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为什么这样红?
——简析客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下)
□邱甫田
“客家是中国民族史、战争史、移民史的产物”。从唐末到元初,由于战乱、灾荒等原因,许许多多“中原”汉人或直接或间接南迁到闽粤赣边山区开疆拓土、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融合当地原住民和少数民族文化,独具特色的一支汉族民系——客家,并形成了独特的客家优秀文化。文化涵养品格、遭遇塑造性格。进入崇山峻岭闽粤赣边的客家人对家国的情感特别深沉,形成了扎根山林、耕读传家的内敛本份,为图存发展,又不失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的特性。在上千年的客家形成、发展、播迁史上创造了灿烂的客家文明和客家精神;在近百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实践中,客家人更是光芒万丈、红星闪耀。
一、千年客家,光照千秋
二、客家精神,民系血脉
(1)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
(2)开拓进取的拼搏精神
(3)患难与共团结图存
跨越千山万水,历尽艰难困苦,中原南迁汉人走进了人烟稀少山高林密的赣闽粤山地。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造就了客家人的团结。客家人赖以与困难抗争的,就是族群和集体的力量,就是他们的团结协作、互相扶持。聚族而居的永定土楼及遍布客地的同姓同宗村也是客家人团结互助、患难与共的生动体现。
文天祥的抗元斗争,不管是在江西还是广东,追随他的大多是客家人。特别是在广东梅州,家家户户追随文天祥抗元而不怕牺牲。“势至梅州而大振,男执干攻,女贯甲裳,举旗起义,倾邑勤王。”光绪《嘉应州志》记载:“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文信国(文天祥)引兵出江西,沿途招集义兵,所至响应。相传梅民之从者极众(父老流传,松口卓姓有八百人勤王,败后只存卓瑞一人)。至兵败后所余遗子只杨、古、卜三姓,地为之墟。所以,“客家人来梅州,多在宋末元初。由汀来者十之八,由赣来者十之二”。
太平天国运动是客家人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以群体的方式掀起的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太平天国在客家地区发起,先后有几十万客家儿女加入到这场斗争中来,其中大多都是集体行为,其中包括了一无所有的农民,也包括了相当一部分像韦昌辉这样家境殷实、有一定文化甚至功名的人。这些人自愿捐助财产,举家投入团营,不断壮大起义队伍的力量。
在起义之前,杨秀清等以拜上帝会的形式,形成了金田、紫荆、贵县等五个地区中心,在这些地区都是客家人,他们以族群为基础形成自己的组合,如紫荆地区的烧炭工人团结在杨秀清、萧朝贵周围,贵县地区的银矿工人团结在石达开、秦日纲周围。后来太平天国按地域以村落联合的方式进行建制团营,形成了非常团结和很强的战斗力,以致一路势如破竹,成就了“天国”的神话,也成就了客家人的神话。
(4)铮铮铁骨敢于斗争
不管是文天祥的抗元斗争,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他们的抗争是为天下、为苍生的革命斗争,是侠肝义胆,是义薄云天。虽九死一生,仍铮铮铁骨。客家人在真理和正义面前,往往不肯低头弯腰、敢于斗争。文天祥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管怎样威逼利诱,绝不屈服;孙中山的一生,历尽挫折,辛亥革命前十起十落,但他屡败屡战。
上杭有一位因明清易代而被“阴霾所遮掩”的名人叫刘坊(1658-1713),县城郭坊人,祖籍稔田丰朗,是一位爱国民族诗人、文学评论家。一家三代效忠于明而誓不降清。《天潮阁集》是刘坊留存于世的诗文集。“天潮”者,天朝也,隐含“大明”两字,以示不降清。民国五年(1916),上杭大儒丘复重刊《天潮阁集》,对刘坊的诗由衷发出“读之,能无油然生爱国之心乎?”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先生评价《天潮阁集》的诗文“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
刘坊的祖父刘廷标,明崇祯年间任浙江永嘉丞,后调任云南永昌通判。甲申(1644)之变,明崇祯帝缢死煤山,明亡。廷标作为明忠臣,闻讯即自缢,其长子之谦救释。1647年张献忠部将孙可望进军云南直逼永昌。刘廷标主持永昌府事拒不投降,赋诗三章自缢殉明。其遗诗曰:“三载偷生惭后死,今亡犹是大明臣。”刘坊的父亲刘之谦,蒙恩荫做了南明永历朝的户部主事。永历十三年即清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入云南,之谦为清军所俘,逼他剃发,之谦不从,厉声说道:“死则死耳,秃头鬼可见吾父乎?”遂遭炮烙酷刑,壮烈而死。全家与难者共80余人。刘坊母亲刚好携刘坊外出亲戚家,幸免于难,时刘坊仅2虚岁。
刘坊出身于明末满门忠烈的家庭,国恨家仇,刻骨铭心。18岁前生活于云南,辗转流徙于永昌、腾阳等地。19岁起“慨然兴放游四方之志”。22岁回到祖居地上杭,住于伯子家,取住房名“天潮阁”。但他并没有定居下来,“终年出游之日,常有十八九”。和誓不与清廷合作的王夫之、李世熊、万斯同等人交往,他企望联络各地志士以抗清复明,最终无成,终生自称“明遗民”。1713年客死宁化李世熊家,李世熊的儿子李求可将他葬于李世熊墓侧,春秋祭扫。
三、土地革命,客家红遍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大革命的失败,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在鲜血面前,共产党从此走上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各地武装暴动此起彼伏。
但是革命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大多数起义和暴动都很快失败了。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周恩来、贺龙、朱德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部队撤退至广东潮汕一带。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撤退到了井冈山,在客家人袁文才、王佐的帮助下,很快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1929年初,为了粉碎国民党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红四军主力由毛泽东、朱德率领向赣南、闽西进发。作为客家人聚集地,客家人被视为具有“天然和革命双重优势”。虽然一开始部队碰到了巨大的困难,但红四军很快赢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3月14日,占领闽西重镇长汀;4月1日,与井冈山下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5月至10月,两次进入闽西,歼灭地方军阀两个旅,赣西南与闽西的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在当地群众(主体上是客属地)的支持下,以瑞金为中心,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中央苏区的全盛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辖有28个县境,21座县城,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建立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5个省级政权,60多个县级政权,几乎包括了闽粤赣边区所有的客属地。