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8期P80—P81

作者： 孟钟捷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原题《当代科学视域中的史学叙事“非虚构性”问题：争议、新解与实践》，摘自《探索与争鸣》2022年3期，张云华摘

关于“非虚构性”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有助于史学做进一步的学科反思。在各类历史叙事中，历史学界对作为一种学科表达的史学叙事的认识或是最为独特又极其复杂的。简言之，在过去两百多年间，有关史学叙事的认识形成了一种光谱形态。光谱的左右两端是“虚构性”与“真实性”，中间则存在着各种组合比例的虚实结合类型。

启蒙时代的历史书写者以一种“本质真实观”来看待史学叙事。18、19世纪之交，当“历史”的概念被赋予新内涵，史家作为主体的意义得到肯定后，史学叙事的“真实性”认识实现了转型。在康德（Immanuel Kant）看来，“人类的努力”既不能像动物那样体现“本能”，又无法像“有理性的世界公民”那样“根据一种预定的计划而行进”，因而启蒙史学家所设想的“有计划的历史”不能简单地依靠“发现”，而是必须使用“某种合理性的目的来加以衡量”。由此，史家的主体性得到凸显。在随后的历史主义时代，一种针对客观性世界但深刻奠基于主观性建构的史学叙事观形成了。兰克（Leopold von Rank）及其弟子们在“如实直书”的口号下，一方面推进了考证等“求真”之法的规范性实践与传授；另一方面逐步把民族作为历史书写的焦点实体。这样一种“历史主义”式的学科自我认知后来被绝大部分历史学家接受，并将这一意义上的“真实性”与其他“非虚构性”历史叙事加以区隔，让历史学家成为“过去历史中‘真实发生’之事的权威性发言人”。直至今日，史学著作都不会被贴上“nonfiction”的标签。

如果说启蒙时代的“本质真实观”构成了有关史学叙事认识的一个极点，而历史主义观念下默认史家主体建构责任的“真实性”历史书写原则成为席卷19—20世纪大部分时间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普遍观念，那么20世纪70年代后来自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历史哲学家的史学叙事“虚构性”认识则是光谱的另一极。怀特把史学叙事等同于所有历史叙事，关注其中的语言结构、修辞手段、情节设置和解释策略。他完全不认同纯粹的“历史的过去”，而是提出“做历史”（doing history）的内在政治属性。在此启示下，对于历史叙事的微观研究蔚然成风。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则进一步提出，史学中的历史叙事是历史阐释的同义词，它不仅包含所有相关陈述，还展现了审视过去的独特视角，且通过隐喻加以表达。由此，“在历史编纂学中，不存在作为叙事基础的过去，也不存在支撑历史叙事的翻译规则”。

在有关历史认知的三级分析中，史学叙事被归于“历史3”，即在“历史1”（所有过去）的基础上，通过“历史2”（有意识挑选之结果）来进行的评述。在此，史学叙事被视作一种主体认知的结果，但其主体功能至少存在两大边界：一是允许“合理想象”，但不能“非真实”，这便同历史小说等“非虚构”类型的历史叙事加以区隔；二是允许表达个人情感，但必须服务公共阐释的“伟大使命”，这便与回忆录等历史叙事有所不同。

有关史学叙事的性质问题上，何以存在如此色彩斑斓的光谱？笔者认为，这同近代以来史学在学科建设上与科学理论之间的复杂关联性密不可分。

光谱的最左边，强调史学叙事非虚构性的观点源于经典科学理论——牛顿力学。这一理论认为科学研究能够发现和解释世界。

与此类似，在启蒙史学（属于人文主义—修辞式历史书写）那里，“符合论”色彩非常浓厚，即认为历史研究能够如科学研究那样，“发现”一个符合过去事情的真实历史。一方面，经过考证的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被赋予了确定的时空定位。另一方面，一连串历史事件若能贯通起来，构成前后相继、逻辑自洽的因果链条，那么，真实历史的“波”态便会被挖掘出来，形成休谟所追求的“构成人类历史的一连串伟大事件链条”。

