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永恒性的题目，是鲁迅研究领域中被不断阐释的题目。这里我想结合近期对现代文学史的理解来谈自己对《野草》的一点想法。

说是“近期”，也不算近——中国现代文学在近二十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一直受到海外学界的挑战。五四的意义在被贬低、被质疑，而近代小说被抬得越来越高。这好像已经成了趋势。

我一直想正面来解释五四新文学的意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但是，简单地说，我要捍卫五四新文学，那也不准确。对五四新文学评价很高，把晚清小说的价值压得很低，也确实不符合事实。

所以，从十九世纪向二十世纪的转型过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兴起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它对我们今天还有什么意义？这是我思考的切入点，也是今天谈论《野草》的一个切入口。

二〇〇五年底，我在《复旦学报》发表了《试论五四新文学的先锋性》一文，提出了一个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意大利和俄罗斯都出现了政治倾向不同的未来主义，在法国出现了超现实主义，德国也有表现主义，等等，当时在欧洲各个地方都相应地出现了先锋文学思潮。对先锋文学，我们有不同的理解，但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先锋文学的第一原则就是非常激烈地反对社会现状、反对文化传统，它是双重反对的。一般的反传统运动比较简单，就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反对以前的文化传统。

但是先锋文化是一种彻底的反叛文化，它不仅反对传统，对当下的文化现状、政治现状它也是全盘否定的。在这样一个双重的否定当中，它把自己逼到了一个绝境上去。它不是依靠某一种力量去反对另外一种力量，它是仗着自己的一种反叛立场与勇气，以个人为主体，既反对传统，也反对现状。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在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中表达得特别明显，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郭沫若，等等，都是以这样一种面目出现在五四文坛上的。所以那个时候进化论特别流行，进化论是把希望建筑到未来的维度，对现状与传统都是持批判立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非常复杂，各种思想文化流派都容纳在里面，但其中有一种文学意识起到最重要的作用，而且是在晚清小说与诗歌里面都不具备的——我把它界定为先锋意识。这样一种先锋意识是五四新文化最核心的元素。

我把晚清一直到民国的文学发展分为两种形态，一种属于常态的变化发展。所谓的常态，就是文学变化是随着社会变化而发生的。社会发生新问题、新现象，文学中会自然而然地反映出来，然后在形式上、审美上它都会相应地慢慢表现出来。这样一种变化，是常态的变化。常态变化是所有古今中外在正常情况下文学发展的模式，文学跟随社会的主流发展而发展，与生活变化结合在一起。

唯独先锋文学是一个异端，它是在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过程中，社会内在矛盾突然爆发中产生的，先锋文学把自己与社会完全割断联系，与历史也完全切断联系，就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朱文、韩东提出来的一个词：“断裂”。因为它把自己与前面的历史和现实中的社会环境都断裂了，自身的力量就一下子被夸张得非常强烈。

先锋意识总是以历史超前的姿态来表达战斗性。这样一种意识在正常社会发展中很少出现，但在特殊的历史情况下它会发挥强大的作用。我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在中国，在二十世纪中国特殊的现代化过程中，这样一种先锋文化现象一再出现。不仅是一再出现，而且每一次出现都伴随着社会动荡，与政治思潮结合在一起，然后会导致整个社会政治发生变化。它成为二十世纪文化思潮中带有核心力量的文化思潮。

回过来讲文学，我一直把鲁迅看作是这个先锋文化的代表者。为什么？因为鲁迅在同时期的社会改革运动中总是超前的，代表了一种超前的社会立场。比如说《狂人日记》，现在有很多人说，比《狂人日记》更早的白话小说都有啊，也有人说，以前有比鲁迅写得更好的白话小说啊，各种说法都有，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界定鲁迅的伟大呢？我觉得在鲁迅的身上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觉的先锋意识。这种先锋意识使鲁迅不仅对传统持彻底的否定态度——我们现在也在讨论鲁迅的这种否定对不对，比如说他认为中国青年最好不读中国书，他还认为所有历史记载的都是吃人的历史，等等，就是这种非常夸张的先锋意识，这种夸张表达了一种与传统彻底断裂的先锋立场。

对鲁迅而言，他不仅否定历史，也不仅否定现状，他连自我也放到了否定的范畴里，这就着重体现了他对人本身的怀疑。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周作人强调“人的文学”，我们今天谈的五四精神，就是个性解放、人道主义，人是最美好的，人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能够成为一个纲领性的文章。可是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里，他反反复复证明人是要吃人的，而且所有的人都要吃人，包括狂人自己也吃过人。

《狂人日记》这种彻底否定人自身的意识，接近了西方卡夫卡那样的作品。按理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人的肯定、人的自我发现，可是在鲁迅的作品里恰恰不仅对抽象的人否定，而且对具体的自我也是否定的。他就是自己都觉得自己有问题。《狂人日记》最后几段说“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

他的意思不是说，要保护弱者，不要让孩子被人吃掉，他是在证明礼教社会中的人每一代都有吃人的习惯，没有吃过人的只有孩子，也不是说孩子比今天的人好，而是说孩子太幼小，还来不及吃人，所以我们要赶快救救孩子，让他们不要再去吃人了。当然你可以说鲁迅对未来还是有希望的，希望下一代、希望孩子不要吃人，可是这个大前提是孩子也会吃人。他这种彻底否定是让人感到震撼，鲁迅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极端的否定态度？如果不用先锋的概念界定，就很难把鲁迅当年的文学创作与别的人（比如说胡适）拉开距离，鲁迅创作体现了非常独特的意识，那就是先锋意识。