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客家儿女踊跃当兵。以上杭为例,上杭苏区是全苏区扩大红军的模范县,从1929年到1934年冬,有1万5千多人参加了革命队伍。中央苏区“第一模范乡”——才溪,有近百分之八十青壮年参加红军。《红色中华》高度赞扬:“上杭扩大红军,在福建要算第一,可以算是模范县。”有关资料介绍,古田会议后,上杭各区乡普遍建立了赤卫队,25岁至45岁的青壮年基本上参加。1930年3月,上杭赤卫队约200人被编入红九军第二、六团。1933年3月,闽西红军独立八、九、十师在上杭旧县合编为红十九军,叶剑英为军长,杨尚昆为政治委员。同年6月整编为红三十四师,在长征路中,肩负着保卫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以及中央主力红军抢渡湘江的后卫重任。电影《绝命后卫师》就再现了当年红三十四师作为后卫,掩护红军主力突围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在长征路上,闽西儿女在征途中担负着前锋殿后、政工后勤、侦察救护等特殊而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在血战湘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攻占天险腊子口等战斗中屡建奇功。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率部突破乌江天险,佯装敌人队伍,巧夺晒经关,抢占大树堡,为飞夺泸定桥立下重要功劳;在红军进入黔北地带时,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政委王集成为智取遵义城作出重要贡献;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政治部组织科长袁子钦在巧渡金沙江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一局作战参谋罗舜初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后,西路军女子先锋团吴富莲率部孤军奋战河西走廊,最后英勇牺牲。上杭的开国将军达27人,其中中将3人。
客家人对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那么,为什么那么多客家人不惜牺牲也要积极投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呢?笔者认为,以下两点是主要原因:一是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深得人心;二是客家人具有爱国爱乡等光荣传统。试作简要分析如下: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发展农业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不会也不可能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近代中国社会问题,实际上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说:“‘耕地农有’便成了广众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毛泽东说:“谁赢得农民就能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就能赢得农民。”因此,“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首先开展了“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完全凝聚了人心,凝聚了客家人。
1928年5月至7月,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颁布《井冈山土地法》,没收一切土地,分给农民。1929年4月,红军在兴国实行《兴国土地法》,没收一切公共及地主阶级的土地。1929年7月,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中共闽西“一大”通过了由邓子恢起草、毛泽东修改的《政治决议案》和《土地问题决议案》,确立了对各阶级的政策和“抽多补少”的分配土地的原则。1930年6月,毛泽东在上杭南阳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即南阳会议),会议通过的《富农问题》决议案中又作出了关于“抽肥补瘦”的决定。这些正确的土地政策,在苏区得到了有效落实,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可以这样说,有多少人分得了土地,就有多少人愿意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离开故土四处迁徙的客家人,对土地更有深厚和迫切的感情。现在土地真正到了自己的手上,客家人怎么不会由衷感谢共产党,誓死跟着共产党呢?
关于客家人具有爱国爱乡等光荣传统,本文在第二部分内容已经阐述。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二者的互为因果,互为作用,互相促进,在土地革命战争、三年游击战争和此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无数客家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跟着共产党奋勇前行,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所以,客家地区会“火红满天”。以上杭来说,上杭成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确立的地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探索实践的地方,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初步形成的地方,是“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土地分配政策完善的地方,是有“九军十八师”美誉的将军县。
四、结论
千年客家祖地,百年红色老区。客家人是中国战争史、移民史的产物,同时又是汉族各民系中最迟形成,总是走在路上,时时为客、处处为客的一支民系,形成了“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崇文重教、爱国爱乡”的客家精神。客家人对家国的感情体会最深,开拓进取、团结图存是最现实的需要,坚韧顽强、敢于斗争是历史形成的必然性格。因此,进入近代史的客家人一旦被进步的思想点燃,必然会爆发出最巨大的呐喊,在探索历史的革命中,就会站在时代的潮头,在惊涛骇浪中无畏前行。客家人与推动历史进程的中国革命有天然的关系,对推动中国进步作出了巨大而重要的贡献。当历史的巨轮进入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客家人一定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完)
(作者系客家族语博物馆负责人,上杭县客家联谊会副会长。本文摘自2021年11月《客家祖地与中国革命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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