，刘氏印书不为营利，大部分是赠人的，图书馆及学者名流只需来函，即可获寄赠，连邮费也由嘉业堂承担，因此有人称刘为“傻公子”。既然刘如此出手大方，为何鲁迅登门购书却被拒绝了呢？上世纪80年代初曾有人请教刘氏后人，得到的回答是：迅翁太认真了，其实以其大名，只要写一封短简，刘承幹必送无疑；亲自登门求购，反会遇到“阎王好见，小鬼难当”的尴尬。

事实上，在鲁迅登门的1934年，嘉业堂已是入不敷出，不复繁盛，刘承幹不但停止买书，且已开始变卖藏书，家业衰败，无心经营，鲁迅碰钉子也在情理之中。

鲁迅对嘉业堂主刘承幹有褒有贬。在致杨霁云的信中认为“刘翰怡之刻古书，养遗老，是近于吕不韦式的”，“为名的成分多一点”，还说：“其所刻书目，真是‘杂乱无章’，有用书亦不多，但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在致台静农的信中提到刘氏刻本不佳：“瞿木夫之《武梁祠画像考》，有刘翰怡刻本，价钜而难得，然实不佳。”

嘉业藏书楼历经战火和动乱，至新中国成立前已日益破败。南浔镇于1949年5月2日和平解放，大军南下时，周恩来十分关心浙江两大藏书楼（南浔的嘉业堂和宁波的天一阁），曾要陈毅司令员派兵保护，不使损失。故解放军专门派一连战士驻守藏书楼，保护了这批珍贵书籍。现在的嘉业藏书楼是浙江图书馆的一部分。

（作者薛林荣 中国作协会员，业余从事鲁迅微观研究，致力于从日常视角探讨鲁迅的精神世界。）

【编辑：张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