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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爱河南的那个新闻人，远行了

故事 10-26 来源：传媒茶话会

来源 | 光明日报博览群书

作者 | 庄电一

编者按

10月21日，河南省委原书记徐光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郑州逝世，享年78岁。

徐光春同志逝世后，网络上纪念他的文章有上百篇，这些文章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回忆、还原了和徐光春同志相处的细节。也正是通过这些源于基层的文章，勾勒出了他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

记者出身的徐光春同志，大半辈子都在跟新闻工作打交道。他曾先后任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上海分社社长、北京分社社长、光明日报社总编辑、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局长，40多年不曾离开新闻工作岗位。

此后徐光春同志出任河南省委书记，他为河南省形象提升、中原文化传播等做出重大贡献。有人说“‘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是他擦亮的河南名片”；有的国人对河南存在地域偏见，他通过努力改变了这种看法。

他在河南当了多年的省委书记，又因为太爱河南，退休后把家安在河南，住在河南，所以，大家见面依然尊称他为“书记”或者“老书记”。由于他是新闻界的前辈，也有不少新闻媒体人称他为“老师”。

今天，传媒茶话会转发此文，缅怀、送别徐光春同志。

一个普通的驻地记者与一位共事只有4年多、相隔也很远的总编辑之间，似乎不会有多少“交集”，也好像不会有多少“故事”，但我与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徐光春应属“例外”。

1991年，徐光春自新华社调入光明日报社，先后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虽然在《光明日报》任职时间不算长，但他在光明日报社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到光明日报社工作之前，徐光春曾就新闻宣传方面的问题给时任中央领导写信，提出颇有见地的建议，建议被充分肯定，所提建议也向全国相关部门转发。在报社工作会议上，他针对当时新闻界普遍存在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新闻宣传要有“十二个变”和“十二个不变”，堪称振聋发聩，至今回想他当时的有些提法，感觉还有针对性和指导性。

徐光春不仅有创新的理论，而且有成功的实践。建《光明日报》采编大平台，就是在他提出“十二个变与不变”之后，推出的一个重要改革举措。此举对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可以说是领风气之先。记得当时有很多新闻单位纷纷前来报社参观学习，也有许多单位效仿，至今还有不少新闻单位采用这样的格局办公。

其实，徐光春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新华社安徽分社当摄影记者时就很有创意，也有很突出的表现。同样当过新华社摄影记者，并与徐光春长期保持联系的吴文彪，至今还记得徐光春40多年前拍摄的系列报道，曾经全国大大小小许多报刊采用，在全国引起了非同寻常的轰动。

近日，他再次提起这段往事，仍然对徐光春钦佩不已。正因为徐光春本人就是一名优秀记者，而且展露了领导才华，所以，很快就得到了重用，先后在新华社安徽分社、上海分社、北京分社担任领导工作。而到光明日报社工作，则表明中央对他的进一步重用。

徐光春在《光明日报》工作期间，推出了许多有影响的报道。我自己的一些有影响的报道都是在他在任时发出来的。

我想，如果没有报社领导，特别是徐光春的支持，这些稿件是很难登上突出的版面与各界读者见面的，我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积极性、写出如此之多针砭时弊的报道和文章。

推出“每月聚焦”，也是徐光春的创意。当时，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影响很大，《光明日报》的“每月聚焦”影响也不小。

记得首篇是翟惠生与方江山合写的《部长同志，您办公室里有国旗吗？》一炮打响，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紧接着，陕西记者站的凌翔采写的《黑米专家陷于困境》也引起全国各界的密切关注。此后，每一个“聚焦”都成为社会一时关注的焦点。

“每月聚焦”，是徐光春倡议推出的栏目，他自然也格外重视。每一次“聚焦”，都是他亲自审定、亲自策划、亲自指挥。每次“聚焦”，都是按一个战役来策划、实施的，都不是发一篇稿了事，而是“穷追不舍”，连发多篇，直到解决问题、达到预期效果为止。结果，没有放过一次“哑炮”。

