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

5530字

全部阅读约需要

13分钟

本作品是对史图馆专栏的投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作品并非严谨的历史学术研究，仅供参考；未经授权，禁止二传，违者必究。

本文作者：锦帆游侠

建兴二年（公元314年），病危的张轨对大家交待了最后的遗言。

“我平生对他人没有展示什么德行，现在重病在身，大概就要结束生命了。我死后，文武将领都要都应当弘尽忠规，安抚好百姓，上报国家，下安家室。”

气若游丝的张轨歇了会儿，继续说：“我死后，用普通棺木安置，葬礼一切从简。大家一定要好好辅助我儿安逊（张寔的字），听从朝廷的旨意。”说完，张轨就去世了。

早在张轨病重的时候，凉州的官吏就紧急上奏朝廷，请求让张寔代理张轨的职务。在得到朝廷允许后，张寔便以副刺史的身份代理州事，行使张轨的一切职权。凉州的政务至此转到了张寔和张茂的手中。

张寔兄弟的履历也很不一般：他们从小就随父亲在洛阳生活，深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出仕后的张寔和当时的许多世家子弟一样，先担任尚书郎，不久后又被朝廷委任为骁骑将军。按这个升迁的速度，张寔很快就能成为政坛上的一员新星，他的弟弟张茂也不遑多让，此时在政坛上已经有了虚心好学，不慕名利的评价，他们的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

但八王之乱的开始改变了这一切。随着越来越多的士民百姓纷纷外逃以躲避战乱，张寔兄弟也无法置身事外。

为了在乱世之中得以生存，张寔辞去了骁骑将军的职位，请求跟随父亲前往凉州就职，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来到凉州之后，他在平定曹怯之乱的过程中立下战功，展现出了自己优秀的军政才能。

在开始代理凉州的政务后，张寔依靠张轨留下的班底，很快便上手了凉州大大小小的事务。为了谨防有人趁机滋事，发动叛乱，张寔隐瞒了父亲的病情，并加强了姑臧城各城门的防守。直到张轨病逝，凉州风平浪静，平稳完成了权力交接。

而后，晋愍帝司马邺正式册封张寔为凉州都督及凉州刺史，在名义上承认了张寔作为张轨的合法继承人的地位。

从这一刻起，凉州政权由州府政治转向了家族政治。原本由朝廷任命的地方大员职位，变成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封建割据继承顺序，这也意味着张轨之前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即将随着局势的变化产生一些调整。

尽管张轨留下了“弘尽忠规”的遗嘱，但实事求是地说，张寔面临的局势和张轨时期已经完全不一样。

此时，刘曜的军队已经兵临关中，进逼长安，而就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长安朝廷还在搞内斗。这等于是已经是要死的人在吊着最后一口气，结果还要喝毒药一样，满脸都写着“没救”两个字。

如果张寔兄弟倾尽凉州全力去挽救在长安的司马邺，基本等于往水里撒钱，连个响声都不会有，而一旦凉州再起内乱，恐怕张轨辛辛苦苦经营的凉州，也不将再被张氏家族所掌控。

张寔必须做出选择：是按照张轨留下的“弘尽忠规”的遗嘱，继续在西晋朝廷这个火坑里牺牲自己呢？还是安守一方，以保全家族的基业作为重点政策呢？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早在张轨病重的时候，张寔的弟弟张茂就已经动了保全自身的心思。司马保两次征辟他为属下，他都予以拒绝，司马邺任命他为侍中，前往秦州为官，他又以父亲病重为理由推辞了任命。

张茂关上了自己的大门，上面贴了“请勿打扰”四个字，但张寔却不能这样做：毕竟他在名义上是张轨的继承人，父亲的遗命犹然在耳，他不可能像弟弟那样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但有鉴于西晋朝廷已经亡国在即，延续晋祚的司马睿远在江东，而关中的刘曜又虎视眈眈准备西进。无论是处于保全凉州的考虑，还是维护家族利益的考虑，张寔也必须对此做出防备。

