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杨丽娟

来源 | 北京日报纪事

2022年10月1日，新中国73周年华诞之际，《北京日报》将迎来创刊70周年。

70年前，在西长安街72号，这份以北京命名的市委机关报正式创刊。70年的漫长岁月，它记载了古都北京的涅槃般新生、日新月异，也陪伴了首都人民的奋斗足迹、生活点滴。

作为一张报纸的名字，《北京日报》出现的时间其实比70年久远得多。清末即有《北京日报》，存世30余年，是当时京城媒体的一面旗帜。袁世凯称帝时，《北京日报》拒绝重金收买，公开反对帝制，发出舆论强音。不过，除了名字相同，它与今天的《北京日报》并无渊源。

今天的《北京日报》，是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是党和人民的报纸。

《北京日报》创刊时间比北平和平解放晚了三年多。但实际上，就在北平和平解放两天后，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机关报《人民日报》（北平版），就展现在古都人民的面前。它是《北京日报》的前身之一。

而早在1946年，一张名为《解放》的报纸，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面世。这份我党在北平公开出版的《解放》报虽然仅仅存在了一百天，却带给暗夜中的古都一抹光明。待到光明彻底照亮古都，北平市委机关报又曾沿用“解放”之名，是为《北平解放报》。它也是《北京日报》的前身之一。

今天，我们来讲述一下本报创刊的故事。

1952年10月1日，《北京日报》诞生。

《为建设人民民主的新北平而奋斗》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古都新生。当天下午，紧随解放军之后，三辆大卡车载着一支特殊的小分队，从西郊青龙桥直奔西直门，成为进入北平城的第一批文职人员。

带队的人是时任新华社总编辑的范长江。从中国的西北角到塞上行，从揭露西安事变真相到记录抗日战场，记者范长江有很多“高光时刻”。这一次，他要率领这支不足30人的队伍，接管国民党的新闻机构，创办我党在解放后的北平的第一张党报——《人民日报》（北平版）。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2日，《人民日报》（北平版）出版发行，成为中国共产党接管北平后出版的第一张党报，首日发行5万份，刚出印厂即被抢购一空。

小分队成员主要来自华北《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华北分社，人员不多，但其中不乏新中国新闻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后来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曾任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诗人袁勃，《人民日报》原编委何燕凌，均在其中。

《人民日报》那时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机关报，社址在石家庄西北平山县里庄村，离西柏坡不远。1948年12月，北平解放在望，报社奉命派出先遣队。李庄、袁勃、何燕凌等从里庄出发，到石家庄，又搭乘运粮卡车，经涿县，终于辗转抵达良乡，与范长江会合。

随着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日有进展，小分队的驻地离北平城越来越近，先是从良乡进到长辛店，1949年1月下旬又转移至北平西郊的青龙桥。31日，待命已久的“新闻兵”终于入城了。

到大城市北平去办报，大家憧憬已久的愿望就要实现，每个人都极为兴奋。何燕凌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载着通讯器材和小分队的卡车开到新街口，“赶上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大街两旁，市民人头攒动，欢迎解放大军，卡车上穿着军管会军装的我们也沾了光，受到热烈欢迎。”

小分队进城后兵分两路，一路由范长江带领，接管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华北日报社。另一路由李庄负责，接管西单以东石碑胡同的中央社北平分社。接管人员到达时，天色已晚，原中央社北平分社人员为表心意，准备了面条汤，请大家御寒。没想到，接管人员不假思索，婉言谢绝，宁愿就着开水吃玉米面饼。

这是一件小事，接管人员觉得天经地义，但看在原中央社工作人员眼里，简直难以理解，这与国民党干部的作风完全是天壤之别。不久前刚乘飞机逃跑的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社长丁履进，当初接管日本的“同盟社华北总理处”时，足足“劫收”了赃物10万银元，而共产党的接管干部，竟然连一碗面条汤都婉拒。

这些接管人员一门心思都在工作上，一边对照“清单”一一验收，一边投入新报纸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北平1月31日和平解放，当天入城时，范长江曾发出宏愿：2月1日出版《人民日报》（北平版）。谁知，到达王府井大街《华北日报》大院时，已是晚九点多钟，人少事多，千头万绪。市委亦非常慎重，要范长江他们“不必仓促上马”，“以免忙中出错”。因此，《人民日报》（北平版）延至2月2日才正式出版，并且，直到2日下午2点才开印，日报变成了“晚报”。

