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对闽西苏区政权建设的深远影响

□邱德昌

闽西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是中央苏区最早创建苏维埃政权的区域，闽西苏维埃政权建设为中央苏区政权建设提供了可贵的范本，古田会议确立的原则成为闽西苏区建设的指导核心，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民主建政一体化建设在苏区建设过程中一以贯之，古田会议为闽西苏区建设指明了方向，加强了组织建设、队伍建设、作风建设和政权保障，为苏区建政奠定坚实基础。

毛泽东思想闽西实践：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民主建政

1929年12月在上杭召开的古田会议，虽是红四军的一次会议，却是我党我军建设里程碑式的重要会议，会议确定了我党、我军建设的灵魂支柱。古田会议的重大意义，许多学者论述其內涵主要包括：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敢于斗争，勇闯新路。并认为古田会议是对井冈山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和弘扬，为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等作了铺垫。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是古田会议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核心和建军的灵魂，而闽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苏区政权，其民主建政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古田会议内涵。

1930年1月，毛泽东在古田赖坊协成店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第一次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理论，标示着毛泽东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

闽西人民的革命实践离不开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也可以说，闽西的革命实践，是毛泽东思想重要发祥地和试验田。在闽西这块试验田，毛泽东在关于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三大领域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分析，并提出卓越的理论建树。同时，这些理论在闽西苏区得到实践和推广，并取得了辉煌胜利。事实上，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结束之后，就立即开始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即“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尤其是武装割据后的建立地方政权问题。1930年1月1日，他收到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他写的元旦贺信，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协成店写了回信，信中着重阐述了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可以说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道路。1930年5月，毛泽东通过江西寻乌调查后，在闽西形成初稿并在闽西印刷出版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开展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1931年6月至7月间，毛泽东以前委总书记名义三次致信谭震林等同志和红十二军军委，第一封信要求其中心任务是“建立武装、地方临时政权和临时党部，把四个问题真正的解决，使于、瑞、石、宁、会、汀六县连成一片。”“坚决反对群众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第二封信又要求其“宁化、石城、长汀三县群众工作才是主要任务”“一面筹款，一面把群众大大发动做到分配田地”。这段时间，毛泽东十分关心红军如何帮助当地群众建立政权问题。随后的1933年11月，毛泽东到上杭县才溪乡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后，写下著名的《才溪乡调查》，是对闽西苏区政权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理念探索。随后，毛泽东同志将他在闽西长汀起草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文章，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演说，提出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观念，这是苏区人民政权建设的重要理念基石。

毛泽东修改的《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召开之后的一系列在闽西的革命实践。其最主要核心当归属于地方苏区政权建设问题，即当前形势下农村武装割据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的道路的走向问题，并由此形成的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作风建设等系列思想。由此在闽西形成的民主建政思想与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共同成为毛泽东思想闽西革命实践的三大重要内容。

这三者关系密切，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既是闽西苏区建设的基础，又是建设中央苏区政权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重要实践。

思想建党：组织和干部建设为苏区民主政权奠定基础

1.群众路线为民主建政筑牢了政权基础

古田会议关于党的组织建设中，还初步论述了党的作风建设问题。要求加强群众工作，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帮助群众。决议指出：红军打仗，不是单纯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等去打仗的，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既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这虽然是批评单纯军事观点的，同时也具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普遍意义。因为在战争年代，党组织也需要开展这些工作，否则革命不能取得胜利，。因此，决议指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决议提出的群众路线，实际就是党所做的一切均为保障群众利益，这是民主建政建立的基础。

