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演进、构成及因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0期P5—P6

作者: 何怀宏 单位:郑州大学哲学学院,摘自《道德与文明》2022年2期,范利伟摘

文明的进程,首先开始的是人类对自然关系的大幅改变,即人与物关系的改变;然后是人际关系的基本重整,政治秩序的建立;再后才是人对世界和人生的系统反思,包括人对与自我关系、与超越存在的关系的系统反省,从而带来在一个文明中比较稳定的价值体系,带来诸多的精神和心灵的丰富产品。

农业文明不像工业文明——首先从一个地域蓬勃兴起而传播到其他地方,它是在大致相差不太久的时间里,不约而同地在不同地方发展起来。为什么人类会不约而同地“突然”转向农业,大大加速了提升人类能力的进程?是在智人那里发生了一种“认知革命”吗?原因主要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

无疑首先有外部环境的挑战和适应,但又不会只是环境的因素,一定还有人类自身和内在的因素,有一种内心的转型或者说“认知革命”,是一种内外因素的结合造成了这一变动。

人是杂食动物,动物、植物都可以成为其食物;采集和狩猎就成为人类获得食物的主要活动。

采集和狩猎都不改变自然物原来的生长,它们只是通过人类一定的活动来获得自然界现成的东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采集和狩猎就不会破坏生态环境和影响其他物种。

种植和驯养更为有力和深远地改变着生态。两者都人为地、大规模地改变了自然物质甚至它们的本性,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适应人的目的和需要。农业文明意味着人类第一次主动地、大规模和持久地改造了自然世界。

农业文明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巨大,尤其是对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以前的任何变化都不可比拟的。自从有了农业文明,就有了人的定居、人口的集中,有了村庄和城镇;有了各种社会分工、职业和阶层,有了产生更高级的社会组织最后走向国家的可能;有了复杂精细的语言,出现了文字,有了艺术和宗教的发展。

定居带来集中,集中带来政治,政治带来更大的安全和发展。农业还带来长期的计划性,更全面、精密和长远的理性计算,带来多次博弈,对历法和物候的注意等。在一定地域内能够养活的人口大大增加了,或者说剩余产品大大增加了,于是有了细密的社会分工。在农业文明出现之后,出现了最重要的两大分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或曰“劳力和劳心”)。

文明的产生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农业、畜牧和养殖看来是最适合提供这种物质基础的最初方式。虽然人类从采集狩猎阶段进入种植驯养阶段就可以说进入文明了,但完整的文明看来由三个要素构成,它们也构成一种时间上的先后次序。

首先是物质文明。这是指人类改造自然和物质以获得能量、提升物质生活水平的生产机制。

其次是政治文明。这是一种分工复杂、层序结构的社会组织形态,其最突出或完善的形态是国家。

最后是精神文明。精神文明不是一时的心态、观念和意识,而是系统性的反思,比较稳定的价值观和追求,成形的信仰体系、理论和学说,还包括有物质载体的精神产品,如书籍、多媒体等。

谈到文明发展和诸种文明差异的历史因果,笔者想借助于戴蒙德展开讨论。他认为,不同社会之所以在不同大陆得到不同的发展,原因在于大陆环境的差异,而非人类的生物差异。正是环境的差异导致了直到现代的种种差异。而环境差异又主要体现为哪一种自然地理环境最适合粮食生产的发展和传播。但是,戴蒙德用古代的农业文明来说明近代世界的差异,这中间还有一些中介的因果链条,甚至许多需要解释的反例。他强调人的动物性,强调物质因素中环境的作用,这对预防那些试图完全切断人与动物的联系、提出拔高的甚至乌托邦的人类愿景的理论,具有让我们警醒的意义,但是,他的思想观点未免有些“物质的、太物质了”,甚至“动物的、太动物了”。而拥有精神和自我意识的人与其他动物肯定还是有质的区别的。

笔者同意戴蒙德所说的,本来生活在其他族群——国家雏形的族群、农业文明还不发达的族群,甚至原始的狩猎族群——中的人们同样是聪明的,即智力并不差,他们大多可以很快融入现代社会。但族群之间还是会有生理或体能的差异,还有文化的差异。这种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差异也是可以传承和持续的,其习性会不会反映和“积淀”到某种身体的遗传中虽尚待讨论,但至少我们知道文化习性对于族群中的个人常有某种笼罩性和持久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不亚于生物遗传的影响。

戴蒙德所理解的“生物差异”看来主要是指智力。但除了感性的智力,还有抽象的智力和更加重要的价值观。我们看文明史,尤其是后期的文明史,不同个人的智力状况的确不太影响文明的吸纳和传播,但价值观会影响甚至严重影响文明发展的方向。而且,在智力的“聪明”中,是否具有抽象的思维能力——归纳和概括能力、推理和演绎能力等,也会在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甚至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笔者看来,戴蒙德的思想有助于我们预防那些脱离事实、玄思奇想甚至是乌托邦的理论观点,那也是西方思想学术界容易流行的产品。笔者也同意物质文明有一种基础性的作用,是文明后续向复杂的政治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先决条件。但是,戴蒙德却过于低估甚至忽视了制度以及精神和价值观的作用。

笔者现在想说明一种不同时段和不同层面的多因论而非单一因素的决定论。如果说人类还关心从历史得到一点教训的话,就不能不关心历史的因果,就要设法找到前人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来避免失败,获得成功。我们还会试图通过总结过往的经验概括出历史的一些趋势,认识这些趋势对未来也是有意义的。

历史的因果性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的发生往往有多种原因。我们可以考虑引入“不同时段”的概念,将影响历史的因素分成最长远的、次长远的和比较短时期甚至关键时刻的。

首先,最长远的、最基本的影响人类历史的初始面貌的因素,也就是处在太阳系中的我们的这颗星球——地球了。没有地球,也就没有生命,没有人类。地球继续支撑着但也限制着人类可能的基本作为。其次,就是影响各个人类群体——在今天就是各个民族国家——的自然地理环境了。它们处在什么位置,这个位置的大小、地形、气候、土壤等因素,就大致决定了这个社会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外联系和内部关系,乃至影响到民族性格和观念。最后,可能是社会的制度,从社会的经济制度、产权结构、经贸方式,到政治、法律、军事等与国家强力直接相关的制度。

如果我们一定要问它们各自起了哪一方面的作用,我们也许可以说:物质是基础,政治是关键,价值是主导。

物质是基础,是人们活着须臾不可离的基本条件。人们只有在这个平台上才能从事其他活动。这里所说的“物质”并不是单纯的物质,而是与人发生关系的物质。

政治是关键,是能够在短期内发挥巨大作用的因素。它能够调动物质的资源,掌握强大的工具手段,是任何其他力量都无法比拟的。政治权力是实现观念或利益变现的关键。任何价值理念,如果要在社会层面实现,最有力的杠杆就是政治。而任何物质和经济的大规模发展,也必须依靠政治的保障才能实现。

精神是主导,尤其是其中的价值观念,是决定文明究竟往哪个方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和建立了政治秩序之后,精神价值就成为人类各种文明向不同方向发展的主导。当然,更广义地说,当人类有了意识,也就有了计划和价值追求,人们就已经有意识地被价值所牵引。

我们很难绝对地说上面三个因素中哪一个始终起决定作用,它们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时段起不同的决定作用。

上述所有因素: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经济与社会制度、价值观与世界观等,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而是同时起作用的。我们在分析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它实际是处在多种原因的影响之下的,我们更为重视或忽略哪些因素,常常要依我们研究这一事件的目的而定。这些因素也处在一种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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