创刊号迟了一天，但内容厚重，一经面世，立刻受到了市民的热烈欢迎。这与范长江的凝聚力密不可分。小分队成员大部分虽然没有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但每个人都读过《中国的西北角》，倾慕他的胆识与才华。何燕凌记得，在良乡时，范长江率领大家，一边学习城市政策，研究北平情况，一边采访已经解放的郊区和长辛店等地的工人农民，准备创刊头几天的稿件。范长江指导青年编辑、记者写作时不遗余力，不仅在政治思想、方针政策方面严格斟酌，在文理、逻辑方面认真推敲，就连字都要求写得工工整整。参与《北京日报》筹备工作的王敬，也曾在《人民日报》（北平版）工作，那时年仅25岁，他始终记得范长江指导年轻记者时说的话：“记者拿出来的稿子，要像大姑娘上轿那样，从头到脚，都经过精心的打扮。”

范长江对青年记者如此，对自己更是高标准严要求。据李庄回忆，1月31日夜里，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召集他和范长江等开会，说市委刚刚进城，事情很多，《人民日报》（北平版）和新华社北平分社人手都不足，情况又不熟悉，为保证党报在时局转变关头不出重大错误，设想《人民日报》（北平版）先出对开两版。范长江考虑到两版容量太小，内容很多不好安排，当即表示愿立出四版的“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保证报纸不出大错误，保证每天只睡四小时，完不成任务愿受处分。

范长江果然实现了他所立的“军令状”，1949年2月2日，对开四版的《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了。

创刊号最显著的位置，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八项和平条件”。根据中央指示，全文刊登1948年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评战争罪犯一文，加注说明其中杜聿明已被俘，傅作义因率部接受改编、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可望将功折罪。同时，还发表了解放军两年半来的战绩，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安民布告，以及爱国民主人士55人对时局的意见。

社论《为建设人民民主的新北平而奋斗——代发刊词》中，向北平人民庄重地宣布：“我们已经推翻了一个旧北平，开始建设一个新北平。北平永远是人民的北平了！”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北平执政后出版的第一张报纸，《人民日报》（北平版）对刚刚获得解放的北平人民产生了巨大吸引力。创刊当天，5万份报纸即被抢购一空。

报纸销量太大，甚至超出了报社的印刷能力。国民党的《华北日报》原有一台每小时能印10万份报纸的大轮转机，还有四套制版设备，却被其社长张明炜在逃跑之前毁掉了。在工人保护下，还有一台小轮转印刷机能运转；一座排字房还能使用。可是小轮转机印多了就过热，必须停机休息。

拥在报社周围的报贩、报童和买报群众等不及，只好随印随往门口送。后来每天的发行量更是达到了7万份，创造了北平报纸发行量的最高纪录。一则新华社电讯曾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历史片段：“现在机器正在印刷着每天七万份的《人民日报》（北平版），这些报纸在城内和近郊立即销售尽净。每天早上报纸出版时，为了取得一批报纸，总要有一番激烈的竞争。有一组报童甚至组织起来，从远在百里以外的保定来轮番贩报。”

“到了方壶斋，便是解放区”

1949年3月14日，《人民日报》（北平版）的读者发现，这天的报纸头版刊登了一条重要启事：“本报自3月15日起，将在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迁来北平出版的同时，改名为《北平解放报》。”“《北平解放报》仍为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员会之机关报，仍以服务北平人民为自己唯一的目的。”

随着《人民日报》迁北平，《人民日报》（北平版）于1949年3月15日更名为《北平解放报》。由于解放战争迅猛推进，《北平解放报》的大批干部南下，报纸遂于1949年8月1日停刊。

迁到北平的《人民日报》，不久被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即今天众所周知的《人民日报》，其社址在王府井大街的原《华北日报》旧址，也就是《人民日报》（北平版）短暂办公的地方。改名后的《北平解放报》，则由王府井大街迁到了东四钱粮胡同11号，这里原是国民党《北平日报》社址。

《北平解放报》与《人民日报》（北平版）可谓一脉相承，除了总编辑范长江另有任务，《人民日报》（北平版）原班人马几乎都来到了《北平解放报》。同为北平市委机关报，《北平解放报》还延续了《人民日报》（北平版）的刊号，创刊号即为第42期。