基于如上种种考虑，张寔将政策做出了一些相应的调整。

在对内方面，张寔沿用张轨留下的老臣，并保证了地方豪族原有的待遇不变，迅速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几年后，为了保证凉州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张轨考虑到凉州的叛乱大多出自于金城郡和西平郡，而凉州的治所姑臧城所在的武威郡与金城郡、西平郡紧紧相靠，一旦发生变故，没有缓冲地区的姑臧城将直面威胁。因此张寔从金城郡分出了枝阳、令居两个县，加上新设立的永登县，将三个县合并为广武郡，让武威和金城、西平之间有了缓冲区域。又把金城郡的治所从榆中迁到金城，让金城郡的郡治和县治同在一城，方便了政令的执行，也加强了黄河沿岸的防守。

[1]广武郡

在对外方面，虽说张寔对“勤于王事”“力挽狂澜”的目标不怎么感兴趣，但张寔仍然将表面功夫做得很足，没有给人留下把柄。

不久后，兰池的地方官赵奭发来了一份报告，表示一名士兵在青涧的水中发现了一枚玉玺，按下去之后发现，玉玺发出的光映照出了“皇帝玺”三个字，属下们纷纷向张寔表示祝贺：“大人，这可是吉兆！”

张寔很快变了脸色：“可别扯淡了！这可不是人臣该留下的东西。我经常为袁绍得印后举印向肘的谋逆行为感到不齿，你们怎么能说出这种话！”他立即派人将玉玺送往长安，以表明自己仍然遵守着君臣的本分。

但张寔并没有吊死在西晋这棵歪脖子树上，他做了两件耐人寻味的事情。

第一件事发生在张寔送去玉玺的次年，他向凉州各郡县官民下了一道“罪己诏”。

“凉州的百姓们给我们张氏家族面子，我上任两年以来，凉州发生了旱灾和饥荒，百姓们看在我父亲的遗德上，没有对我发泄不满，但这并不正确。我十分向往批评的声音，这可以帮助我查漏补缺。现在我的属下以及凉州的百姓可以对我提出批评，批评的好的人我还将给予赏赐，就算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我也不会追究责任！”

这个故事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没错，这正是著名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的翻版，也是汉武帝发“罪己诏”的再现。由此可见张寔纳谏不过是表面文章，他真正的目的是借着检讨自己，以让自己能以“王道”的手段来治理凉州。

[2]邹忌讽齐王纳谏

[3]罪己诏

诏书上张寔一口一个“孤”用来自称，分明是把自己当做一个邦国的领主，尤其是给予的赏赐，张寔是以“筐篚”的名义发放的。

所谓的“筐篚”可不是竹筐那么简单，而是专指帝王对臣下的赏赐。封建时期，臣子们无不以得到“筐篚”之赏视为无上荣耀。杜甫就写过“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的诗句，用以表达皇帝赐予臣子们赏赐，希望他们能够定邦救国。

[4]《诗经·小雅》——又实币帛筐篚

毫无疑问，张寔已经自居为凉州国主，这封罪己诏更多是想来一场政治作秀，抬高自己的地位。

为了把戏做足，张寔的属下中一个名叫隗瑾的贼曹佐主动给张寔打配合，向他提出了几条意见。

表面上是提意见，隗瑾一上来先给张寔戴了一顶高帽，张嘴就称他为“圣王”。

“圣王将举大事，必崇三讯之法，朝置谏官以匡大理，疑承辅弼以补阙拾遗。”

您要干大事，自然需要旁人提醒批评您，这样才能更好地辅佐您查缺补漏。这是给张寔的“罪己诏”定调，肯定张寔的做法。

看张寔用肯定的眼神看着自己，隗瑾继续说了下去：“圣王您处理政务凡事都亲力亲为，发布命令也不和他人商量，自己就做了决策，这样就算有什么错漏，其他人也不敢指出。我认为您应当多和下属商量，采纳不同意见，如果一直都由您专权独断，那么其他人畏惧您的威视，只能表面上唯唯诺诺奉承您了，这样下去，就算赏赐千金，也没人敢对您提出意见。”

