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

20世纪20年代的西湖

100年前，中共中央执委在杭州西湖召开全会，讨论以什么方式实行国共合作，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笔者认为，西湖会议尚存在几个关键细节，这些细节对于全面认识此次会议具有重要意义。

李大钊态度的由来

在西湖会议上，马林关于以共产党员的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提议遭到了张国焘和蔡和森等人的强烈反对，之前经过马林工作而赞同此提议的陈独秀此时再度犹疑甚至站到了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此建议，落实共产国际的要求，李大钊站了出来。通过他的细致解释，提议最终得以通过。那么李大钊何以能把这一提议阐释得如此透彻？1922年3月底，马林前往北京，将他通过考察和与孙中山等国民党领袖沟通交谈所得出的国共合作的思考，通过苏俄使馆汇报给共产国际，在此期间，没有资料表明马林和李大钊有过会面，但李大钊有可能会较早得知马林的思考；8月12日，马林陪同越飞回到北京。越飞，就是奉苏俄政府之命，担任特使和孙中山联络，促成国共合作。这期间，李大钊和越飞曾经会面。18日晚，李大钊以北京学界名义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越飞。胡适记有日记：“夜七时，守常请俄国代表约佛（YOFFE）吃饭，同来的有莫斯科大学中国学者IVANOFF及参赞二人。陪客的有孑民、孟和、石曾、梦麟。”这个聚会直到深夜十二点才结束。和越飞的会面表明，李大钊南下出席西湖会议之前，应该早就领会了马林的提议和共产国际的要求，所以他能够在西湖会议上在双方争执不下时，站出来力排众议，帮助马林实现共产国际的意图。

当时会风的制约

一直到中共五大时，民主集中制才作为组织原则写入党章。此时的会风是如何的呢？马林于4月下旬前往苏俄汇报工作时，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于5、6月份接续推动国共合作的达林记述了当时中共领导人开会的情景，每个人发言都不受时间限制，出现不同意见时，中国同志则遵循全体一致的原则。因此只要某一方面没有改变看法，或者没有找到大家一致同意的新决议时，就不作什么决定，“说服”会持续好几天，且完全没有采用表决和多数票的方法解决问题。这一会风表明，李大钊在西湖会议期间仅仅用一天多时间使大家意见趋于一致的难能可贵。

张国焘的两面派做法

张国焘在中共一大上被推为负责组织工作。据当时的人后来回忆，张国焘非常善于弄权，正是这样导致后来很多参与创党的同志脱党。在中共二大和西湖会议期间，张国焘应该是耍弄了两面派做法。张国焘作为中共的代表参加了1922年1月召开的东方民族大会。此次大会的主要精神是如何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和推动东方各国共产党如何与各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建立联合战线。会议期间，列宁会见了张国焘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等人。列宁曾征求二人意见，问中国共产党可不可以与国民党合作。张国焘回答说可以。张国焘3月回来后，本应该积极贯彻推进会议精神和列宁意见的落实。但没想到，无论是马林4月初与中共领导人的沟通协商还是达林主持的有关讨论会上，以及在西湖会议上，张国焘都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极力反对，成为国共合作动议阶段的最大绊脚石。

马林的被监控

共产国际二大后，马林即被委派前来中国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全国组织，但他动身前来中国的整个过程，即被监控，每一环节都被所经各国迅速用电报的形式向驻在北京的使馆和在上海的租界作了通报。马林很胖，很容易被识别跟踪。这就是中共一大召开期间后期有人闯入，并随即受到搜查，而他自己一见有人闯入，即觉不妙，随即中止会议，并建议会议易地进行的原因。这样一个人，此番从苏俄再度来到中国，如在上海再度召开会议，如何能够保证安全。

陈独秀的被捕

中共二大后，随着形势的严峻，中共其他领导人曾劝说陈独秀离开上海。这时，马林建议共产国际命令中共中央前往广州公开开展工作，陈独秀则不愿意。8月9日上午，陈独秀正在位于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2号的寓所中伏案写稿，法租界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长西德纳，会同督察员黄金荣等，突然闯进来将他逮捕，罪名是他家中藏有违禁书籍。经过各方营救，8月18日下午，上海法领事迫于各方面的强大压力，只得以陈独秀虽“无共产党之实，但《新青年》有宣传过激思想”为由，判处罚金400块大洋，交保释放。而在此之前的8月12日，马林陪同越飞抵达北京，越飞急于落实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想法，没有停留，立即南下。有了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经验，于是中央决定移师西湖。

综上所述，西湖会议是在马林和陈独秀都被作为重点盯防人物的前提下，无法在上海召开只好移往他地召开的中央全会。鉴于当时没有民主集中制，必须取得一致方能通过决议的情况下，面对两种不同态度的对立，李大钊较早领会马林的建议和共产国际的精神，极力说服，得以保证西湖会议圆满结束，从而推动了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民主的联合战线”的顺利建立，帮助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走上了中国革命的舞台中央。

（李传玺，作者单位：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