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高辉，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乡村振兴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稳定风险研究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郝金彬，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汕头大学地方政府发展研究所科研助理。

脱贫攻坚如何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是新的奋斗目标下的重大议题，本研究旨在揭示该议题下的党建向下赋能与乡村社会向上承接间的耦合调适机理，并以此来阐释“党建引领”在乡村振兴中的关键作用。采用田野方法展开多案例研究，对话政治耦合与适应性治理理论构建了“耦合调适”的分析框架，并总结了“党建双向拓展中的自治单向下移”的实践机制。研究表明：在党建引领下，基层多元政权力量遵循“耦合调适”机理而实现了乡村社会有效共治，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稳定的治理秩序。其核心机理在于：（1）在党政体制推动的脱贫与乡村振兴进程中，执政党的双重属性得以贯通上下界面而将基层政权的“利益、权威与价值”进行耦合，并在地化地调适为与乡村社会相适应的共治策略。（2）“党建双向拓展中的自治单向下移”的实践机制，既是耦合调适机理得以有效运作的载体，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需要的实践创新。研究的可能创新在于：关注了在党领导一切的背景下，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原则在乡村治理场域的具体表现，揭示了党建引领社会共治的路径与机理，回应了政党适应性议题，为乡村社会治理转型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理论视野。

研究背景与问题

为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稳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引领作用，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各地方党委政府颁布了《强化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的实施意见》，由此形成“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战略话语、“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领导机制、“党建引领乡村社会共治”的治理需要。然而，党组织对乡村振兴工作的超常规向下赋能面临着乡村治理主体向上承接力不足的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党建悬浮”、“治理碎片化”、“党组织干、群众看”等治理困境。有学者敏锐地概括了“党领共治”模式，意在强调一种有红线的治理边界调整机制。也有学者指出党建引领已成为推动多方主体协同共治并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由此可知，“党建引领乡村社会治理”旨在实现“有效共治”来化解乡村治理困境进而助推“乡村振兴”；而基层政权主体、乡村自治主体以及龙头企业、产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并非天然地有效共治。那么，基层党建如何耦合多元治理力量，并使其在地化地适应乡村社会的新治理需求，从而实现有效共治?概言之，本研究试图以党建扶贫以及乡村振兴实践为案例探究党建引领乡村社会共治的耦合路径与调适机制，既回应(执)政党适应性议题，又推动乡村治理研究。

文献综述：已有研究梳理与新的方向

作为基层治理领域的制度创新，党建引领乡村社会治理实践属于基层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治理关系问题。当前乡村治理秩序始于乡政村治格局，已有学者在国家-社会关系二元分析视野下做了大量相关研究，不再赘述。十八大以来，“党建引领”成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关键抓手，产生了如第一书记制度、党建扶贫、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等实证研究。更进一步，有研究者主张超越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相继提出了政党、国家与社会的三元分析框架、政党中心主义、政党整合治理；也有研究试图引入“第三领域”概念来进一步拓展该分析框架。因此，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治理关系研究可能需要转向关注党建引领与共治问题。党建引领乡村社会共治研究主要讨论“为何要党建引领共治、党建如何耦合多元治理力量、党建引领的适应性效果”三个问题。

第一，党建引领乡村社会共治的动因研究。首先，国家基础权力扩张与社会治理活力关系视角认为两者存在“收-放”悖论，因而需要加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其次，基层党的组织能力与覆盖面关系视角认为两者存在平衡悖论，因而需要加强党建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共治。其三，乡村治理视角认为乡村治理结构变迁与多元分化社会需求逐步脱节，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存在四大“治理之困”，关键在于“党建引领”。

第二，党建引领乡村社会共治的过程研究。宏观层面有“政治势能”、“中国特色党政治理结构”的有效运行等理论体系。中观层面有“政党组织社会”、“政党引领社会”、“政治耦合”等理论框架。微观层面则提出了“嵌入式”党建、“党领共治”、“三重权威塑造机制”与“政党整合社会”、“政治势能到社会治理效能”、第一书记的“粘合治理”、“以红领专”等运作机制。

第三，党建引领乡村社会共治的适应性效果研究。已有研究关注了社会治理的制度适应性效果，但忽略了基层党组织的适应能力。许多学者从以下两大视角进行了探究：其一基层党建的适应性过程，诸如“服务导向的基层党建”、“适应性党建”、公共服务式党建；其二基层党组织适应性治理效能，诸如有效共治与责任共担、社会的参与性与党组织的内部调适、应对社会风险、耦合与适应。然而，尤其需要重点探讨的是：(执)政党引领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共治的适应性前提是什么?