必须说，隗瑾提出的几条意见都相当合理，但张寔要的不是他的意见，而是这场政治作秀带来的名分好处。

首先，给张寔加上“圣王”这个称呼，意味着张寔已经选择了称王建邦的政治路线；

其次，此时凉州的权力已经完全集中在张氏家族手中，凉州的大小官员也都唯张寔之命是从。这些意见名义上说给张寔，其实是说给朝廷和凉州的大小豪族们看的：凉州现在是张家说了算，朝廷该承认就赶紧承认，凉州的豪族们该来听从号令的赶紧表示服从，要的就是你们畏惧我的威严，对我言听计从，等你们都承认了我的政治地位，我再象征性放一些权力给下面，大家皆大欢喜。

这是一场非常漂亮的政治作秀，张寔借着“纳谏”的名义给自己捞取了一波“圣王”的名声，又不至于让自己的意图过于露骨，以免招来仇恨。

第二件事，则发生在长安即将陷落前夕。

得知长安危难，张寔的叔父张肃请求亲自担当前锋前往救援长安，但张寔以叔父年事已高，气力不足的理由拒绝了张肃，只派将军王该带着小部队前往长安意思意思，做做样子。

此时，长安已经陷落在即，司马邺眼看只有投降刘曜一条路可走，他向张寔派出了使者，一方面嘉奖张寔勤王的行为，对他进行封赏，另一方面督促他尽快继续派兵前来救援，想抓住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但当使者到达姑臧的时候，走投无路的司马邺已经投降了刘曜。张寔借机以天子正在流亡受辱的理由，拒绝了参拜使者的要求，以此来抬高自己的地位。

对于司马邺派兵的请求，张寔显得十分“积极”，他拖延了三天的时间，才下令太府司马韩璞等五员将领带着一万兵马会同司马保的陇西兵前往共赴国难。

临行前，张寔专门下了一道命令：这支勤王之师的五员将领一定要“团结一致”，并且张寔若有其他命令，将领们也必须遵从，不能自行其是。

话说到这个份上，就是个傻子也能看出来张寔的真实打算：这支所谓的“勤王之师”，也不过是演一场戏给天下人看一看。

为了把戏做足，张寔还给司马保传了一封信，大倒苦水，说自己位处偏远，出不出兵都是两难，又说自己之前派贾骞等人率军救援，结果还没赶到陇西，长安就陷落了。末了，张寔慷慨陈词：“我实在痛心疾首，死有余辜，因此派韩璞等人率军前来听从您的命令。”

信刚送出不久，韩璞就在南安遇上了拦路的羌人。韩璞率军和羌人相持了一百多天，兵士们厮杀到弹尽粮绝。

韩璞杀掉了军中拉车的牛，对军士们问道：“你们想念父母吗？想念妻儿吗？想活下来吗？”

“想！”

“好！”韩璞大喊一声：“那就听我的命令，杀贼！”韩璞浴血奋战，正好凉州的援兵也及时到来，这才打退了羌人。

自然，韩璞率领的这支军队不用说长安城，连司马保的面都没有见到。至于羌人为什么如此巧合刚好在韩璞出发的时候拦路，援军为何等了一百多天才到，这就只有张寔自己知道了。

罪己诏事件和拖延勤王救驾事件充分证明张寔这时候已经开始推行“割据自保”的战略，对“勤王”的目标显得十分消极，这让长安的士民们十分失望。之前洛阳城传唱的“凉州大马，横行天下”，转成了长安城内“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凉州的态度转变让许多人一时没有适应过来。

但不管怎么说，张寔用最小的投资，捞取了最大的政治资本。直到被刘曜俘虏前往长安，在司马邺眼中，张氏父子仍然是忠贞不二的边陲忠臣。

对南阳王司马保而言，张寔更是他的安全保障，不过当两人的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双方的隔阂也便开始展现。

太兴元年（公元318年），也即司马睿改元称帝的那一年，在上邽的司马保遭到了叛军焦崧和陈安的袭击，派出使者向张寔求援。张寔很快派出了金城太守窦涛等人带着两万援军前往支援。