《光明日报》的“每月聚焦”，每一次都能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强烈反响，一些人甚至对此充满期待，不断有人通过各种途径询问：你们下个月“聚焦”什么？还有人提出建议：可否把XX问题也“聚焦”一下？

看到好几位同仁在“每月聚焦”中大显身手，我心生羡慕，也跃跃欲试。但宁夏地域偏小、经济落后，适合上“每月聚焦”的题材不多，但我不甘心，总想抓个在全国有普遍意义的选题。针对乱贴乱画在一些城市泛滥成灾的现象，我向编辑部上报了选题，很快就被确定为“聚焦”的选题。

我为此不仅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位置推出了题为《乱贴乱画已成银川公害》的“重头”报道，而且相继发出了《本报聚焦引起社会各界广泛注意》《银川高度重视本报批评，安排全面清理乱贴乱画》《清查乱贴乱画，银川抓出成效》《银川净化城市环境》等多篇后续报道，其中有披露、有督促、有推动，也有表扬。其间，我还与时任银川市市长韩有为等人一起上街清理这些“城市牛皮癣”。此举也算是我“小试牛刀”吧。

让我收获满满的，还有由报社领导直接指挥的“重点报道组”。徐光春在光明日报社工作期间，报社抽调各记者站和各部门的业务骨干组成重点报道组，专抓重点报道。“重点报道组”每期四五人，每期两个月，只要发出两个头条就算完成任务。好几位记者在“重点报道组”里都有突出表现。

很荣幸，我也被选入重点报道组。其间，我不仅得到了很好的学习和锻炼，也啃下了一些难啃的新闻题材。结果，我不仅发出了两个头版头条、五个二版头条，而且在各个版面上发出多篇报道，远远超出了“定额”。

徐光春在任期间，我两次调回报社值班。编发各地来稿，对我来说也大有益处。以往，自己埋头写稿，对编稿流程并不熟悉，对自己的缺点不足也不甚了解，通过审阅、修改别人的稿件，自己也得到了提高。

在此期间，我多次参加徐光春主持的编前会。当时，总编室有主任、副主任，每个版也有主编、副主编。在编前会上，徐光春让每个版的主编一一报题、阐发选稿思路，从第一版按顺序一直报到最后一版，然后，他逐一进行点评。从他的点评中可以看出，他对许多稿件都了如指掌，许多见报稿中也都凝聚着他的心血。

徐光春不仅亲自指挥记者采访，而且常常亲自动手修改稿件。记得我写宁夏话剧团那篇通讯，原稿没有小标题，但见报稿上却有了小标题。看到几个小标题都堪称画龙点睛，我便好奇地问总编室编辑：这几个小标题，出自哪位高人之手？得到的答复是：徐光春总编辑亲自加上去的，这让我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

1992年9月2日，宁夏有关部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著名社会活动家费孝通的新书《行行重行行》举行出版座谈会。当时，我因为刚好在报社值班，便应邀前去采访。在现场，我仔细观察、捕捉细节，打破惯例写了一篇“新闻速写”。

以往，这类活动很难见报，一般也不会在重要版面、突出位置刊登。所以，对这篇稿件能不能发出来，我心里也没底。出乎意料，这篇稿件不仅发出来了，而且是以不小的篇幅在头版发出来的。

据说，这也是徐光春“拍板”的。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徐光春多次在报社相关会上对此给予表扬。他说，类似活动，许多记者经常参加，但多是以一二百字的简讯交差。你们看看庄电一这篇稿件，写得多么生动！我们就是要为这样的稿件提供充足的版面，把它放在突出的位置。这篇特写的写法，也值得年轻记者研究、学习、借鉴。

一个事务缠身的报社领导，如此重视一篇稿件，是我没想到的。

徐光春虽然“贵”为部级领导干部，但却没有一点官架子。在报社内，几乎所有人都以“老徐”称之，几乎没有人喊他“徐总”或其他官衔。记得有一次报社召开记者会议，时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韩舞凤在夜间来到驻地，与我们做简短交流，介绍了出版社的相关情况。