对此，动因研究强调指出了其主要困境，并强调了“党建引领”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如何发挥“党建引领”的作用关注不够；过程研究提供了不同层次的理论资源。源于阿根廷学者拉克劳(Ernesto Laclau)等人的“政治耦合”(political articulation)理论较为符合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践特征，他把这一概念界定为“将分散议题编织成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过程”。后来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拉克劳对“政治耦合”的阐述既没有深入讨论政党在“耦合”中的作用，也忽视了“耦合”并不只是一个话语建构过程，而是一个包含了话语建构、组织动员、利益输送、暴力胁迫等多个层面的政治社会学过程。有研究认为中国的党建扶贫实践实质上是融合了“话语宣传、组织建设与资源输入”三重路径的复合实践，体现的是“利益、权威与(价值)观念”的三重嵌入机制。因此，结合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实际，本研究试图将“政治耦合”理解为党建引领话语宣传、组织动员与资源输入三位一体实践中所承载的“利益、权威与价值”三重耦合过程。它不只是强调“政党整合社会”的社区实践，又不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治理关系与结构，也不完全是基层党建与精准扶贫双向推进中的基层治理秩序调整，而是类似于第一书记将国家的宏观政策目标、派出单位的科层制优势与资源、基层干部和村民的利益等进行粘合后凝聚共识并再造新的治理结构的过程。再者，它与“政党整合”、“粘合治理”等概念有一定的实践相关性，但是它强调了政党之所以能够实现整合社会这一功能的基本原理，而不只是对基层党建整合或粘合社会各类主体和资源的经验概括。综合已有三大视角的研究，本研究将党政国家体制在推动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的“话语宣传、组织建设与资源输入”等三重路径有效整合而形成的“价值、权威与利益”等三位一体的政治社会实践过程称之为“政治耦合”，该过程为党建引领基层政权与社会共治的适应性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结构性前提。

综上所述，上述研究虽然已有重要的知识积累，但是关注面、研究视角以及理论框架还有待进一步推进。第一，党建引领乡村社会共治的动因研究忽视了党建向下赋能与乡村向上承接力不足的现实矛盾，也没关注到乡村治理碎片化、党建悬浮等现实问题。第二，党建引领乡村社会共治的实施研究仍采取分层研究视角、且多关注城市社区，尚未将基层党委、基层政府及多元乡村社会治理主体同时纳入过程分析，也较少关注农村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过程。第三，已有的政治耦合理论研究忽视了党建引领的耦合路径分析，也没关注到党建引领在乡村社会的调适过程与机制。简言之，已有研究尚未深入剖析党建引领乡村社会共治的现实困境、耦合路径与调适机制，而本研究试图在多案例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能回应上述问题的解释框架(即“耦合调适”)。下面将重点呈现该概念框架的经验证据与构建过程，从而提炼其核心机理与可能的创新意义。

研究设计：研究方法、案例呈现与比较分析

研究方法与实施过程概述

本研究主要采用“嵌入性多案例研究”，即具有多个分析单位的多案例研究。选择多案例研究，主要是因为其适用范围比单案例研究更广泛、更有说服力、更稳健。具体而言，以三个不同地区的“党建扶贫与乡村振兴实践”为案例，重点关注资源输入、组织建设与话语宣传等三个分析单位；遵循“原样复现”的“复制逻辑”，旨在从不同的案例中发现相似的结果，从而揭示相似的内在机制。

2017年3月至2019年12月，笔者多次调研党建扶贫与乡村振兴实践，累计驻村调研达100多天。三个案例的研究现象与分析单位大体类似，所不同的是案例背景。东部A村贫困程度较轻、乡村治理关系比较规范、国家的脱贫压力较轻；C村则在贫困程度上严重、乡村治理关系比较松散、国家的脱贫压力很强3；中部B村相应居中。2020年，由于疫情，线下调研趋于中断，后续多次线上联系第一书记、村干部等人进行访谈。2021年7月-2021年11月，笔者再次深入案例现场，重点考察党建引领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效果。

本研究主要采用参与观察与无结构访谈来展开调研。参与观察主要是了解党建扶贫与乡村振兴相关项目的工作流程、工作内容、工作困境与工作效果；收集所在案例地点的内部资料、党组织文件与工作材料等等。无结构式访谈，主要在村庄内外与党委干部、驻村干部、村干部以及群众进行广泛交流，获得基层干部对党建扶贫以及乡村振兴过程、困境、秩序等复杂内容的理解。调研获得近8万字的有效访谈资料，并且分类整理和编码。

