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 金梁

近日，最新中国百强镇名单揭晓。从区域分布来看，江苏41个，广东30个，浙江和山东各9个、福建4个。

与第一梯队差距如此之大，浙江是不是掉队了？

为什么只有9个镇？

镇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浙江对于乡镇建设和镇域经济发展，一直颇为重视。早在2007年，浙江省政府就启动了中心镇培育工程；2010年，又在全国首创开展小城市培育试点建设，如今已经进行到了第四轮。

所谓“小城市”，是指具有较大人口规模和建成区面积，较强经济实力，相对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空间形态、治理体系的建制镇或特大行政村。

目前，浙江常住人口在10万人以上的非县级政府驻地的镇30个左右，且2021年62个小城市培育试点镇有48个进入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

严格来说，浙江镇域发展基础扎实、势头较好。

现在问题出现了——为何浙江入围中国百强镇仅有9个，且排名并不特别靠前。更残酷的是，去年有13个镇上榜，今年一下子减少了4个。

原因何在？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城镇研究所经济师程振波认为，客观来看，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纳入统计的建制镇基数小。

根据各省民政厅数据，截止到2020年底，广东省共有建制镇1116个，江苏共有建制镇712个，浙江共有建制镇618个。可以明显看出，浙江被纳入乡镇综合竞争力排名的建制镇总量上，较江苏、广东等地域大省要少。

第二，行政区划调整节奏不同。

随着大城市扩张，很多传统强镇都被并入了城市之中。以苏浙两省对比为例，浙江近年来“撤强镇设街道”动作较多，如2019年绍兴市上虞区撤销崧厦镇、沥海镇，柯桥区撤销钱清镇、杨汛桥镇、马鞍镇等，将一批强镇转设为街道。最典型的就是龙港，全国首个“镇改市”。

相较而言，江苏“并乡强镇”节奏加快，“撤强镇设街道”动作较少。比如，江苏的经济强县昆山市，至今未设街道，仍下辖10个建制镇，并有8个本次入选全国百强镇。

浙江强镇消失的背后，既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更是镇域经济向县域经济乃至都市区经济的跃升。

从经济体量上来看，不论是镇，还是城，蛋糕还是那一块，并没有因“撤镇”这一举措而减少。

浙江强镇还有谁？

翻开最新发布的《2021乡镇综合竞争力报告》，来看看浙江强镇还有哪些？

排名依次是——

乐清市柳市镇第15位，东阳市横店镇第28位，平湖市乍浦镇第44位，宁波江北区慈城镇第52位，湖州吴兴区八里店镇第56位，杭州萧山区瓜沥镇第57位，瑞安市塘下镇第59位，慈溪市观海卫镇第68位，湖州吴兴织里镇第69位。

这些强镇的主要特征就是特色产业，也就是过去常说的块状经济。

如柳市镇坚定不移推动电工电器产业链发展，拥有正泰、人民、德力西等一批本土培育的产业链龙头型企业，正逐步发展成温州都市区北翼综合型小城市；而吴兴区织里镇则以童装全产业链见长，且镇区在功能、品质、风貌等均与城区较好实现连片化。

涌金君发现，也有一些熟面孔掉出了榜单。

如临海市杜桥镇（2020、2019年度）在近三年首次跌出百强镇榜单，去年上榜的慈溪市周巷镇（2020年度）今年也消失了，再远一点还有原来曾上过榜的平阳县鳌江镇、诸暨市店口镇（2018年），这些都是我省小城市培育试点城市。

时间再往前推，萧山的宁围镇曾是“浙江第一镇”，2014年8月，萧山区实施撤镇设街的行政区划调整，撤销宁围镇，设立宁围街道。此外还有杨汛桥、钱清、大唐……

“从区域分布来看，目前我省的经济强镇主要分布在宁波、温州、台州等地，杭嘉湖地区减少较快。”程振波认为，主要原因是，我省正全面推进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升级，乡镇正全面衔接融入四大都市区建设，尤其是杭州都市区经济转型最快。

在程振波看来，浙江强镇越来越不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省级层面支持镇域发展的政策确有退坡。

2019年之前，浙江开展了三轮小城市培育试点，累计投入120亿的专项资金，拉动超过2.1万亿的全社会投入，极大推动镇域经济发展。

然而，从第四轮开始，省财政支持政策取消，小城市培育试点建设热潮也有所降温。

财政支持算是外因的话，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内因——很多强镇出现了土地资源的刚性制约，导致不少本土成长型企业外迁。

涌金君了解到，基层一直呼吁强镇扩权，希望给予经济发展强镇更多自主权，更多倾斜资源，来破解“小马拉大车”的现状。

从本质上来看，扩权只是手段，强镇才是目的。

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其中就涉及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发展。强镇，或许会迎来一场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