这个先锋意识在《野草》的创作中，我认为是达到了完美的标杆，在鲁迅的其他小说里面——比如《阿Q 正传》里也有，但是《野草》是鲁迅的先锋意识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在《野草》里面，我们很难看到鲁迅平时说的“为人生”啊，什么遵命于先驱者的将令啊，甚至连保护弱小者的普通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是不存在的。《野草》里出现的是对人的绝望，连对孩子也一起感到绝望。《野草》里是没有希望的，但是也不是简单的绝望，而是对绝望、悲观也超越了，那也就是学者们所说的“反抗绝望”。但是“反抗绝望”不是说他就倒退到希望那里。不是的。死火被遗弃在冰窟里要被“冻灭”，但是逃到冰谷外也要被“烧完”，也要死的。

《影的告别》里，影子到了黎明要消失，但留在黑暗中也要消失——

“然而黑暗又会吞没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就是说你无处可走，无地可走，你唯有在此时此地存在着，是独立的，之前之后你都是要消失的，你这个处境是没有出路的，往前看吧是一片黑暗，往后看也是一片黑暗。他把一个人的可能性的状况全部否定了。那么全部否定以后又变成什么呢？是不是就是此时此刻的我是存在着的呢？

但鲁迅又说，此时此刻的存在也是虚假的，其实是不存在的。在《墓碣文》里，“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但“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而如果稍微过了一段时间，虽然创伤不那么痛了，但这个心又被风干了，当时是什么滋味也是不知道了，这就是“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这个意象体现了鲁迅意识中的非常极端的痛苦，就是最后连自己是什么？此时此刻的自己是什么？也都是无法知道的，所知道的永远是假象。他就这样否定的否定，最后连自己也给否定了。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双重否定中，鲁迅塑造了一个伟大的自我形象。我们在《野草》中没有因为鲁迅的自我否定而觉得鲁迅的软弱与虚无，恰恰相反，鲁迅的生命就是在这样一种反抗绝望中存在而且永生了。其实这样一种自觉的先锋意识，在中国五四新文学中带有一定普遍性。比如郭沫若写《凤凰涅槃》也是这样的，凤凰先把客观世界否定了，最后又把自己也否定了（自焚）。《天狗》里天狗把外界的月亮太阳星星都吞吃了，最后连自己的神经骨头都吃掉了，最后“一的一切”“一切的一”都没有了，都消散了。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郭沫若的《凤凰涅槃》、鲁迅的《狂人日记》《野草》，还有郁达夫的很多小说，等等，构成了五四新文学最核心的先锋意识。这种核心力量，我们今天还能讨论它，就是因为它至今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人能够这么彻底地把自己否定，把自己完全解构，今天还没有人真正做到这个程度的。所以，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核心——先锋意识——在今天仍然能够给我们一种震撼。

如此，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化发展过程当中，五四先锋精神就成为一个革命的文化核心力量。这个内核从五四到“四五”，它是一波一波地爆发的，包括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爆发的“革命文学”、一九三〇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等等，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以后，甚至在“文革”中，都有这种爆发性的先锋精神。

它整个过程就是通过不断地否定前人的世界，又不断否定自我的内在世界，自己把自己的外衣剥开，把自己的内在消解掉，就像郭沫若笔下的天狗意象。它不断地用一个力量否定另外一个力量，否定完这个力量，自己又被一个新的力量所否定，它永远是在革命与被革命中自我膨胀和自我消解。

五四带来的就是这样一种先锋精神，它让人的生命中始终存在一种深刻的不安。这样一种精神，我把它界定为先锋精神。它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一个从天而降的谜，一个到今天仍然没有被识破和谈透的文化现象。

如果把这种先锋意识与中国二十世纪整个革命文化思潮联系起来看的话，我们就可能会接近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中的某些核心的元素，就可能会理解为什么我们老是处在一种激烈的文化冲撞过程中。世界各国的先锋文化都是很短暂的，先锋文化一般兴起几年以后就会消失，会与主流的常态文化融汇在一起。

可是中国的情况很特殊，在我们整整一个世纪的文化发展过程中，我们对常态状态的文化现象往往采取排斥态度，总觉得那是不重要的，是属于大众的，然后对先锋文化现象则充满了迷恋，这就构成了我们文化追求的核心。

这种核心的文化力量，被鲁迅通过《野草》表达得淋漓尽致。鲁迅的《野草》作为世界先锋文化丛中的奇葩也当之无愧。一般的先锋文学是缺乏艺术性的，先锋文学主要是要把一个最尖锐、最前卫的思想讲出来，来不及在艺术上臻于成熟和完美，所以我们通常认为，像马雅可夫斯基的那种先锋诗歌，往往语言非常粗俗，意象也很简单。而鲁迅《野草》的先锋性，恰恰是创造了一个非常美的抒情形式。它的形式怪诞特异，却又异常完美。恰恰在这个非常美的抒情形式中，寄托了极端虚无的先锋意识。

上文来源：《本味何由知：<野草>研索新集》，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根据录音整理，初刊《学术月刊》二〇一八年第二期。作者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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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味何由知：<野草>研索新集》

郜元宝 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9

出版日期：2022年1月

图书主编简介：

郜元宝，男，汉族，1966年生于安徽铜陵，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曾为台湾大学客座教授、悉尼大学访问学者、韩国高丽大学客座教授等。研究领域有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评论、现代汉语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史、鲁迅研究、西方美学和文艺思想。著有《拯救大地》《在语言的地图上》《鲁迅六讲》《另一种权利》《午后两点的闲谈》《现在的工作》《说话的精神》《在失败中自觉》《惘然集》《为热带人语冰--我们时代的文学教养》《鲁迅精读》等论文、随笔杂集。译著有《人，诗意地栖居:超译海德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