三个不同地区的案例梳理与比较分析

案例1：A村的“三级党建联动”

A村于2016年9月接收从省直单位选派到该村担任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的帮扶干部。2017年10月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第一书记及其工作队会同A村所在乡镇党委政府、A村“两委”等主体制定了“三级党建联动”的行动方案(参见表1)。

表1 A村三级党建联动助推精准扶贫、衔接乡村振兴行动框架

首先，为了解决党建向下赋能与村庄向上承接不足的“中梗阻”，A村所在乡镇党委构建了“乡镇党委、村两委以及自然村/村民小组”间纵向的三级党建体系。其一，村支部与第一书记“合署办公”，既承接乡镇党委的“党建扶贫与乡村振兴”指示，又领导本村的党建扶贫与乡村振兴任务。其二，在党员能人的示范带动下，完成各小组的党建扶贫与乡村振兴宣传、项目实施与小组党建等具体任务。

第一书记与村干部被纳入乡镇党委统一领导的“党建促扶贫与乡村振兴”规划中，通过他们来消除上下对接不畅的中梗阻。

乡镇党委统一领导实施党建促扶贫、党建促乡村振兴，既给第一书记与乡村振兴工作队赋权，又突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作用。

其次，构建了“三级党建引领下的扶贫与乡村振兴”行动方案。村级扶贫项目统一在村级党建引领下统筹，并在各村民小组间分配。小组的扶贫任务由村民小组长和党员能人组成的小组党建扶贫小队负责。

村民小组里的党支部与能人一起负责小组的扶贫工作，减轻村两委压力；村两委可以集中精力在统筹扶贫资源和应对上级考核上。

要依靠能人，他们有威望，通过他们让党的影响直接延伸到各家各户。在小组里面，很多项目都容易形成一致，行动容易展开。

再次，该行动方案逐步延伸到“美丽乡村”、“移风易俗”、“产业兴旺”等乡村振兴行动中。

通过小组党建引领小组自治，效率更高。除了党建扶贫工作之外，美丽乡村、红白理事、移风易俗、产业合作社等工作都依托党建来展开。

以前有些村民小组“水都泼不进”，现在用这套做法都调动起来了。

“三级党建联动”是脱贫攻坚时期的重要经验，在接下来的乡村振兴中我们会继续沿用并逐步稳固下来。

概括而言，上述治理方案对破解既有治理困境产生了三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充分承接了扶贫中的资源输入，并结合村庄内部实际进行了有效分配。

联动体系主动协调各级结对部门落实相关政策，对上统筹各类资金和项目，对下根据小组情况来分配。解决了前几年自上而下资源投入高、部门参与多但是自下而上资源对接难、集体行动弱的共治困境。

第二，充分发挥了能人示范效应。通过党组织的话语宣传来发动能人，进而促成小组共识，既创新了村民自治，又重塑了乡村价值观念。

把小组内能人动员起来，大部分人就跟着行动起来，更容易达成组内共识。扶贫说到底还是要扶到思想、风气上去，乡村振兴也是要整个精神面貌的振兴。党建、党员能人就要发挥好示范作用。

第三，充分激发了党建的动员作用，连接了村民与基层党委政府，为上述资源输入与价值重构提供了权威支持。

一是项目资源上由三级联动会议以“一村一品”的理念来动员各小组申报产业项目。二是组织建设上以党员联系群众、党员动员贫困户。三是不断加大贫困户的生活价值观改造。典型的有第一书记带队、动员党员能人入户帮忙打扫卫生、讲解党的政策、谈心谈话。

A村三级党建联动行动方案，将分散的村民、内卷的党建、脱节的自治以及悬浮的乡镇党委政府重新“耦合”起来，经过“调适”而形成了统一、明确、有效的新型乡村治理秩序——以党组织上下联动、村民自治重心下移与村小组集体行动的社会共治模式。

案例2：B村的“党群理事会”

B村处于中部省份，属于省定相对贫困村，脱贫压力较小。B村党建扶贫重心落在“基层党建”上，展现由“党建促精准扶贫向党建促乡村振兴”衔接的趋势。为了接续乡村振兴战略，B村在县、乡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治理结构调整。