《北平解放报》，看上去是取意于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其实这个名字是有传承的，来源于国民党统治北平期间的《解放》报，也叫北平《解放》报。从报史来讲，这家仅仅存在了100天的北平《解放》报，是《北京日报》真正意义上的起源。

那是1946年初，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并在北平设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为了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本来面目，向北平公众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介绍解放区，中共中央批准在北平出版《解放》报。

时年31岁的于光远，就在从延安奔赴东北的途中接到调令，转向北平，参与创办北平《解放》报。

于光远是学贯“两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家，他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以经济学家著称于世，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于光远也是一位“老报人”，曾担任延安《解放日报》言论部副主编。

初到北平，于光远还不知道要办一张什么样的报纸，直到军调部的李克农告诉他：党中央很可能搬到北平，延安《解放日报》也会搬到北平出版发行，你们现在办这张报纸，就是为延安《解放日报》搬到北平做准备的。因此，这张报纸也不用另外起名字，报头就用毛主席为《解放日报》题写的那几个字。

显而易见，《解放》报不能在国民党统治下公开筹备。一般印刷厂都不敢承印《解放》报，于光远只能依靠亲戚、同学、老师悄悄奔走，一开始他找到了甘冒风险的长城印刷厂，但这个印刷厂实在太小，最后还是通过北平地下党的关系，找到了坐落在今建国门贡院东街的立达印刷厂承印，还买了宣武门外方壶斋9号的院子，供编辑部办公使用。

1946年2月22日，北平《解放》报创刊，正式亮出了牌子。报社编委一共5人，社长兼总编辑为钱俊瑞，副总编辑为姜君辰，采编部主任是杨赓，于光远是研究室主任，此外还有从北平地下党调来的发行部主任马健民。

1946年2月22日，北平《解放》报创刊，发行量最高超过5万份。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疯狂迫害，北平《解放》报在出版37期后，于1946年5月29日停刊。

随着采编人员逐渐完备，报纸的影响日渐增大，编辑部所在的方壶斋9号，也成了北平城里口口相传的“神秘景点”。北平人民不光看报纸，还想亲眼看一看报社是什么样。于光远记得，那时北平城秘密流传一首顺口溜：“出了宣武门，往东别往西，到了方壶斋，便是解放区。”有一次，报社来了三个陌生青年，访客需要登记，他们登记的名字是“赤子”“革命”“解放”。于光远请他们进屋，结果对方答，“不用进屋，院子里就很好”，“我们来就是想呼吸一下解放区的新鲜空气！”

这样的《解放》报，自然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据说，当时国民党有人说：“北平《解放》报的存在，相当于共产党在北平驻扎了一个师的兵力。”果然，1946年4月3日凌晨，国民党军警宪特200多人武装包围了《解放》报社，宣称要“检查户口”。钱俊瑞与军警据理力争，军警拿不出合法的搜查证明，便一拥而进，到处翻箱倒柜，强迫搜身，最后强行抓捕了钱俊瑞等29人。与此同时，设在西四三道栅栏41号的《解放》报临时发行处，也遭到军警宪特的包围，12名工作人员被捕。

令国民党始料不及的是，“四三事件”引发了各界的严重抗议，最终国民党不得不释放我被捕人员。经此事件，北平《解放》报声誉大振：发行量不到2万份的《解放》报，“四三事件”后发行量猛增到5万份，远远超过了国民党大报在北平的发行量。

然而，北平《解放》报最终还是被国民党查封了。1946年5月29日夜里，国民党北平当局奉蒋介石“言论荒谬肆无忌惮着即查封”的手令，查封了北平《解放》报等77家报纸、杂志。

北平《解放》报仅存在3个多月，但它的历史功绩不容忽视，正如叶剑英对报社全体人员所讲的那样：“我们几个月在北平的奋斗，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相信要不了多久，会重返这个古都，那时候这个城市将是我们的天下。”

两年零八个月后，古都北平真的迎来了解放。《人民日报》（北平版）改名后，出版《北平解放报》作为中共北平市委机关报，可谓实至名归。当年《解放》报的发行部主任马健民，还成了新的《北平解放报》秘书长。

《北平解放报》创刊不久，在北平出现了民主党派的《光明日报》，工会办了《大众报》，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于是，人们把平津几家报纸的名称连接起来，编成了一句口号：“人民大众解放进步光明！”几乎与此同时，延安《解放日报》的名字，交给了另一个大城市上海，成为了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和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