在启蒙史学的右边，历史主义学派基本延续了向科学看齐的根本观念。它不仅把史实提升为一种确定的知识，以便让史学从“艺术”转变为“科学”，从而能够凝练成一套完整的科学研究和训练机制，实现职业化的目标；而且还在一串“故事”（Geschichten）中归纳出具有普遍性和本质性的“历史本体”（die Geschichte），即拥有哲学内涵并对未来有指向意义的历史叙事。在这里，有关史学叙事的认识已同牛顿力学的基本定理出现了小分歧，观测者的立场开始影响他们眼中的所谓“物质运动轨迹”。于是，由史学带来的预测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科学意义上的准确度，便成为此后百年间不断争议的话题。

把观测者的作用推向极致，便是光谱的另一端，处在最右边的所谓后现代史学。它与20世纪科学理论的发展特别是相对论的出现息息相关。相对论改变了绝对时空观，特别强调在高速运动中，物质的时间和空间都是相对存在的，它的坐标取决于观测者的角度。由此，有关物质运动的规律认识及其预测性便同参考系相关。

在后现代史学左边、历史主义学派右边的一些观点，总是力图调和过于个性化与过于绝对化的史学叙事观。但这些调和努力更多是在凸显史学特殊性的层面上进行论证的，与19世纪以来史学作为一种“科学”的本质认定保持一定距离。但在笔者看来，当“科学”的自我理解也出现变化时，史学的“科学”身份似乎可以得到新的认识和讨论。

众所周知，当代科学理论在讨论微观世界的低速运动时，已从牛顿力学转向了量子力学。与此同时，当代科学理论在讨论宏观世界的低速运动时，必须坚持牛顿力学的基本立场。再者，在讨论微观或宏观世界的高速运动时，必须使用相对论。

由此，我们把科学世界的复杂认识观置于史学的历史叙事中，便会得出几点结论。

第一，尽管科学理论中的宏观与微观之界定，并不能直接复制到史学研究中，但其核心理念仍值得借鉴，特别是当我们把人类社会的整体运动作为宏观世界，把个别历史事件或现象（包括史学写作）作为微观世界而加以分析时。

第二，在宏观世界里，牛顿力学的决定论分析框架对于历史学是有效的。它一方面确定了重大历史节点（粒子），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有关发展大势（波）的基本认知。在后一点上，相对论的思想可做补充，即在所谓“大势”的确立以及由此产生的预测中，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只是一种“大概率”现象，而不是符合论意义上的“重现”，即不是一种完全真实性。

第三，在微观世界里，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理论有启示意义。它既为我们指出了历史书写者的个人立场可能影响史实“真实性”的表现程度，又帮助我们理解单个历史事件或现象在历史长河中“重现”的“零概率”“低概率”甚或“根本无法计算概率”等多种情况（波粒二象性）——因此在所谓历史预测方面会出现众说纷纭或无能为力的结果。

第四，只有把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的观察结果结合起来时，才能对过去进行符合“科学”范式意义上的“真实性”或“非虚构性”叙事。

在此，针对布洛赫提出的“年轻一代职业历史学家”的学术训练问题，结合上述有关史学叙事的“非虚构性”的新认识，新生代史学研究者应该继续保持一种对于科学理论的开放式认知，勇于接触并尝试各种跨学科研究的挑战。

为此，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要密切关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理论演进，尝试通过各种学科组合来扩展研究视野，及时反思自身的认知不足。如同当下中国呼唤“战略科学家”那样，新时代也需要更多的“战略史学家”。他们善于结合宏观和微观两个世界，能够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具有指导性的生活意义。

与布洛赫不同，笔者在此想到的是，史学研究者如何更为主动地应对公众的历史认识观？所谓史学叙事“非虚构性”的争议，在公共领域内的传播，时常表现为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形式，如以特殊来否定一般、以细节来否定大势、以局部来否定整体等，最终指向历史科学的新生代承担者自然也应提高在大众中传播史学认知的实践能力。唯有如此，在虚构性还是非虚构性、真实性还是非真实性等问题上，才能形成史学叙事的独特而符合科学发展现状的内在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