首先，B村所在省份迅速开展了加强基层党建助推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的布局。文件中明确强调：健全落实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加大选派“第一书记”力度，严格把关“乡村振兴工作队”的选派程序和考核结果；把党建引领推动扶贫开发工作经验作为衔接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在这种战略部署下，促进“党建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双赢”成为基层的中心目标。

其次，形成了“党建扶贫”三个特征的面貌。文件中规定为：(1)建立县级整合机制，以重点扶贫项目为平台，把专项扶贫资金、相关涉农资金、社会帮扶资金捆绑集中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2)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党建引领扶贫开发工作成效作为贫困地区市县乡党委书记述职评议考核工作的重要内容；(3)加强思想教育，正确引导群众价值预期，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再次，促成了“干部驻村帮、单位做后盾、领导负总责”的工作格局。与A村类似，B村面临着村庄治理能力、资源以及结构等方面不足而难以对接该工作格局的困境。在这样的状况下，B村在乡镇党委的领导与支持下，逐渐形成了“党群理事会”治理形式。

“关键在于‘干部驻村帮’；那么帮谁?怎么帮?这得依靠村干部、村民小组长、能人队伍，但是需要以党建引领他们。再者需要调整乡村治理秩序，不仅要让扶贫资源下沉得下去，也要让基层党建工作沉得下去。因此才在村支部、村委会、村民议事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村党组织与第一书记领导下的党群理事会。”

党群理事会充分发挥了对接乡镇党委政府的扶贫规划、统筹村级扶贫资源、宣传贯彻脱贫新思想的耦合作用。其一，通过向上拓展，获得了乡镇党委的赋权和资源；其二，向下拓展到了村民小组，增加了党群联系；其三，在村民自治的法律框架内，通过村级党组织、小组党建“调适”了原有治理结构。

它与原来的路子有两点区别：一是在村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活动；二是没有冲击法律规范，调适了原来的治理结构，而且比村委会、村民大会灵活。

党群理事会使得党建直接下沉到小组，是由村支部和群众共同组成的自治组织，但是比村委会、村民大会灵活、伸缩性强。党群理事会下有负责具体公共事务的理事会，比如红白喜事会、新乡贤理事会、村容村貌理事会、“党支部+合作社+群众”的乡村产业振兴理事会。

再其次，党群理事会实质是“党建与自治”双重下沉。然而，由于村党组织在乡镇党委的脱贫规划中的地位(即“上级赋权”)而实现了党建向上拓展；相比而言，村庄自治缺乏这种向上拓展的机制。正是“党建双向拓展中自治单向下移”的治理结构使得党群理事会能够“调适”原有的治理结构而发挥更加灵活的作用。

在乡村振兴战略任务下，理事会广泛征求村民意见。收集了主要问题后，理事会召集组成了包括党员、村民组长、村庄能人等共32人的议事组来商议。最终确定了“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以及低收入群众”、“议事组申报小组项目、理事会申报村级项目”、“议事组带动小组行动”等行动方案。

最后，党群理事会及其内在治理结构是在党领导一切的背景下，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原则在乡村治理场域的具体表现，反映了党建引领多元治理力量从不同层面共同实现治理目标的共治策略。

党和政府，只是从不同的层面实现治理目标。第一，原来党政要分开，现在党领导一切；第二，现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虽然谈产业合作都是我签约，但是产业项目都是书记、党委决策和推动；第三，乡党委、村两委、第一书记、小组党支部，和乡政府、村委会、村小组，看似两条单独的线，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像我们，党委班子是9个，政府班子是四个，其中有三个是党委班子成员；村里也实施一肩挑，村支书不是民选干部，就可以做到一杆子插到底。第四，党委部门、政府部门、第一书记、村支委、村委会等只是从不同的层面实现共同治理目标的共治策略。比如纪委，通过问责来整改以推进目标；人大是保证一些好的建议被吸纳进来进而改善目标等等。

案例3：C村的“第一书记兼镇党委副书记+小组党建+小组理事会”

C村处于西部连片特困区，属于重点贫困村，脱贫压力和任务繁重。C村所在省份积极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将“扶贫工作队”更名为“乡村振兴工作队”。C村所在乡镇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作为中心工作，将“加强基层党建”作为核心抓手。与另两个案例相比，C村在党建扶贫与乡村振兴实践中走出了不同的道路：“第一书记挂镇党委副书记+小组党建+小组理事会”。第一书记与村支部组建行政村党总支，并向下拓展小组支部，推动小组党建引领下的小组理事会。