作为古田会议决议案的起草者，毛泽东对于工农武装割据、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这三大问题是早有思考的。要实现这三个目标，最关键是，先要解决红四军自下井冈山以来的内部之争，在他心中，一直在酝酿关于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于是，他也带着这些思考来到闽西地方，指导地方建设。在古田会议召开前的1929年7月9日，毛泽东亲自到达蛟洋，指导中共闽西“一大”召开，原来会议定在11日召开，毛泽东发现会议酝酿不足，要求代表走群众路线，再花一些时间，深入群众当中，再做调查，调查的内容，分为土地、政治、党务、武装群众、政治组织、物价、洋货侵入和工农业破产等。他亲自在蛟洋、芷溪等周边乡村做了一番调查后，会议才于20日正式召开。他还亲自修改了《苏维埃政权决议案》，《苏维埃政权决议案》提出“苏维埃政府既为工农兵的政权，它的工作自然就为工农贫民兵士谋利益的。”在《政治决议案》中认为：“实行土地革命使闽西广大的贫苦农民得到土地，建设斗争的坚实基础，尤其是闽西斗争的主要目标。”《土地问题决议案》写道：“只有用革命的方法，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归于农民生产者”，才能“发展农村经济，解放困苦的农民，而解决全社会的生活问题”。这些决议，都说明政权之建立，是为了群众而建立的。闽西苏区在开展土地革命时，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乡为单位、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给地主富农同样一份土地等等的土地分配政策，使闽西苏区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迅速地分配了土地，约有80多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闽西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成果，保障了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中央苏区政权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在汀州“福音医院”休养期间，深入调查写下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体现了“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思想作风和执政理论。图为长汀老古井休养所

古田会议召开后，闽西特委于1930年2月28日召开了扩大会议，按照古田会议精神，检查和总结过去的党的建设工作，提出党的建设工作的新要求，其中重点工作之一即“加强巡视工作，及时传达上级指示，调查各地的实际情况，并指导和帮助下级解决实际问题”，各级党组织要加强深入基层，为基层组织解决矛盾和问题，为群众做实事。在创建中央苏区的过程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闽西进行的土地革命和建设苏维埃政权的丰富实践，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生存利益和政治利益，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和要求。中央苏区的创建人毛泽东关心苏区群众生活，善于为群众谋利益，在苏区的党员干部中树立了榜样。毛泽东通过深入汀州市调查取得第一手资料后形成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成为我党在中央苏区为民执政的见证。闽西苏维埃政权的广大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坚持走群众路线，真正关心群众生活，切实为群众谋利益，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创下苏区干部好作风这一宝贵财产。

2.党的组织建设决定政权组织建设

古田会议召开前，闽西政权组织状况是怎样的呢？一九二九年七月，邓子恢在《苏维埃政权决议案》中以《闽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及其任务》一文作了阐述：“一、过去政权组织状况：A.苏维埃政权为实行土地政纲发展而扩大。一九二八年夏天永定暴动后，闽西即开始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这一政权在四面敌人包围中受了长期的经济封锁与军事上屡次严重的失败，却能坚持至九月之久，这完全是因为它能实现党的土地政纲，得了广大农民群众拥护之故。暴动失败后，政权虽然暂时消散，但不久斗争复起，暴动群众又马上恢复了政权组织，而且比以前扩大得多。现在苏维埃政权日益向扩大的前途。B.闽西政权还没有建立在代表会议基础之上。闽西政权虽然有了一年的历史和广大的区域，但实际上政权机关等于少数包办。尤其是乡苏维埃委员，直接由群众大会产生，没有建立起代表会议的规模。每一件事，群众会人多言杂不便讨论，结果由少数委员处理。客观上便与群众隔绝，所谓领导广大群众参加管理政权，竟成空话。同时委员会易被群众目为它不是个政权机关，根本模糊了代表会的精神。C.革委会长期存在，成了少数人把持包办的政权。各处革委会都由群众大会产生。尤其是龙、永二县革委会，一直到现在延长两个多月，尚未建立正式苏维埃，客观上等于少数人包办把持，有使群众脱离政权的危险。D.革委会变成政府衙门。许多革委会，尤其是新发展区域的革委会变成了派款机关，而且派及农民小资产阶级，而收起捐款来，如大池收猪捐等。同时革委会内组织凌乱，办事没有分工，以致各事分布不开，办理异常迟滞，充满了官僚恶习，有一些地方。如上杭东三区、东四区等处政权为土豪地主所把持。如白砂、古田等处，有的竟为流氓所占据，利用之以剥削农民，这个现象是新政权的致命的伤痕。E.党与政权闹不清楚，政权中没有党团组织。闽西政权机关多系党员包办，因此没有党团之建立，党与政权混在一起。有些地方如大小池等，竟有党命令革委，革委命令党之怪现象。”