但当援军到达新阳的时候，司马邺在平阳遇难的消息传遍了天下。在上邽的司马保蠢蠢欲动，准备接过司马邺的皇位，建号称制。

破羌校尉张诜对张寔劝道：“南阳王可不是济世救难的人选，在下认为晋王司马睿才是即位的最佳人选。现在应当赶紧上表江南，劝说晋王即位，这样对您才有好处。”

其实张寔并不在乎谁当皇帝，但如果在上邽的司马保当了皇帝，他对张寔的遥控显然比在建康的司马睿更为方便。与其让司马保当皇帝，不如推举司马睿更为有利，到时候天高皇帝远，谁也指挥不了张寔。

于是，张寔派出牙门将蔡忠为使者，前往建康献表，劝说司马睿称帝。但张寔也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称帝后的司马睿改元为“大兴”，但张寔一直使用着司马邺的“建兴”年号。

张寔用这种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我始终是西晋的遗臣，因此现在开始，我对司马睿所建立的东晋，可再没有“勤王护驾”的义务了。

[5]公元318年3月

虽说如此，不拥立司马保当皇帝，并不意味着要立即与他翻脸。在上邽的司马保是一个极好的屏障，可以将敌人挡在凉州之外，给凉州创造一个相对安定的发展环境。因此，在司马保被逐出上邽之后，张寔立即派韩璞驱逐了陈安，迎接司马保返回上邽。司马保再次被驱逐，张寔就再次帮他返回。

但当刘曜的大军进攻陇右的时候，司马保再也无力抵挡。于是他决定投奔凉州安身立命，却遭到了张寔的拒绝。

张寔的理由是司马保在宗室中颇有声望，一旦到了河西，必然导致中原人心动荡，对晋王朝失去信心。而真正的原因是张寔不希望司马保进入凉州取代自己家族的地位，那样他苦心经营的政治地位便会受到挑战。

为因此，了阻止司马保进入凉州，张寔暗地里派了一支军队，名义上是为了保卫司马保，其实是要将他拦在凉州之外。走投无路的司马保不久后就被部将所杀，他的余部逃到了凉州投奔张寔。至此，除了需要“遥尊”的东晋以保持名分上的关系之外，张寔真正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政权。

相对于父亲张轨，张寔的忠诚度确实要打个折扣。但要说，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此时的西晋一片风雨飘摇，灭亡只是时间问题。对张寔而言，他在保持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能进行的选择无非是以下四项：

一是倾尽凉州之力救援长安，充当力挽狂澜的英雄；二是向远在江东的司马睿称臣，听从他的命令；三是投降汉赵，做汉赵的封疆大吏；四是脱离朝廷，割据凉州实现独立发展。

第一项选择显然不可能。凉州虽然军力尚可，但单靠一个凉州是无法和掌控中原的汉赵政权相抗衡的，而一旦把凉州的力量全扔进西晋朝廷这个无底洞，不但凉州的百姓水深火热，张寔自己对凉州的掌控恐怕也要化为泡影。

第二项选择也不现实。姑臧和建康山高路远，中间还有汉赵政权的阻隔。就算张寔对司马睿忠心耿耿，言听计从，凉州的物资、兵力也送不到东晋朝廷，更何况司马睿对凉州也是有心无力，毫无兴趣。

第三项选择更不可能。如果张寔投降汉赵，估计他爹张轨能把棺材板咬穿，就算张寔想做投降派，凉州的地方豪族、百姓士民以及其他民族的百姓也不会答应。

那么，建立凉州政权，独立发展，抵御汉赵的进攻，让凉州成为远离战乱的安稳之地，便成了张寔最现实的选择。而这也符合凉州百姓的利益，也符合张氏家族的利益。从这个角度而言，张寔做法也并没有错。

凉州的故事就这样暂告一段落。我们的目光，又将转到汉赵政权此时，汉赵政权又即将开始一场动乱。

参考资料：

[1]房玄龄（唐）等·《晋书》

[2]司马光（宋）·《资治通鉴》

[3]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4]赵向群·《五凉史》

[5]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