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国内生态美学研究，山东大学教授曾繁仁——

“治学是人生价值的提升”

曾繁仁在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查阅资料。山东大学宣传部供图

曾繁仁家，四处堆满了书。聊到兴致处，他便起身去找相关笔记。“八十多岁咯，时常糊涂，丢东落西。”他一拍脑袋，“你瞧，刚整理好的，就忘记放哪了。”

“你这是‘选择性失忆’，”曾繁仁的爱人在一旁说，“做起学问来，你咋一点都不糊涂？”

已过耄耋之年，满头银发，有时会“糊涂”的曾繁仁，谈起生态美学，思路却颇为清晰。

“做学问，要有问题意识、有益于国事”

1964年7月，曾繁仁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同年留系任教，从事美学与文艺学研究。1987年深秋，受学校委托，曾繁仁赴豫开展项目合作。他们一行七八人，乘着一辆面包车出发，跨越黄河大桥，穿越鲁中、鲁西南、河南兰考，直达开封。

当时，我国正处工业化起步阶段，各地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生长。“沿途中，一座座化工厂冒着柱柱黑色浓烟，造纸厂污水横流，渗入到十几公里外，一方方良田沃土被污染，空气中弥漫着呛鼻的气味。”曾繁仁回忆说。

“走一程，痛一程。为了经济发展，我们国家的生态系统受损问题多、历史欠账多。”曾繁仁在心中做出论断。

回到山大，曾繁仁时常琢磨，如何发挥绵薄之力，结合自身所学，改善当下生态问题。西方的工业文明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其理论底色，即便是“后现代”的环境美学，仍然保留环境围绕人这样的“人类中心论”色彩。但在曾繁仁看来，这种审美态度具有局限性，不应当让环境围绕着人。

一次，在给学生上课时，曾繁仁讲到西方一位哲学家的思想。“他提出‘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既破除了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身体与精神二分对立，也将人文性、审美性与生态性统一起来。”曾繁仁灵光乍现，“这就是在讲‘生态美学’！”

这时，曾繁仁又联想到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的“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之说。“二者的哲学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有学者也认为，‘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就是‘域中有四大’的异乡解释。”曾繁仁说。

于是，曾繁仁在二者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到与之有关的“天人合一”说，让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态美学发生了关联，并立足中国现实，提出了“生态存在论美学”，一挥而就完成万字论文《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此文成为2001年秋在中国西安举办的《全国第一届生态美学学术研讨会》的主报告之一。

两年后，曾繁仁在论文基础上，出版了个人首部生态美学论著《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进一步诠释了他的观点：强调生态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倡导人类应该以一种普遍共生的态度对待自然环境，同自然环境处于一种中和协调、共同促进的关系。

《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成为我国生态美学代表性的论文之一。该文与《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共同奠定了曾繁仁研究生态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并为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人文价值观上的指导。

“做学问，要有问题意识、有益于国事，以治事、救世为急务。”曾繁仁说。

“大家都在尝试求新，积极参加学术讨论”

1959年至1964年，曾繁仁在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求学期间，系里‘大师云集’，冯沅君、陆侃如、萧涤非、高亨等教师代表了当时文学研究的高峰，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学子，这四位前辈都曾给我上过课。”曾繁仁说。

当时，教师们偏爱让学生发言。“例如，高亨先生给我们上《诗经》与《左传》课，我们每堂课结束后都要围在高先生身边，向先生问学。我们经常引用先生以及前辈的观点。”曾繁仁回忆道。

“不要老是提高亨怎么说，而是要提出你的新说，否则就是重复，没有意义和价值。”高亨先生问道，“你们讲讲，有没有新看法、新发现？”

“在教师们的引导下，系里讨论氛围浓厚。大家都在尝试求新，积极参加学术讨论，手里捧着著作，引经据典，甚至与老师展开激烈的讨论。”曾繁仁说。

曾繁仁将求异与求新的治学精神延续到教书育人中。他常把学生聚在一起，开展学术讨论，鼓励大家推陈出新。“我有一个博士生，写博士论文前我问他，他的研究与前人有何不同，有什么问题意识。学生据此改进思路，完成了一篇有新意且有意义的论文。”曾繁仁说。

学术攀登创新之路，未曾止步。2010年，已是古稀之年的曾繁仁，再度完成《生态美学导论》一书，这是国内首部综合中西古今资源、全面论述生态美学这一崭新美学理论形态的论著，与《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一同成为中国生态美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追求真谛，创立新义，力求出言有据，避免游谈无根’，高亨先生这句话，让我受益终生。”曾繁仁说。

“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智慧，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曾繁仁家中，珍藏着一张合影。“照片拍摄于2009年召开的‘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繁仁说。

当时，曾繁仁做了一篇关于生态美学的报告，会后，一位西方的美学理论家找到他说：“想不到中国学者对于西方这么了解，也想不到中国学者对于生态美学有这么全面的研究。”

曾繁仁对于学术研究的国际交流十分重视。2005年以来，在他的带领下，山东大学多次召开生态美学相关的大型国际会议，不断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学术界曾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学’与‘生态’等都是国外输入的理论，中国没有本土的‘生态美学’。”曾繁仁意识到，生态美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中国话语”建设。

从2017年开始，曾繁仁转向生态美学的中国形态研究，提出了“生生美学”，建构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翻开曾繁仁学术文集（十）·生生美学》一书，略扫一眼目录，就会发现此书涉猎广泛，有古琴、敦煌壁画、中国书法等，而内容又颇为细致。

“‘生生美学’，以《周易》为出发点，依托光辉灿烂的中国传统艺术，必须博览群书，从浩繁卷帙中汲取精华，才能研究得透，研究得好。”曾繁仁不好意思地笑了，“所以你看，家里挺乱，到处都是书。”

几年前，年近80岁的曾繁仁与爱人一同踏上火车，奔赴甘肃。“他总说，仅研究书中的敦煌壁画，还是差点什么，非要去实地看看。”曾繁仁的爱人笑道，“看到敦煌壁画的那一刻，他的眼睛都是发光的，边看边记，回来后，都写进了书里。”

研究“生生美学”，曾繁仁形成了一个小习惯。“有时，我俩正在外遛弯，他忽然着急回家，原来是想到了新观点，得立刻记到本子上；吃着饭时，有新想法，赶紧放下筷子去记下。”曾繁仁的爱人拿出一摞手稿，“这些都是他近期记的。”

问他为何如此痴迷？曾繁仁思索片刻，抬头答道：“对我而言，治学是人生价值的提升。在这样一个年龄，还能做点有意义的学问，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智慧，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这就是我自己的价值所在。”

■记者手记

矻矻穷年 学术报国

“60岁，对多数人而言，已是退休的年纪，而您却毅然进入一个自己以前并不熟悉的新兴领域，并开拓出全新的局面，背后的动力是什么？”采访时，记者问道。

曾先生答道：“在于‘使命’二字。”

多年来，曾先生殚精竭虑、勤奋治学，把理论研究与社会关切结合起来，让书中的理论变得更有温度。从时代发展的现实境况和趋势中提炼学术问题、选择研究方向，是曾先生治学的基本路径。梳理曾先生数十年在美学和文艺理论领域的丰富成果，可见其背后跃动着时代演进的历史大势。可以说，他是中国当代学者“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典范。

矻矻穷年，学术报国，这正是曾繁仁心中的“使命”。

《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5日 7版）

编辑：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