首先，乡镇高度重视“加强基层党建助推精准扶贫、衔接乡村振兴”目标。

其次，党建扶贫走出了“资源输入”、“话语宣传”以及“组织建设”等三重路径，逐步对村庄治理秩序进行了调整。

变化主要调整了村庄治理结构。第一书记挂任党委副书记的组织形式赋予了村级组织体系更多的权威。由于村干部的坐班制，要求很多扶贫项目在村小组里面去落实。我采用两个方式：一是在乡镇党委的准许下组建了村党总支，在小组上建立了党支部，小组党员数不足的则挖掘并发展能人党员；二是，组建小组理事会，由小组党支部、小组长以及组内能人组成，共同执行小组任务。

主要是受村干部坐班制和合村并组的影响，在村小组层面更容易达成共识。当然也和村干部老化有关，需要发挥小组能人示范和小组自治的优势。小组理事会具有更加广泛的带动力，能够直接将党组织与村民联系起来。

为了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首先要统一党员干部的思想，然后动员他们去感召各小组能人，最后能人示范、逐步调整来促成共识。驻村工作队被忽略的最重要工作就是党员干部的思想工作，是群众价值观层面的感召工作。

由此可见：一方面是各级党政部门的扶贫资源输入催生了村级统筹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党建扶贫的思想宣传易于在小组间形成共识。在这两个方面的条件下，扶贫资源在村内小组间分配，并且通过小组自治的实践路径得以形成。

再次，C村第一书记挂任乡镇党委副书记，并通过第一书记将村党支部改建党总支，在村民小组建设小组党支部与小组理事会，形成村小组党支部+小组理事会的自治格局。

党建扶贫与乡村振兴在统一的行动规划之下、运用一套组织体系落实。但是又不全是乡镇、村两委、小组这一套系统，还包括了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小组党支部、小组理事会。在第一书记挂任乡镇党委副书记的条件下将村支部改成党总支，下面设立小组支部或者发展党员能人。小组理事会在小组支部的领导下，把小组长以及组内能人吸收进来组建成自治组织，可以扩大村民议事效率，直接承办乡村振兴项目。

以上三个背景与做法不尽相同的案例展现了共同的行动目标、实践特征与内在机理。其一，以“加强基层党建、助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为核心目标，以“项目化运作、能人示范、价值感召”为核心抓手。其二，耦合利益、权威与价值等多方面力量以“资源输入、组织建设与话语宣传”的实践路径嵌入乡村社会后，通过调整乡村治理结构以适应新时代的治理需要而逐步改变了乡村治理秩序。其三，塑造了“党建双向拓展中自治单向下移”的实践机制。具体的梳理与比较见表2。

耦合调适：党建引领乡村社会共治的路径、策略与机理

表2 多案例梳理与比较

本部分重点以党建扶贫与乡村振兴实践为案例揭示党建引领乡村社会共治的“耦合调适”路径、条件与策略(见图1)。具体而言：(1)党建引领乡村社会共治的“耦合调适”实现路径和策略；(2)揭示不同路径及其策略的产生条件；(3)概括上述治理现象的内在机理与治理意义。

图1 耦合调适机理的形成路径、条件与策略

在党建扶贫与乡村振兴实践过程中，党建引领基层政权主体以“资源输入”、“组织建设”、“话语宣传”三重路径介入乡村社会，承载了党政体制的“利益”、“权威”与“价值”，进而作用于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第一书记、驻村干部、村两委干部等社会治理主体通过“项目化运作”、“能人示范”、“价值感召”等实践策略实现有效共治。下面我们将论述其中蕴藏的内在机理。

利益耦合与分配调适：资源输入路径下的村级统筹与小组分配

大规模扶贫行动、乡村振兴实践以资源输入的形式下乡，究其根本属性则是向乡村社会输入了大量新的利益，并改变了原有的利益结构。在“五级书记抓扶贫”、“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领导机制下，扶贫与乡村振兴任务远远超出了由“省-市-县-乡”的扶贫部门与涉农部门等构成的常规行政体系，而演变成了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以及社会力量等共同参与的复杂局面。贫困村或帮扶村的发展不仅是村庄内部的利益问题，而是事关各级帮扶机构、驻村干部以及村干部等多方面的利益。当常规的“省-市-县-乡”行政体系，与非常规的各级结对帮扶机构都向对应的村输入帮扶资源，同时又需要依赖对应的村级组织来完成各自的帮扶任务时，就引发了村级组织如何承接并有效利用各级各类帮扶资源的困境。为了化解困境，党建引领形成了“利益耦合”与“分配调适”的治理机制。