“政治大报”和“大都市的小报”

脱胎于《人民日报》（北平版），《北平解放报》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与《人民日报》分工，它不仅要传递党的声音，报道重大新闻，反映读者的意见与呼声，还要彰显本地特色，既要严肃，又要活泼。

这个任务落在了社长邓拓和总编辑袁勃肩上。他们将《北平解放报》从对开四版改为四开多版，在版面编排上尽可能容纳多样化的内容，除了时事要闻，还要以较多的篇幅登载本市各行各业的新闻，办好多种多样的专刊和副刊，有社会服务，有读者来信，有学习辅导，有青年生活，有文学艺术，有文化娱乐……

鲜为人知的是，《北平解放报》还与共青团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青年报》有一段渊源。解放伊始，新成立的青年团北平市筹委会不具备独立办报的条件，便决定在《北平解放报》上以专版形式创办《北平青年》。3月21日，《北平青年》作为青年团北平市筹委会的机关刊物正式创刊，每逢星期一出版一期，每期一版。这便是《北京青年报》的源起。2021年，《北京青年报》并入北京日报报业集团，重归一家。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北平解放报》越发受到读者的欢迎。从《人民日报》（北平版）来到《北平解放报》的何燕凌这样回忆：原先北平新闻界的人士大都认为，共产党只会办政治性特强、宣传味特浓的“政治大报”，板着面孔对着读者，不想《北平解放报》出来之后，竟然引起了他们的惊异和赞美，想不到，共产党也会办“大都市的小报”，这么快弄出来这样一份又漂亮又热闹的报纸，看来共产党里确有人才。

这些新闻人才，仅在《北平解放报》战斗了4个多月。

1949年8月，《北平解放报》这支风华正茂的新闻队伍，投身到了解放大西南的行列中。在此之前的7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西南局，由邓小平任第一书记。邓小平向中央组织部提出要求：为西南各省（四川、贵州、云南）配备新闻干部，随同进军大西南的部队前往，以便在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解放后及时出版西南局和各省委的机关报，并及时成立新华通讯社分社。只靠部队现有的新闻干部，是不可能完成这些任务的。

应邓小平请求，党中央决定派一支新闻干部队伍支援西南。解放伊始，处处人手紧缺，从哪里抽调？重任面前，北平市委决定顾全大局，停办《北平解放报》，整建制随军南下。市委书记彭真亲自到报社动员大家，“到大西南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还没有解放的地方去！”

于是，《北平解放报》的工作人员，除了组织另有安排和有特殊情况的极少数人以外，纷纷辞亲别友，挺进大西南。他们中，有总编辑袁勃这样来自老解放区报社的领导干部，有来自西南联大、北大、清华、燕京等著名高校的进步学生，也有曾在北平旧报社工作过的地下党员。

正值青年的卢念高，原本也是这支队伍的一员。无奈，有一位预定留京的记者坚决要参加万里行军的壮举，领导批准他和卢念高调换一下，卢念高因此留在了北京。南下的新闻队伍，经历5个月的翻山越岭、渡江涉河，成为了云南省委机关报《云南日报》的创刊主力。而留下的卢念高，则幸运地见证了《北京日报》创刊前的“史前史”。

卢念高原是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1949年6月，毕业前的一个月，他接到通知，加入北平解放报社，从此与北京市的新闻宣传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他在《“史前史”琐记》一文中回忆，1949年7月底，《北平解放报》停刊，他和王纪刚、袁克夫、陈泓、王敬、丁紫等留下的同事，调到了新华社北平分社。分社设在台基厂头条，由新华总社和市委双重领导，分社社长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廖沫沙。廖沫沙刚从香港来京，他对工作要求严格，“随时指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但对小同事们的生活非常关心，“我们有时晚上到他家去送审稿件，他总叫他的夫人陈海云同志做点广东式的点心招待我们。”

到了1950年初，新华社北京分社改由总社直接领导，卢念高等人就调到了市委政策研究室和市人民政府新闻处。

从1949年8月1日《北平解放报》停刊，直到1952年10月《北京日报》创刊，这期间还有什么故事？《北京日报》的报头由毛主席亲笔题写，您知道题写过几次吗？

敬请继续关注“《北京日报》诞生记·2”！

编辑 | 朱亭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