由此可知，当时闽西政权组织状况政权存在几个突出问题，一是少数委员包办组织，群众没能参政，民主政权没有建立。二是干部存在官僚主义作风，脱离群众。三是党内组织混乱，分工不明，党领导不力，甚至被夺权。四是党组织没有全覆盖于政权，没有绝对的领导权，党政混为一谈。

古田会议及时提出加强党员素质和党的组织建设。《决议》指出：“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提出了一是要提高党员素质、严密组织纪律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出每连建党支部、每班建一个党小组。《古田会议决议》第二部分党的组织问题中指出：“每连建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决议》对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方面有诸多表述。与此同时，关于民主集中这一方面，《古田会议决议》对民主集中制作较为系统的概括，决议指出，在各级党组织和党的工作中，都要实行“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并要求从制度上和政策上加以保证，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

古田会议召开之后，关于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在新建立的苏区政权中得到贯彻执行。1930年2月28日，中共闽西特委召开了第一届第二次扩大会议，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检查和总结了过去的党建工作，提出了党的建设工作的新要求。要加强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会议通过的《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提出“自暴动后，一般同志做起政府委员来，便日渐脱离生产而与群众隔离起来”，“党是群众的领导者，党唯一的任务，就是针对群众的需求，因时因地找出工作中心，领导群众为本身利益而奋斗，这样去取得群众拥护”。从闽西中央苏区制订运行管理机制方面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党的组织建设已有相当的严密性。闽西中央苏区制度建设主要包括代表会议制度、选举制度、党组织建设、干部考核制度、监督制度。特别是关于党组织建设方面，强调了要加强苏区政权中的党组织建设，确保党在政府行政决策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党在闽西各级苏维埃政府中设有党团组织，苏维埃政府的主要政策都由党组织以常委（或者主席团）合议制和首长负责制的形式议定批准后，由执行委员执行，从而避免了以党代政、以政代党或者党政不分情况的发生。

3.党的作风建设决定了干部作风建设

古田会议决议关注到了党的作风建设问题，决议分析了红四军党内情况，并概括了几种不良的作风如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官长严重脱离下级关系，对待士兵有打骂体罚等不良作风，对待伤兵有忽视冷漠的作风等。决议指出了这些不良作风对党的危害性，要求党员必须注重调查研究，并要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问题，从而解决问题的思路。对个人主义行为，提出要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但真正将干部作风建设制度化、普遍化的却是中央苏区建设时期。

古田会议召开后的1930年2月，闽西特委召开第一届二次会议传达贯彻古田会议精神时指出，要改造党的成份，严密党的组织，自觉遵守纪律，加强党员纪律和作风建设。会议通过的《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指出“目前党内农民成份占大多数，农民意识支配了一切，工作散漫，组织松懈……要坚决把党内一切消极怠工，不听调动……金钱观念过重，连三月不缴党费……破坏捣乱，昏庸不活动，及吸鸦片的分子驱逐出党；同时尽量吸收城市工人、农村贫农及积极活动分子入党，以改造党的成份”。

《古田会议决议》铸就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党魂、军魂

闽西在创建中央苏区的民主政权时，十分注重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并始终贯穿着一切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端正干部作风，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苏区干部好作风”。当年，闽西苏区流行一首歌谣：“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是苏区干部真正关心群众生活，切实为群众谋利益和发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作风的真实写照。

