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术之外的近代医学奇闻轶事讲起，刚获得茅盾文学新人奖的知名作家马伯庸，近日为复旦大学师生带来讲座《医术之外——趣谈中国近代医学》。数百名来自不同专业的大学生，聆听着一个个精彩的历史故事，从有血有肉的细节里感悟医学文化的人性光辉和传承不息的大医精神。

马伯庸此次专程带来新书《大医》，和大学生们分享这部作品创作背后的故事。这部讲述清末民初中国红十字会“战疫”故事的小说，一经出版就大受欢迎。“希望让更多人了解一代代中国医生不计个人安危，冲到前线保护人民生命健康的事迹，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些中国医疗的先行者。历史小说不只有精彩的故事，人的价值和精神也在其中熠熠生辉。”马伯庸说。

每个有趣的历史细节，都是一个值得深挖的线索

马伯庸在开始动笔写《大医》前，专门花了好几年时间搜集和积攒了大量近代医学资料。讲座伊始，他和学生们分享了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如今常被影视剧“误用”的趣事。在他展示的一张落款为1938年的逮捕令上，内容大致写着：一对夫妻因贩卖盘尼西林给中国部队，被日本人逮捕。盘尼西林在当时是极为贵重的抗生素药品。不过，马伯庸发现其中一个最大的破绽是：直到1943年，数个大制药公司才终于联手实现了青霉素的量产，1944年达到工业级产量，开始源源不断地供应欧洲战场。所以，影视剧里“1938年的盘尼西林”桥段多半是假的。

那么，中国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见到盘尼西林？原来，就在1941年，主持防疫处工作的汤飞凡看到了青霉素的巨大价值，并决心研发国产青霉素。他从湘雅医学院毕业、曾在哈佛大学进修，是中国第一代医学微生物专家。汤飞凡带着二十几号人，困守在昆明城外一处简陋的实验室内，手里只有十几根试管、烧杯和一台时好时坏的锅炉。他们一方面要千方百计获得国外的技术资料，以确定研制方向；一方面绞尽脑汁地用各种土办法，来解决设备匮乏的窘境。克服重重困难，汤飞凡团队奇迹般地在1944年9月5日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批青霉素粗制品——这个时间只比日本晚9个月。

“每一个有趣的医疗历史细节，都是一个值得深挖的线索，因为医学事关生死，背后的每一个故事都是大量鲜活的生命。”马伯庸还在讲座中分享了脊髓灰质炎病人早期曾使用的“铁肺”、点滴调速管的发明等趣闻，向青年学子展示医学领域很多值得探讨的内容。

此次讲座也是复旦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医学的社会文化史》的特殊一课。该课程授课教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高晞表示，从纷繁的医学史史料中开展扎实的考据工作，为青年学子了解和学习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更重要的是，近代史上医生们展现的人道主义情怀，以有血有肉的细节构成了医学的本来面貌。

观照现实思考，大医精神代代相传

“医学是始终为人类服务的伟大事业，在医学文化领域有很多值得讲的传奇人物和历史故事。”马伯庸说，他创作《大医》的灵感其实来自一次意外的医院参观。2017年，华山医院邀请他做一场职工文化讲座，当天由于早到了一个小时，负责接待的医生先带他参观了华山医院院史馆。在这座兴建于1910年的老建筑里，他得知华山医院原来叫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这是中国红十字会兴建的第一家医院，也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家现代医院。他看到了此前未曾关注过的近代医学故事，受到了极大启发。

观照现实的思考，正是来自于代代相传的大医精神。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这批中国的医疗先驱奔赴战场抢救伤员，预防战后的疫病，并曾在数次鼠疫中拯救了无数生命。马伯庸说：“在那个时代，中国多次面临着深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席卷全国的时疫几乎每年都有，同样有许多白衣侠士挺身而出，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救万民于水火。”

马伯庸在讲座中透露，当时，也曾担心有人觉得他蹭疫情热度，一度想放弃，但最终还是决心把故事写下去。因为面对大量真实的历史资料，他更多的是感动，“我觉得应该把这些伟大的医护工作者的事迹写出来，如果有人因此对他们产生兴趣，愿意搜一下他们的事迹，那这部小说就成功了。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些心怀大爱的医生，他们是中国医疗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