首先，各级党政部门的帮扶责任促成了“利益耦合”机制。一方面，基层党建引领下，村级组织发挥了资源统筹作用，将各级帮扶主体的利益耦合在统一的治理框架之中。突出的表现在“建强基层组织、稳固脱贫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的目标之下，各级帮扶主体的资源在村级进行统筹。以加强基层党建的名义，村级组织完成了对各类资源的整合，从而将复杂的利益诉求融合到具体的治理任务之中。另一方面，村级组织是上级党政各部门考核、督查以及检查任务完成状况的最基层单位，村级统筹可以较为高效、统一地回应上级各单位的要求。

其次，村级“利益耦合”之后通过分配调适机制而实现了帮扶资源的小组分配。村级组织既需要进行详细地“摸底调查”以便了解整体状况和分散的村民诉求，又需要将统筹之后的资源进行有效分配，以便适应村庄的治理需要。在村级统筹的条件下，对资源进行小组分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一方面，村民小组成为完成扶贫与乡村振兴任务的一线场域，同时成为更下一级治理单位。另一方面，以“民主评议与干部审核”为主要方式的村内资源分配方式在村民小组协调成本更低。再一方面，由于“合村并组”政策增加了村级治理的范围和成本，在发展产业、提供村级公共服务等方面，以小组为单位进行项目申报和项目执行成为成本较低且有效的选择。典型的表现是，驻村干部摸底调查村庄内各小组的发展需求和各小组的特色产业基础，经过小组内的讨论、协商后形成资源分配策略上的共识。

然而，上述治理策略并非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建立在“权威耦合、动员调适”与“价值耦合、共识调适”的基础之上。

权威耦合与动员调适：组织建设路径下的上级赋权与小组党建

本研究将村级党建领导小组围绕“建强基层党组织、稳固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目标下的党建过程称为“组织建设路径”。而上述资源输入路径中的“利益耦合”正是建立在与之同步的组织建设路径所发挥的“权威耦合”的基础之上，并形成了与“小组分配”的调适过程相适应的“动员调适”策略——小组党建。

首先，各级党政机构的政治压力催生了“权威耦合”机制，并产生了“上级赋权”的策略。上级赋权是指村级党建扶贫与乡村振兴工作超出了本级组织的权威范围而获得了乡镇以及更上层党政部门的权威支持，而村级党建则通过不断强化与上层党政部门的联系来获得最大限度的政治权威。典型的做法如：C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同时挂任所在乡镇党委副书记。其内在逻辑与“利益耦合”一致，就是要将层叠的、复杂的各级权威耦合成能促成集体行动与共识的内在动力，并外在地表现为基层党建的组织引领作用。值得注意的是：(1)“权威耦合”之中的上级赋权，是自下而上的权威争取与自上而下的权威支持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只是“各级党政部门的赋权或权威支持”，这一点体现了“权威耦合”的创新意义。(2)党组织的纵向联系而实现的上级赋权，并没有同步发生于村委会、村民小组的自治组织体系中，这一点体现了基层党建在乡村社会治理中核心领导作用。

其次，获得上级赋权后，村级党建通过“动员调适”机制形成了小组党建策略。村级党建工作进一步将党建的范围延伸至村民小组，在村民小组设立党支部或党小组来吸纳能人发挥示范作用。与村委会、村民小组间的自治体系相比，小组党建的作用日益显著。它证明了党建在地化的调适机制：一方面，它向下拓展了村级党建的权威，实现了小组自治与小组党建的同步下移。另一方面，它通过推动关乎群众实际利益的问题来深化党与群众的关系，适应了乡村社会治理转型需要。

上述路径给乡村治理秩序带来了新的变化：“党建双向拓展中的自治单向下移”。然而，“利益耦合”与“权威耦合”机制的同步发生，还伴随着“价值耦合”机制。

价值耦合与共识调适：话语宣传路径下的凝聚共识与小组自治

为了更务实地利用帮扶资源，村级自治单元与党建单元呈现向村民小组同步下移的趋势。在这一趋势中，村级层面的话语宣传路径发挥了“价值耦合”与“共识调适”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凝聚共识与小组自治”。