闽西苏区政权建设过程中积极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和干部考核机制。根据《苏维埃政府组织法案》，闽西苏区政府的行政管理执行双重领导体制。横的方面，各部委受本级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指导和节制，有利于各部委在同级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根据地方特点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纵的方面，各部委分别隶属于上级各有关部委，有利于迅速贯彻上级主管部门的指示和命令，保证决策任务的完成。闽西苏区还注重对行政干部队伍的效能考评。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出台了《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规定了对“怠工放弃职责者、侵越职权者、行动乖张为群众所厌恶者、违反决议案者”予以撤职查办。同时，通过组织工作竞赛、检查评比、巡视检查等方式，完善对行政人员的行政效能考核。对于行政考评优良者，在采用选举制与委任制方式选拔任用干部的前提下，予以精神奖励或者职务晋升；没有通过考评的，予以诫勉、降职撤职处分。通过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和干部考核机制，实现了高效廉洁的行政效能和行政执行，打造了苏区干部好作风。同时，闽西中央苏区政权建设中建立了完整的行政监督体系，通过人民群众、工农检查机关、主管部门、审计部门等形式多样的行政监督，特别是行政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对打击反革命、惩办贪污腐败、保障工农利益、支援革命战争、巩固苏维埃政权，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古田会议中简要表述的党的建设中的干部作风建设问题，在闽西苏区民主建政过程中得到了充实和展开。闽西苏区干部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办实事、谋福利。涌现了张鼎丞、邓子恢、罗明、刘晓、谭震林、罗炳辉、方方、郭滴人、李明光、范乐春、李坚贞、杨文仲等一批觉悟高、作风正的好干部。

政治建军：苏区军队正规化建设成为苏区政权之保障

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提出：“中国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任务。红军的打仗，不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一规定，就将新式人民军队以旧军队的框架中解脱出来，明确了军队和所担负的政治任务。政治建军，人民军队才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人民的军队。人民军队的政治建军，创立的建军原则，解决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在武装割据政权的大背景下，如何将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使人民军队真正成为保护人民政权的武装。朱德曾说：“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是红军建设的纲领，后来大家执行了这个纲领，因而使我军又有了更好的发展”。罗荣恒曾多次回忆说：“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了。”

1930年3月25日印发《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

同样，对于闽西地方武装建设而言，古田会议召开，就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新的起点。张鼎丞在《中共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一书中指出：“红四军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全军进行整训时，四纵队选派了党的代表参加大会，全体指战员参加整训。因此，四纵队直接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同志政治、军事的教育，学习了红四军的优良作风，即发展游击战争、做群众工作、自筹给养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官兵团结、军民团结等作风，从而迅速成为一支正规军。”闽西红军发展壮大所走的路线就是毛泽东所总结和制定的路线：“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邓子恢回忆说：“在群众革命运动中创造地方武装，并根据斗争需要和部队指战员觉悟的逐渐提高，逐步上升为主力部队，地方主力又逐步编到中央主力中去，这种逐步升级的办法正是毛泽东同志建军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九三Ｏ年春，在古田会议的精神指引下，闽西各个县的赤卫队、少先队员经过训练和扩充，都发展成为地方红军赤卫团，开始了正规化建设，到3月闽西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时，各县的赤卫团集中成立了红九军，一个月后，改称红十二军，从此拉开了闽西创建红军的热潮。1930年5月，红十二军前往广东作战，闽西苏区军事力量薄弱之际，一些反动民团、土匪趁机攻打苏区，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闽西特委立即意识到了组建红军保卫政权的迫切，因此，闽西特委和苏维埃政府决定，将各县的赤卫军、游击队组建成为闽西红二十军，以正规部队建设来捍卫苏区政权的稳固。此后，还先后组建了红二十一军、新十二军以及省军区独立第七师、第八师、第九师、第十师和红十九军，共计6个军，４个独立师，后来还组建了2个独立团。

在毛泽东的垂范下，闽西苏区广大干部在革命工作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从实际出发，为苏区群众谋利益。图为油画《毛泽东才溪乡调查》