有人告诉我：她就是徐光春的爱人。她的豪爽、健谈、随和和亲和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那一口东北口音尤其让我感到亲切。也就是在那个场合，徐光春笑着向大家袒露了他们家的“小秘密”：他自己的厨艺水平也不低呢。只要有时间，他就亲自下厨，做几个拿手菜。从他们的言谈举止可以看出，他们夫妻十分恩爱，他们的家庭也非常和谐、幸福、美满。

作为总编辑，徐光春无疑是特别忙的，正因为如此，我基本没有打扰过他。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没有进过他的办公室，也没有与他深入交谈过，更没有与他有任何私人交往，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我的关心和鼓励。

1995年1月，《宁夏日报》以大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宁夏著名诗人、高级编辑秦克温写我的报告文学《为了这片黄土地》，徐光春、王晨两位报社领导非常高兴，分别做出批示，要求本报“东风”文艺副刊转载。

令人稍感遗憾的是，徐光春在《光明日报》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的时间加起来才 4 年多，否则，他一定会对《光明日报》有更多的贡献，这是许多人的看法。

徐光春给我的突出印象是，不仅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而且有点子、有思路、有创意，懂政治，也讲政治，善于抓大事、谋全局。他的这个特点，不仅在光明日报社工作时有突出的表现，而且此后在几个重要领导岗位上都有鲜明的展示。

离开了光明日报社，徐光春也走上了更大的人生舞台：先是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不久又兼任广电总局局长。2004年12月，有一条消息引起全国的关注：记者出身的徐光春调任河南省委书记。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很少有这样的先例。

徐光春上任不久，我按中宣部的安排率领中央新闻单位采访团赴西北五省区采访，其中一位常驻河南的记者在闲谈中说到了徐光春。据他透露：最初，有些河南人士对徐光春的工作能力还有怀疑，认为不该把一个大省交给一个从没有在地方党委、政府任过职的人来统领。

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个省委书记不简单，是个干大事，也能干成大事的人！为了改变外界对河南人的误解和偏见，他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其中，有几件事我都有很深的记忆：2005年，在浙江温州务工的河南籍民工李学生在火车轮下救出两个儿童英勇献身，徐光春立即推动各类媒体宣传，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他到河南上任不久，就利用到北京参加两会的机会，专门看望在北京务工的河南籍农民工，产生广泛的影响。

此外，在河南新郑举行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是徐光春在任时升格的，他还在大典上亲自恭读了《拜祖文》……这些持续的、一系列的努力，对树立河南的良好形象、改变人们的偏见和误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徐光春是个重情义的人。他在光明日报社工作4年多时间，就对《光明日报》和光明日报人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对此我有切身的体会；他在河南工作仅仅5年时间，也对河南产生深厚的感情，也真的把自己融入其中，对此，我虽然没有身临其境，但也有耳闻。

从媒体的报道中，我了解到，他在卸任后还通过《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的演讲继续“纠偏”。为河南正名、为河南扬名，是他一以贯之的信念，也说明他对河南一往情深。在离任多年后还能获得“轩辕奖”，对他来说也算是实至名归了。

一位常驻河南的记者不止一次谈道：徐光春不仅要求自己严格，而且对身边人也有严格的要求，从不搞任人唯亲那一套，所以，他在河南有很好的口碑。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退休后，徐光春又担任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首席顾问等重要职务。虽然年近八旬了，但他的演讲活动仍然不少，也常有重要文章在重要报刊上发表。每次发现他的文章，我都是如饥似渴地阅读，由衷地敬佩他的情怀和学识。

虽然一直在关注他，对他也始终充满着敬意，但我没有联系他，主要原因是不忍心打扰他。

要说与他的联系，那还是他就任中宣部副部长不久的时候，而且是仅此一次。当时，我的第二本书《艺苑飞鸿》已经编好，宁夏文化部门一位负责人已写了序言，但责任编辑希望我邀请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人再写一篇序言，借以扩大出版社和这本书的影响。

老实说，我并不希望借别人的光亮来照亮自己，所以对请人作序之类的事并不热衷。正因为如此，在我出版的十余本书中，“自序”多，“他序”少。况且，在此之前，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王晨已为我的第一本书《悠悠我心》写过序了。王晨所写的序言，此后还以《贺兰山下一支笔》为题在报纸上刊登。从我本意来说，是不想麻烦别人的，但是，我又很理解责任编辑的想法，不能拒绝这个建议。