首先，话语宣传路径中产生了村级层面的“价值耦合”机制，具体表现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价值感召。扶贫与乡村振兴任务在压力传导与责任落实过程中易于引发脱贫价值、乡村振兴意义的价值冲突。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各级帮扶干部对于扶贫与乡村振兴的价值怀疑与精神焦虑，另一方面则是自下而上的贫困户或低收入困难户、普通村民、村干部、驻村干部等由于工作环境、生活方式或发展方向等而产生的价值冲突与焦虑。在了解贫困农村存在“等靠要”、“不劳而获”、“好吃懒做”等消极思想，而党政体系中则部分存在“救急不救穷”、“扶贫是一阵风”、“乡村没价值”等怀疑思想之后，党建工作特别注重耦合各级帮扶干部、尤其是驻村干部的脱贫价值观、振兴价值观。典型的表现为充分强调“扶贫先扶志(智)”、“扶贫是政治任务”、“乡村必须振兴”等。扶贫与乡村振兴的话语在村级层面形成的价值冲突，经过党建的“价值耦合”策略而达到了凝聚共识的效果。

其次，上述策略凝聚了组织内外人心、改造了群众的脱贫价值，进一步通过共识调适机制助推了小组自治行动。无论是“脱贫攻坚”、“全面小康”、“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还是“美好生活”、“内生动力”、“共同富裕”等政策话语，都只有在经过一定的“价值耦合”之后才能在基层治理中形成共识。这种共识性话语需要经过调适之后才能被群众所理解，进而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一方面，驻村干部、村两委干部通过不断走访、劝说、开会等方式来寻求与各小组村民的共识；另一方面，驻村干部会反复、多次向村民小组长以及各小组的能人宣传、贯彻脱贫的目标和振兴乡村的价值。在这样的反复调适中，党建的引领作用通过话语宣传的路径融入小组自治行动中。党建扶贫与乡村振兴的话语宣传在村民小组层面容易形成共识，从而实现价值层面的改变，进而助推党建引领下的小组自治。小组自治贯彻、强化了党建的话语宣传作用，降低了村级层面的话语宣传与集体行动的难度。小组自治助推了村级自治的官僚化程度，但是其可行性远远高于村级自治。

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三个地方的案例比较分析表明：在党建引领下，基层多元治理力量遵循“耦合调适”机理而实现了乡村社会有效共治，从而为乡村振兴的发展需要提供了稳定的治理秩序。“耦合调适”的核心机理在于：在党政体制推动的脱贫与乡村振兴进程中，执政党的双重属性得以贯通上下界面而将基层政权的“利益、权威与价值”进行耦合，并在地化地调适为与乡村社会相适应的共治策略。传统的“乡政村治”治理秩序逐渐呈现新的治理状态：“党建引领下的乡政、村派与小组自治”的治理模式；具体表现为“党建双向拓展中的自治单向下移”的实践机制。该实践机制是在党领导一切的背景下，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原则在乡村治理场域的具体表现；反映了党建引领多元治理力量从不同层面实现治理目标的共治策略，为化解党建向下赋能与乡村社会主体向上承接间的矛盾提供了结构性基础。本研究所揭示的耦合调适机理正是在该结构性基础之上而发挥作用。

耦合调适机理的运作过程与具体表现

“耦合调适”机理表明：党建扶贫与乡村振兴实践耦合了利益、权威与价值等多方面力量以“资源输入、组织建设与话语宣传”的实践路径进入乡村社会后，通过调整乡村治理结构以适应新时代的治理需要，从而形成了新的乡村治理秩序。具体而言：(1)以“加强基层党建、助推精准扶贫、衔接乡村振兴”为治理目标，基层党建在村级治理过程中沿着上述三重路径而形成了“村级统筹、上级赋权与凝聚共识”的治理条件，进而逐渐形成了“小组分配、小组党建与小组自治”的行动策略，具体表现为资源输入路径下的项目化运作、组织建设路径下的能人示范、话语宣传路径的价值感召；(2)基层党建在这一有效共治过程中发挥了三重功能：资源输入路径下的利益耦合与分配调适、组织建设路径下的权威耦合与动员调适、话语宣传路径下的价值耦合与共识调适；(3)党建引领乡村社会共治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党建双向拓展中的自治单向下移”的实践机制，这既是耦合调适机理得以有效运作的载体，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需要的实践创新。总之，党建扶贫与乡村振兴实践不仅反映了党建引领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互动与互构的过程，还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适应能力，为推进政权韧性研究提供了中国经验。