闽西的地方武装在创建和巩固苏区斗争中能发挥出保卫政权的作用，就是部队加强了政治思想建设和军事训练，其根源，就是贯彻执行了古田会议的精神。参加古田会议的闽西党政军领导，聆听了毛泽东的报告，讨论并明确了古田会议的精神实质，会后，古田会议的精神在闽西各地方党和地方红军中迅速得到贯彻。而部分直接参加会议的军队代表成为闽西子弟兵的领导者。如红四军前委委员李任予，担任红二十一军政委兼军委书记、军长，新十二军政治部主任。谭震林，担任过红四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红十二军政委、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伍中豪，担任红十二军政委，后担任红二十一军军长。胡少海，组建红四军四纵，并担任司令员，古田会议后，任红二十一军军长。游端轩，曾是红四军四纵参谋长，古田会议后，担任新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兼代理军长，新老红十二军合编后，成立福建军区兼红十二军总指挥部，游端轩任代理参谋长兼三十四师师长，1932年他当选福建省苏执行委员，并任福建省苏军事部长，为地方红军建设和闽西革命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后任闽西独立八师师长、红十九军军长、福建省军区参谋长。高静山，古田会议后调任闽西特委委员，负责军事，担任中共闽西总行动委员会书记。后任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陈树湘，原二纵四支队政委，古田会议后，任红军（长）汀连（城）独立团团长，后任红十二军的团长，之后则成为三十四师师长，率领由闽西子弟兵组成的红三十四师成为红军铁流后卫师。韩伟，1931起先后任闽粤赣军委会独立一团团长，福建军区独立第八师师长兼杭永岩军分区指挥、福建军区参谋长，红十九军五十七师师长等职，后率闽西子弟兵100团血染湘江。出席古田会议的闽西地方代表人则有地方领导人谢景德、段奋夫、黄亚光、官觐玖、廖广渊、张子君、雷时标等，他们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而闽西籍军人代表有张鼎丞、叶青山、卢肇西、罗化成、张赤男、赖连璋、官觐侃等人出席，他们直接参与闽西地方军队领导与建设。至于邓子恢，则在领袖毛泽东的言传身教下，对古田会议的精神理解更为深刻。邓子恢同志在《龙岩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载，毛泽东指示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要重视武装建设，要建立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巩固、军事上具有坚强战斗的红军。”邓子恢在闽西党政军中均担任过主要领导，在军队中，他先后担任过红十二军政委、二十军政委、二十一军政委以及闽西红军学校的政委，成为古田会议的精神的忠实执行者。

根据古田会议的精神，在地方武装的每个排或班建一个党小组，定期召开党的组织生活会，党员在组织生活会上互相对照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红军“三大任务”情况，支部书记讲授政治和报告形势，有时组织学习文化知识，不断提高战士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准，从而使闽西各地地方武装迅速成长为新型的人民军队武装，成为热烈捍卫人民政权的人民子弟兵。这些基层武装力量，也为主力红军部队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据1930年7月8日至20日《中共闽西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月刊》载：“闽西红色区域的民众组织，可以说无人不是过的团体生活，无人不受武装训练，凡男女自十六岁到四十岁，均加入赤卫队或暴动队，六七岁到十六岁，则为童子团、少年先锋队，每月训练一次到三四次，正式红军，系各赤卫队抽调。”毛泽东的《才溪乡调查》一文中提到，上才溪青壮年男子（16岁至55岁）554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485人，占88%。才溪乡还被苏维埃中央政府授予全区扩大红军的“第一模范区”。群众性的军事组织成为红军源源不断的兵站，地方武装不断成长，送往红军正规部队，闽西由此成为红军的成长地。从1928年7月永定暴动后在闽西组建的福建第一支红色武装红军营起，闽西有10万儿女参加红军。红四军下井冈山时人数为3600人，到1929年3月第一次入闽时人数为3000人，至1930年6月离开闽西时，人数增加至16000多人。至1933年3月，闽西儿女在闽西先后创建了红九军（后改为红十二军）、红二十军、红二十一军、新十二军、红十九军6个军，还有省军区所属的４个独立师（独立七、八、九、十师），2个独立团（红八团、红九团）。

党的思想上建党、军队的政治建军、苏维埃政府民主建政，这三者之间，关系紧密，相互影响，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是古田会议的核心，亦是闽西、福建省苏和中华苏维埃民主建政的基石，苏区政权稳固是古田会议的精神贯彻实施的硕果，由此充分印证了古田会议对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和苏区政权建设的伟大贡献。

（作者单位系中共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