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朋友来信，催我写一点文字，谈谈翻译，没有命题，想说什么，尽可以随便。这就有点儿散漫，不知从何说起。既谈翻译，或许应当有些理论，但我于翻译，大体上是个实践者，理论不多。比如，偶尔有人问到翻译，我的回答不过是，第一，译对，第二，译好。对，是理解，好，是表达。似乎简单，可惜说了等于没说，因为何谓之“对”，何谓之“好”，无法定于一尊。你认为对的，我认为不对，你认为好的，我认为不好，看客唇枪舌剑，译者荷笔彷徨，不知何去何从。

但文章必须得写，只有扯点闲篇儿。

翻译就其事功，本是件无法完成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文学翻译尤其如此。一个“信”字，就难倒了无数人。正好比现在时兴的“模仿秀”，雅的有人模仿，俗的也有人模仿，即使到了惟妙惟肖的地步，看客知道，那仍然不过是模仿而已，并非本尊佛驾临，所以西方才有“翻译即叛逆”一说。此言一出，实在是两下里方便，读者可以发难，译者也能够防身。试想，译者已经自承叛逆，这不忠不信的罪过，不追究也罢了，没准儿还能倒打一耙，如博尔赫斯言道，那是作者对译本的不忠。

幸运的是，那些伟大的学人、作家、诗人等等，其文字自有“抗逆性”，他们太丰富，在翻译过程中，即使折损十之三五，留下的东西，仍然能让人如入宝山，不致空手而归。如果认真，不妨看原文，或者多找几个译本对照了看，互为补充，逼近圆满。至于其他，比如流行小说，信与不信，倒也无须计较。本来可以不读，读它只为破闷，且能省点脑筋，读得明白，就明白了读，读得糊涂，就糊涂了读。如今时代，毕竟聪明人多，难得遇上糊涂的。

清代袁枚在《续诗品》中有“老手颓唐，才人胆大”一句。撇开本来的意思，或许可以用来形容文学翻译的两种风格。前者拘谨，以作者为中心，字斟句酌；后者放诞，以自我为中心，放笔直干。前者求“信”，但有时不免呆板，衰颓；后者近“雅”，但有时失之乖悖，错讹。好的翻译，或许就在二者之间，对原文只是一个不即不离，即则无我，离则欺人。

如此又说回翻译理论。对于理论，谁也不能轻视，从玄奘大师到尤金·奈达，从文本批评到文化比较，都是学问。但这翻译理论，常常需要先有些翻译上的实践，回头再看，才能心领神会。

翻译一事，是手艺，还是艺术。如是前者，只需多做，自然熟能生巧。如是后者，其间的诀窍，恐怕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因其缥缈，迹近于无。倘必须分出青红皂白，不妨说，手艺人做出的，是手艺，艺术家做出的，是艺术。

常常听人批评译者，叹惜今人不如前人。其实，就对外语的学习与掌握，以及翻译工具的多元和便捷而言，今人的条件远胜于前人。前人的优势，在于母语精纯，又能专心。当然，天才不在此列，天才不论今古，即使“各领风骚数百年”，剖分一下，也能照应前三百年，后二百年。

风格的译出是最难的。原作庄严，还他庄严，原作凝重，还他凝重，原作质朴，还他质朴，原作俚俗，还他俚俗。比如，日本文学的翻译，我仍然以为周作人、钱稻孙和王以铸是最好的，不是花团锦簇的好，而是字里行间的质朴、凄婉、蕴藉，最得日本文学的风致。不过，与朋友聊天时，我也曾说过，译作是译者的风格，这当然是说其一点，不及其余。

翻译是件个人的事，靠人多，集体智慧，恐怕没用。“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一人有一人的才、学、识，也就一人有一人的风格。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译者捧一本厚厚的原著，犹如赵子龙入长坂坡，面对曹军八十三万人马，七进七出，杀到性起时，总有逞才之处，见出个人的风格。

原作与译本，毕竟隔了一层，损失在所难免。关键是译者明白，哪些可以损失，哪些不能损失。英国的弗吉尼亚·吴尔夫，美国的E.B.怀特，其文字，都很绵密，前者是女子感性中的细腻，后者是男人理性上的周全。吴尔夫还多了意识流，随意联想，出口成章。他们的文章，句子都有些长结构繁复。

我一向不喜欢长句子，而且认为，不能一眼看明白的译文，不是好译文，所以，不屈不挠地删繁就简，以短量长，只在句与句的关系上，作些照应，求得保存绵密的特点。古人的文章，句子都短，并没有因此就一律的粗疏或急促，仍然想长江大河，就长江大河，想小桥流水，就小桥流水。

话说至此，依然“卑之无甚高论”，试将这句古人云译成现代语，可能译对，可能译好?或许，倒是应该旁人用这话来责我，“卑之，无甚高论。”——整点儿实际的，别净忽悠。

（以上摘自“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一间自己的房间》翻译谈）

来源：商务印书馆英语编辑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