耦合调适机理的理论关切与可能的创新之处

首先，促使学界“看见”“党建引领”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作用，可能拓展乡村社会治理研究的理论空间与经验视野。其一，自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实施以来，宏观层面“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与微观层面“党建引领脱贫攻坚”、“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第一书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等实践都表明“党建引领”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且实质的作用，这必将拓宽本领域的经验视野。其二，“党建引领”可能成为反思传统的“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的研究资源，进而回应已有学者提出的“党-国家-社会”三元分析框架；或者跳出“国家中心论”或“社会中心论”，走向更加符合中国当代社会实际的“政党中心论”、“政党整合治理”等理论框架。

其次，执政党并非社会经济变化的被动承受者，而是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去适应各种变化，为中国“政治奇迹”提供了微观证据。基层党建凭借政党的双重属性而得以贯通基层政权与社会自治的边界，而如何引领边界上下有效共治是重要问题。实践中的村干部官僚化又削减了乡村公共性从而降低了自治效能，因此，基层党建既需要整合多方面的治理力量，又要有在地化的适应路径。“耦合调适”机理不仅化解了这些治理困境，而且回应了政党适应性议题，为中国“政治奇迹”提供了新的证据。

最后，进一步夯实了“党领共治”模式，加强了党群联系、促进了村庄公共性再生产。传统的“乡政村治”与“两委并存”的乡村治理结构逐渐呈现一种类似于“乡政、村派、小组自治与党建同步拓展”的治理格局。一方面，党建联系上级党委与下层自治单元，既具有领导权威，又将群众与党组织紧密联系起来，确保了群众路线的实践意义。另一方面，自然村或小组自治更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减少自治的难度和冲突，促进村庄公共性的再生产。总之，它既消解了基层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自治间的冲突，又巩固了党在基层社会的领导地位、并通过加强党群联系而促进村庄公共性再生产。

耦合调适机理及其实践机制对于基层党建与乡村振兴工作的实践意义

首先，有助于化解乡村自治官僚化问题。“党建双向拓展中的自治单向下移”是适应乡村自治官僚化的实践表现。其一是村干部面临更多的上级任务和指令，减少了他们下村完成治理任务的机会和空间，也使得他们日益被卷入到执行、应对上级要求的官僚化任务之中。基于此，小组自治被广泛的运用起来。其二，党建的双向拓展有助于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提升组织力和群众认同以扩大党内民主与村民自治同步运行。乡村自治官僚化以及自治单向下移，客观上延伸、充实了村庄内部的治理重心、内容，而党建的双向拓展则使得这个过程实现了上下的动员调适，为有效共治提供了组织保证。

其次，它是适应压力型体制的社会治理创新，有助于基层减负。以扶贫为例，有研究揭示了双重异化机理下的“形式主义悖论”。然而，形式主义现象只能是部分帮扶干部对脱贫考核的回应，并不等于完成实际的任务。扶贫任务的实际执行需要符合实际的组织机制，而党建双向拓展中的自治单向下移机制可能满足了这一现实要求。相较于以前的基层治理任务，这一机制既发挥了党建的权威与领导作用，又拓展了自治形式与空间，因而本研究将它理解成适应双重异化机理的治理创新。它既能确保扶贫与乡村振兴任务的正常执行，又为基层干部应对各种考核与监督提供了空间。

最后，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中，需要不断加强党建的组织能力和适应能力。部分地方的基层党建如同近年来部分地区的基层扶贫一样，陷入了党建悬浮的困境，无法承担起引领乡村治理的重任，反而陷入了空讲政治、空讲党性而脱离乡村实际的困局。究其原因，一是基层党建忽略了在地化的适应能力的培养。它局限在发展党员、管理党员等内部组织建设上，而过度依赖高层包办又容易造成基层党组织边缘化，缺乏继续下沉并有效联系群众的适应机制。二是基层党建没有真正发挥“有效引领”的组织能力。它局限于专业化的党建工作，而缺乏将资源、组织与话语等多方面力量“耦合”起来的机制，因此无法形成治理合力。因此，“耦合调适”找准了乡村社会有效共治的原理，将从根本上重塑乡村治理秩序。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一，上述解释框架与结论有待进一步的验证和推进。其二，研究设计方面有待进一步的案例跟进和效度信度检验。而且由于经验材料所限，分析框架中尚没有严格区分党建引领与政府主导或指导间的作用机制差异。其三，政党适应性与其自主性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与逻辑关联，而本研究重点论证了其适应性，限于理论水平尚未能挖掘政党自主性的表现与机理。因此，希冀以此文为引子，既引起广大学者对“党建引领”的关注，又进一步在这几个尚未能廓清的问题的指引下开展下一步的研究计划。

来源：《中国行政管理》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