那么，请谁来写呢？我首先就想到了老领导徐光春，因为我觉得他是了解我的，以他当时担任的职务也是比较合适的：中宣部副部长作序，那是不同寻常的。但是，他调离报社的时间已经不短了，而且工作十分繁忙，恐怕很难会管这类的“闲事”。

我想，他完全可以忽略这个请求，所以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他写了一封十分简短的信，整篇只有100多字，因为没抱什么希望，所以我对全书内容也是一笔带过，并没有做过多的介绍，就连书稿也没有寄给他，因为我不想占用他过多的时间。

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他肯写，要看书稿，再寄不迟。记得我在信中说，我知道您特别忙，不好意思打扰您。如果没有时间就算了，也不必回信。

没想到，仅仅过去几天，他的秘书白建国就打电话给我：“老徐给你写的序已经写好了。怎么给你？”因为书已经编好了，就差这篇序言了，我就告诉白建国：“你马上传真给我吧！”

我一看，传过来的有四五页，全是手写，个别地方还有改动，一看那熟悉的笔迹，我就知道完全是出自他本人之手，没有任何人“代劳”。只知道书名和书的大致内容，就写出了序言，足以说明他对我有充分的了解、对我采写的稿件有深刻的印象。

这让我感到很温暖，也让我很感动：一位早已调离的老领导，还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满足一个不溜不拍、无足轻重、与他也没有深交的普通记者的要求，这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难以置信的，而对我来说，则是一个难忘的佳话，而这样的“佳话”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少发生的，一般人也是做不到的。在我看来，这不仅体现了他对我的关心、爱护和支持，而且反映了他作为中宣部领导的责任心和高尚情怀。

因为他写的序言好，具有很强的指导、启发作用，又因为他在文中有“借《艺苑飞鸿》的问世，谈一谈对庄电一其人其文的认识，也对活跃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记者朋友提点建议”之语，我便“擅自”加了个《好记者需要哪些品质》的标题，推荐给了宁夏日报、银川晚报，结果都很快刊登出来了。

自此以后，我与徐光春就基本没有联系了，但从许多反馈的信息中，我发现他依然在关注和支持我，也肯定了我的探索。那时，作为中宣部分管新闻宣传的副部长，他常常参加相关会议并在会上讲话。

宁夏参会的熟人在返回银川后碰到我，曾不止一人、不止一次向我透露：“徐光春副部长表扬你了！”“徐部长又表扬你了，大约用了二十分钟！”“徐部长在讲话中，举了你的许多例子！”

这几位参会者，对我说起这些都很兴奋，甚至有几分自豪。在他们看来，一位中宣部副部长，对一个记者如此熟悉、如此关注、如此褒奖，确实不多见。

一转眼，20多年过去了，我虽然很想念他但却再也没有见过他。回忆在光明日报社工作的往事时，我也常常会想到他。在与老同事闲聊时，有位老同事说，在徐光春、王晨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时期，是你采访最活跃、工作最卖力、针砭时弊稿件最多、获得各种荣誉也最多的时期！对此，我没有否认。当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我自己看来，这固然与我那时经过几年历练、业务有了很大提高有关，也与我当时精力充沛、年富力强有关，而更为重要的，还是与这两位领导高超的领导艺术、清晰的办报思路和对我的引导、支持、鼓励密不可分。

事实上，我在光明日报社工作了30多年，先后经历了10任总编辑，无论是哪位总编辑在任，我都是不遗余力、毫不懈怠地投入工作，从来没有为希望哪位领导重用、讨哪位领导欢心、谋求个人利益而做事。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画面啊！再往深处想想，因为梨花开了，才有游子寻春。有人赏花，花才开得更有价值！

一个人工作的积极性能否充分焕发出来，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事，还与所在单位的领导是否重视、如何引导、怎样支持有密切关系，这已被很多事例所证实。这也是我一直想写这篇文章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